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一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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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
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戰陣之閒，不厭詐偽。
君其詐之而已矣。」
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
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
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
文公曰：「善。」
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
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
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
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
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
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
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
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
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
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
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
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
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
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
以其善言耶？
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
舅犯則以兼之矣。
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
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
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
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
「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
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
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
舜其信仁乎！
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
其人曰：「堯為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
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
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
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
不可兩得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
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其人弗能應也。
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
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
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
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
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
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
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
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
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
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
願君去此三子者也。」
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
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
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
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
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
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
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
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
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
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
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
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
臣重之實，擅主也。
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
百官修通，群臣輻湊。
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
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
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
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
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
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
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
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
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
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灶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
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
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
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
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
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
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
公曰：「太師誰撞？」
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
公曰：「寡人也。」
師曠曰：「啞！
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左右請除之。
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
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
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
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
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
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
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
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
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
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
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
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
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
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
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
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
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
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
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
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
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
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
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
小臣之行，非刑則戮。
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
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
郤子因曰：「胡不以徇？」
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
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
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
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
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
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
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
是子言分謗也？
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
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
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
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
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
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
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
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
於是立以為仲父。
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
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
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
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
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
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
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
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
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
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
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
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
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
主有術，兩用不為患；
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
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
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白话译文
晋文公准备与楚国人作战，召见舅犯询问道：“我将与楚人交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该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注重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太多；两军对阵的时候，不嫌欺诈手段太多。您只管用计诈敌就行了。”文公辞别舅犯，又召见雍季问道：“我将与楚人交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该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山林来打猎，虽然能暂时多得野兽，但以后一定没有野兽可打了；用欺诈手段对付百姓，虽然能暂时得逞，但以后一定不能再让百姓顺从了。”文公说：“说得好。”辞别了雍季，文公采用了舅犯的计谋与楚人交战，打败了楚军。回国后颁发赏赐，把雍季排在前面，舅犯排在后面。群臣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舅犯的计谋，采纳他的计谋却把他排在后面，这样可以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话，是权宜之计；雍季的话，是千秋万代的利益。”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文公成就霸业是应该的啊！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千秋万代的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问题。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来回答。所问的问题宏大，却用卑下狭隘的话来回答，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如今文公问的是以少敌多的办法，雍季却回答说“以后一定不能再让百姓顺从”，这不是回应问题的正理。而且文公既不懂得权宜之计，也不懂得千秋万代的利益。打了胜仗，国家就能安定，自身位置就能稳固，军队就能强大，威势就能确立，即使以后不能再用同样的方法取胜，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利益了，千秋万代的利益，还担心它不来吗？如果打了败仗，国家就会灭亡，军队就会衰弱，自己性命难保，名声泯灭，连眼前的死都避免不了，哪里还有闲暇去考虑千秋万代的利益？要获得千秋万代的利益，就在于今天的胜利；而今天的胜利，就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欺诈敌人，这就是千秋万代的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问题。况且文公也不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的“不厌诈伪”，不是指欺诈自己的百姓，而是说要欺诈敌人。敌人，是我们要征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打交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公之所以把雍季排在前面，是因为他的功劳吗？那么打败楚军，是舅犯的计谋啊；是因为他的好话吗？那么雍季只是说以后不能再用同样的方法，这算不上什么好话。舅犯则两者兼备了。舅犯说“注重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太多”，忠，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是用来不欺骗百姓的。既然已经爱护而不欺骗了，还有什么话比这更好呢？但他又说在军阵中不嫌欺诈，这是战争中的策略。舅犯先前有好话，后来有战功，所以舅犯有两项功劳却后受赏，雍季没有一项功劳却先受赏。“文公成就霸业是应该的”，孔子也不懂得正确的赏赐之道。
历山的农夫互相侵占田界，舜去那里耕种，一年后，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争夺打鱼的地方，舜去那里打鱼，一年后，都谦让长者。东夷的陶工做的陶器粗劣，舜去那里制作陶器，一年后，陶器都变得坚固了。孔子赞叹道：“耕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舜却去亲力亲为，是为了挽救败坏的风气。舜真是个仁人啊！他亲身劳苦，承受艰辛，百姓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在这个时候，尧在哪里？”那人回答：“尧是天子。”“那么孔子为什么又尊崇尧呢？圣人身居上位，明察秋毫，应该使天下没有奸邪。如今耕田打鱼不争了，陶器也不粗劣了，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舜去挽救败坏的风气，这说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能，就否定了尧的明察；尊崇尧，就否定了舜的德化；两者不能同时成立。楚国有个卖盾和矛的人，夸耀说：‘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什么能刺穿它。’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没有什么刺不穿。’有人问：‘用你的矛刺你的盾，怎么样？’那人回答不上来。不可能被刺穿的盾和无所不穿的矛，不能同时存在。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被称赞，就像矛与盾的说法一样。况且舜挽救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舜是有限的，寿命也是有限的，而天下的过错是无穷无尽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赶无穷尽的过错，能纠正的太少了。奖赏和惩罚是让天下人都必须遵守的方法，法令规定：‘符合标准的就奖赏，不符合标准的就惩罚。’法令早上颁布，晚上情况就会改变；晚上颁布，早上情况就会改变；十天之内天下就都能贯彻了，为什么要等一年呢？舜还是不采用这种让尧听从自己的方法，却要亲自去做，这不是不懂治国之术吗？况且亲自劳苦然后感化百姓，对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是困难的事；处在权位上，发布命令就能管理下属，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容易做到。要治理天下，放弃平庸君主都容易做到的事，却去追求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这样的人是不能参与治国理政的。”
管仲生了病，齐桓公前往探问，说：“仲父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有什么要教导寡人的吗？”管仲说：“即使您不问，臣本来也要禀告。希望您远离竖刁，斥退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掌管膳食，您只差人肉没尝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现在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能爱您呢？您好女色又善妒，竖刁就自己阉割了来管理后宫；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怎能爱您呢？我听说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几天路程可到，他却抛弃母亲很久不回家探望，连自己母亲都不爱，怎能爱您呢？我听说：‘虚假的伪装不会长久，掩盖的谎言不会持久。’希望您远离这三个人。”管仲死后，桓公没有听从，等到桓公去世，尸体腐烂生蛆，无人收葬。
有人说：管仲告诉桓公的这些话，不是有法度者的言论。管仲建议除去竖刁、易牙，是因为他们不惜自身来迎合君主的欲望。说“不惜自身，怎能爱君”，那么如果有臣子竭尽死力来效忠君主，管仲是不会任用他的。说“不惜死力，怎能爱君”，这是让君主除掉忠臣。而且用不爱惜自身来推断他不爱惜君主，这是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殉死，来推断他也不会为桓公效死，那么管仲也属于应该除掉的人了。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不是这样的，而是设定百姓所希望的东西来让他们建功立业，所以设置爵位俸禄来鼓励他们；设定百姓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所以设置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刑罚必行，那么君主就能从臣子中选拔功臣，奸邪也不会在上层产生，即使有竖刁之类的人，又能对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子竭尽死力来与君主交换利益，君主拿出爵位俸禄来与臣子交换，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父子那样的亲情，而是靠算计利害得失来维持的。君主有道，臣子就会尽力效劳，奸邪就不会产生；君主无道，臣子就会蒙蔽君主的明智，在下面谋取私利。管仲没有把这些法度数术告诉桓公，只是让他除掉竖刁，除掉一个竖刁，又会来一个，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根本方法。而且桓公之所以死后尸体腐烂生蛆无人收葬，是因为臣子权力过重；臣子权力过重的实质，就是专擅君主。有了专擅君主的臣子，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贯彻，臣子的情况也无法上达君主，一个人的力量就能隔绝君主与群臣之间，使得好坏消息都无法听到，祸福都无法相通，所以才会有死后无人收葬的祸患。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一个人不兼任多个官职，一个官职不兼管多种事务。地位低下的人不需等待地位高的人推荐才被进用，根据议论评价，大臣不依靠君主身边近臣的引荐才能被召见。百官得到整治而上下通达，群臣就像车辐条聚向车毂一样聚集在君主周围。有奖赏的人，君主能看到他的功劳；有处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罪过。君主在事前能清楚了解情况，奖赏和处罚在事后也不会有偏差，哪里会有死后无人收葬的祸患呢？管仲没有把这些道理告诉桓公，只是让他除掉那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中，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人五个，高赫得了头功。张孟谈问：“晋阳之战，高赫没有什么大功劳，现在却得了头功，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被围时，我的国家危急，社稷存亡悬于一线。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露出骄傲轻慢神情的，只有高赫没有丧失君臣的礼节，所以先奖赏他。”孔子听说后，说：“襄子的赏赐做得好啊！赏赐一个人，天下做臣子的就没人敢失礼节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正确的赏罚。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侵越职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定法度，下面的人就没有奸诈的心思，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赏罚。假如襄子在晋阳被围时，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那就是襄子没有国家，晋阳没有君主了，那还能和谁一起守城呢？如今襄子在晋阳时，智伯引水灌城，连舂米的臼和灶里都生出了乌龟，但百姓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君臣亲近的表现；襄子拥有君臣亲近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律，却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这是襄子没有实行惩罚。作为臣子，为君主办事有了功劳就应该奖赏。现在高赫仅仅是没有骄傲轻慢，襄子就奖赏他，这是奖赏失当。英明的君主奖赏不给无功之人，处罚不加于无罪之人。如今襄子不惩罚那些骄傲轻慢的臣子，却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襄子的赏赐好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正确的赏罚。
晋平公和群臣饮酒，喝到酣畅时，感叹道：“没有比做国君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违背。”师旷坐在面前，拿起琴就朝平公砸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撞在墙上摔坏了。平公问：“太师要砸谁？”师旷说：“刚才有个小人在旁边说话，所以砸他。”平公说：“说话的是寡人啊。”师旷说：“哎呀！这不是做君主该说的话。”左右侍从请求除掉师旷。平公说：“放了他，用这件事作为寡人的警戒。”
有人说：平公丧失了为君之道，师旷丧失了为臣之礼。指出君主的过失并要求惩罚他，是臣子对君主的态度；指出君主的过失并提出劝谏，劝谏不听就远离他，是臣子对君主的本分。如今师旷不指出平公的过失，不提出人臣应尽的劝谏，却实行君主才能行使的诛罚，拿起琴砸向君主身体，这是颠倒了上下的位置，丧失了做臣子的礼节。作为臣子，君主有过错就要劝谏，劝谏不听就放弃爵位俸禄以待时机，这才是臣子的礼义。如今师旷不指出平公的过错，却拿起琴砸向君主身体，即使是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而师旷却对君主这样做，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臣子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却高兴地听从，这是丧失了为君之道。所以平公的所作所为，不能加以阐明，会让君主犯错而自己还不知道过失。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加以阐明，会让奸臣借口极谏来掩饰弑君的图谋。不能说两人都做得对，应该说两人都有过错。所以说：平公丧失了为君之道，师旷也丧失了为臣之礼。
齐桓公时，有个叫小臣稷的隐士，桓公三次亲自前往都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轻视爵位俸禄，也就无法改变万乘之君的意志；万乘之君，如果不好仁义，也就无法礼遇布衣之士。”于是五次前往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仁义，就是忧心天下的祸害，奔赴一国的急难，不避卑下和屈辱，这才叫做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混乱，通过做汤的厨师来求见；百里奚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来求见穆公；他们都是忧心天下的祸害，奔赴一国的急难，不推辞卑下和屈辱，所以称为仁义。如今桓公以万乘君主的尊贵，屈尊去见一个平民士人，是想要为齐国忧虑，但小臣稷不肯出仕，可见小臣稷是忘记百姓的人，忘记百姓的人不能称为仁义。仁义的人，不失去做臣子的礼节，不破坏君臣的名分。所以在四境之内，手持玉帛来朝拜君主的叫做臣，官员分担职务接受政令的叫做民。现在小臣稷身为百姓中的一员，却违背君主的意愿，所以不能称为仁义。仁义不在他身上，桓公却还要礼遇他。如果小臣稷有才能智慧而躲避桓公，这是隐居，应该受刑；如果他没有才能智慧却虚妄地对桓公骄傲矜持，这是欺骗，应该被杀；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刑就是该杀。桓公不能理清君臣之间的伦理，却去礼遇该受刑杀的人，这是桓公在齐国用轻视上级、侮辱君主的风气来教化百姓，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靡笄之战时，韩献子（韩厥）要斩杀一个人，郤献子（郤克）听说后，驾车赶去救人，等到了，人已经被杀了。郤献子于是说：“为什么不把尸体示众？”他的车夫说：“刚才您不是要去救他吗？”郤献子说：“我怎能不分担被指责的罪名呢？”
有人说：郤献子的话不能不深思，这并不是分担罪名。韩献子所要斩杀的，如果是有罪的人，那就不能救，救有罪的人，是败坏法制，法制败坏国家就会混乱；如果是无罪的人，郤献子却建议把尸体示众，这是加重对无辜者的伤害，加重伤害无辜者，就是百姓产生怨恨的根源，百姓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郤献子的话，不是导致国家危险就是导致混乱，不能不深思。况且如果韩献子所斩杀的是有罪的人，郤献子又何必分担罪名呢？如果斩杀的是无罪的人，人已经被杀了，郤献子才赶到，这时韩献子已经被指责了，郤献子随后才到。郤献子说“把尸体示众”，不足以分担韩献子被指责的罪名，反而又产生了新的指责。这能说是分担罪名吗？从前商纣王制造炮烙酷刑，崇侯虎、恶来又建议砍断涉水者的小腿，这怎么能分担纣王被指责的罪名呢？况且百姓对君主的期望是很高的，韩献子没有满足百姓的期望，百姓就指望郤献子能满足；如今郤献子也没有满足，百姓就对君主绝望了，所以说：郤献子的话不是分担罪名，而是增加罪名。而且郤献子去救韩献子要杀的人，是认为韩献子做错了，但他不指出韩献子为什么错，却建议“把尸体示众”，这是让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这样既让百姓对君主绝望，又让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实在看不出郤献子的话是如何分担罪名的。
齐桓公解开管仲身上的绳索，任用他为相。管仲说：“臣子受宠了，但臣子地位卑微。”桓公说：“让你的地位立在高氏、国氏两位世卿之上。”管仲说：“臣子尊贵了，但臣子贫穷。”桓公说：“让你有三归的采邑（指封地收入丰厚）。”管仲说：“臣子富裕了，但臣子与君主疏远。”于是桓公尊称他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贱就不能治理国家，所以请求立于高氏、国氏之上；认为贫穷就不能治理富人，所以请求拥有三归；认为关系疏远就不能治理亲近的人，所以请求成为仲父。管仲不是贪婪，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有人说：如今即使让奴仆奉君主之命去命令卿相，没有人敢不听从，这不是因为奴仆尊贵而卿相卑贱，而是君主命令所加，没人敢不服从。如今让管仲治理国家，却不依靠桓公的权威，这是无视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治理。如果依靠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能做到的事，为什么要等到拥有高氏、国氏的尊贵和仲父的地位才能推行呢？当今执行政令的都丞之类的官员下达征召命令，不会回避尊贵的人，也不会迁就卑贱的人。所以按照法制推行的政令，即使是巷伯（宦官）也能让卿相信服；不按照法制推行的政令，即使是高官也会屈服于平民。如今管仲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彰明法制，却热衷于增加宠信和爵禄，这不是管仲贪婪富贵，就是愚昧而不懂治国之术。所以说：管仲有失当的行为，霄略有过分的赞誉。
韩宣王问樛留：“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从前魏国同时重用楼鼻和翟强，结果丢失了西河；楚国同时重用昭奚恤和景阳，结果丢失了鄢、郢。现在您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他们一定会争权夺利并且向外敌出卖国家利益，那么国家必定会忧患重重了。”
有人说：从前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和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和仲虺。如果同时任用臣子就会导致国家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了。
字词精讲
- 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闲，不厌诈伪：繁礼，注重礼仪。厌，满足。闲，同“间”，期间。此句意为：注重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太多；两军交战之时，不嫌诈伪手段太多。体现了儒家重礼信与兵家重权谋的张力。
- 一时之权 vs. 万世之利：权，权宜之计，临时变通的办法。万世之利，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此为全文核心矛盾之一，探讨短期策略与长期价值的取舍。
- 焚林而田，偷取多兽：田，通“畋”，打猎。偷取，苟且获取。比喻只顾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
- 不当文公之问：当，切合，针对。意为雍季的回答没有切中文公问题的要害（如何以少敌多）。
- 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拔拂，摆脱。意为连眼前的生死危急都顾不上。
- 伐谋：《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舅犯之“诈”属于伐谋的一种具体运用。
- 不谓诈其民，请诈其敌也：明确区分“诡道”的对象——对敌不对民。这是法家权术与治国之道的重要分野。
-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矜伪，骄矜虚伪。盖虚，掩盖虚假。指虚假的东西不能长久。
- 设民所欲以求其功：设，设定。指通过设立爵禄等民众所欲求的奖赏来激励其立功，这是法家“赏罚二柄”的具体运用。
- 计数之所出也：计数，算计，衡量利害得失。指君臣关系本质是利益交换。
- 擅主：专擅君主之权，架空君主。
- 失赏/善赏：失赏，赏罚失当。善赏，善于赏罚。韩非在此批评了孔子对“赏”的理解，强调赏罚必须精准指向“功劳”与“礼法”，而非抽象的“礼节”。
- 非分谤也，益谤也：分谤，分担指责。益谤，增加指责。认为郤献子的行为不仅没能分担韩献子的责任，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
- 以便治也：以便治，为了便于治理。霄略为管仲索要高位厚禄辩护，认为这是治理所需的工具。
- 不缘桓公：缘，依靠，凭借。指不依靠桓公的权威，而是追求个人地位。
- 两用…其可乎：两用，同时重用两人。这是权术中常见的“分权制衡”问题，但韩非指出若两人争斗或勾结外敌，则适得其反。
义理赏析
《难一》篇是韩非对儒家经典叙事和言论的集中批判，体现了其冷峻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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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与“常”的辩证思考：通过晋文公赏赐的故事，韩非并非否定“万世之利”的价值，而是强调在具体情境中（如生死存亡之战），“一时之权”（诈术）是实现“万世之利”（国家安定）的必要手段。他批评雍季的回答脱离实际，也批评孔子不理解赏罚必须精准对应实际功劳（舅犯的谋与功）。这揭示了政治实践中手段与目的、短期策略与长期目标的复杂关系，反对空谈道德而无视现实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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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化”与“法治”的深刻对立：在舜耕历山的故事中，韩非尖锐指出，圣人“躬亲”德化的模式在逻辑上（与尧的明察矛盾）和实践上（天下过错无穷而圣人寿命有限）都行不通。他推崇的是“赏罚必信”的法令制度，强调制度化的管理远比依赖个人的道德感化更有效、更可靠。这是对儒家圣王史观和德治理想的根本性质疑，主张用明确、即时、普惠的规则取代对个人品德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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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臣关系本质的揭露：管仲临终遗言与桓公之死的故事，被韩非用来阐释其“君臣计数”的观点。君臣之间并非基于父子亲情的道德关系，而是基于利益交换的契约关系。君主的权威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法制和赏罚机制上，而非依赖臣子的个人品德。管仲劝桓公除掉“不爱身者”，在韩非看来是肤浅的（因为“爱君”不可靠），未能触及建立“法、术、势”相结合的控制体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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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赏罚机制的精密要求：赵襄子赏高赫、晋平公与师旷、韩宣王问两用等故事，都围绕“赏罚得当”这一核心。韩非认为，赏罚是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终极杠杆，必须极其精准、严格、客观：赏必须对应实实在在的功劳（而非仅仅是“不失礼”），罚必须针对确凿的罪行。任何模糊、过度或基于人情的赏罚，都会破坏法制的信用，导致臣下无所适从或心生怨望，最终危及君权和国家稳定。
现实启示： 韩非的论述虽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但其揭示的某些管理原则具有跨时代的参考价值。
- 情境化决策：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需要灵活运用非常规手段（权），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与常规原则（常）的区别及潜在代价。
- 制度优于道德说教：依靠个人品德或魅力维系的组织往往脆弱且难以复制，建立清晰、稳定、执行到位的规章制度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 激励与约束的对称性：赏罚必须公信、及时、匹配功过，形成清晰的预期。奖赏不实（如无功受赏）或惩罚不公（如有罪不罚），都会侵蚀组织效能。
- 警惕权力失控与信息隔绝：当权臣“擅主”，隔绝上下信息通道时，君主（决策者）将失去掌控力，导致灾难性后果。保持信息渠道畅通和权力制衡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