韩非子·问田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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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
聖人不見功而接上。
令陽成義渠,
明將也,
而措於毛伯;
公孫亶回,
聖相也,
而關於州部;
何哉?」
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
主有度,
上有術之故也。
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
魏相馮離而亡其國。
二君者驅於聲詞,
眩乎辯說,
不試於毛伯,
不關乎州部,
故有失政亡國之患。
由是觀之,
夫無毛伯之試,
州部之關,
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
全之術也;
修行退智,
遂之道也。
今先生立法術,
設度數,
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
何以效之?
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
秦行商君而富彊,
二子之言已當矣,
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
不逢世遇主之患也。』
逢遇不可必也,
患禍不可斥也,
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
竊為先生無取焉。」
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
夫治天下之柄,
齊民萌之度,
甚未易處也。
然所以廢先王之教,
而行賤臣之所取者,
竊以為立法術,
設度數,
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
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
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
仁智之行也。
憚亂主闇上之患禍,
而避乎死亡之害,
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
貪鄙之為也。
臣不忍嚮貪鄙之為,
不敢傷仁智之行。
先王有幸臣之意,
然有大傷臣之實。」
白话译文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者不从下级职位起步就能得到君主赏识,圣人不显露功绩就能与君主交往。现在阳成义渠是贤明的将领,却被安排在毛伯的职位上;公孙亶回是圣明的相国,却被约束在州部的地方官位上。这是为什么呢?”田鸠说:“这没有别的特殊原因,是因为君主掌握法度,臣下遵循策略的缘故。况且您难道没听说楚国任用宋觚为将而导致政事败坏,魏国任用冯离为相而导致国家灭亡吗?这两位君主被言辞所驱使,被辩论所迷惑,没有让将领在毛伯职位上历练,没有让相国在州部职位上考察,所以才有政事败坏、国家灭亡的祸患。由此看来,没有毛伯的历练,州部的考察,哪里是英明君主的防备之道呢!”
堂谿公对韩非子说:“我听说践行礼制、懂得谦让,是保全自身的办法;修养德行、隐藏智慧,是成就事业的途径。现在先生制定法律策略,设立度量标准,我私下认为这会给自身带来危险。拿什么来验证呢?我听到先生的学说:‘楚国不任用吴起而国势削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的政策而国家富裕强盛,这两位的言论已经很正确了,但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君主和时代。’机遇是不可强求的,灾祸是无法排斥的,放弃保全自身、成就事业的途径而放纵危险的行为,我私下认为先生不该这样做。”韩非子说:“我明白先生的话了。掌握治理天下的权柄,调整民众的法度,确实不容易处理。但我之所以废弃先王的教化,而施行我这个卑微臣子所主张的策略,是因为我认为制定法律策略、设立度量标准,是便利民众、有利于众人的方法。所以我不怕昏庸君主带来的祸患,坚持要用这些来为民众谋取福利,这是仁智的行为。害怕昏庸君主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害,只顾保全自身而看不到民众的利益,那是贪鄙的行为。我不愿做贪鄙之事,也不敢损害仁智的品行。先生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伤害了我真正的追求。”
字词精讲
- 袭下:沿袭下级职位,从低阶官职做起。
- 见功:显露功绩,“见”通“现”。
- 措於毛伯:安排在毛伯的职位。“措”指安置;“毛伯”泛指地方武官职位。
- 关於州部:约束在州部的地方官位。“关”有牵系、局限之意;“州部”指地方行政机构。
- 度:法度、标准。
- 术:策略、手段。
- 驱於声词:被言辞所驱使,指只听信表面言论。
- 眩乎辩说:被辩论所迷惑。“眩”指眼花,引申为迷惑。
- 不试於毛伯,不关乎州部:未曾在毛伯职位上历练,未在州部职位上考察。“试”指检验、历练。
- 备:防备、准备,此处指君主应有的选拔考核制度。
- 服礼辞让:践行礼制、谦逊退让。
- 修行退智:修养德行、隐藏智巧。
- 遂:成就、顺利达成。
- 度数:法度标准。
- 民萌:民众。“萌”通“氓”,指百姓。
- 支解:古代酷刑,肢解身体。
- 车裂:古代酷刑,用马车撕裂身体。
- 肆乎危殆之行:放纵危险的行为。“肆”指放任。
- 齐民萌之度:调整民众的法度。“齐”指整顿、规范。
- 资利:资助利益,此处指民众的福利。
义理赏析
本篇通过两段对话,展现了法家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及韩非子的坚守。第一段借田鸠之口,强调人才必须经过基层历练(“毛伯之试”)与实践检验(“州部之关”),方能承担重任。这体现了法家注重实效、反对空谈的政治理念,暗指选拔制度需以能力为导向,而非仅凭名声言辞。
第二段中,堂谿公以“保身”劝诫韩非子,认为推行法治可能招致祸患,主张明哲保身。韩非子则明确区分“仁智之行”与“贪鄙之为”:若为避祸而放弃为民谋利,是自私之举;反之,不畏艰险以法治利民,才是真正的仁智。他在此提出了法家的核心精神——法治的目的在于“利民萌便众庶”,而非仅仅强化君权。这种将民众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立场,既体现了法家功利主义的积极面,也流露出思想改革者的悲壮色彩。
文章揭示了制度理性与个体风险之间的永恒张力。韩非子的选择提示后人:任何社会变革都需有人承担代价,而真正的仁者往往是在看清风险后仍选择前行。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超越了学派之争,成为士人精神的一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