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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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晋文公准备与楚国人作战，召见舅犯询问道：我将与楚人交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该怎么办

## 原文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闲，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於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於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请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诈伪者，军旅之计也。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雍季无一焉而先赏。「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将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将谒之。愿君去竖刁，除易牙，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尝，易牙烝其子首而进之；夫人情莫不爱其子，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君妒而好内，竖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闻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臣闻之：『矜伪不长，盖虚不久。』愿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虫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曰「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弗用也。曰「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於臣，而奸不用於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於桓公也，使去竖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虫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论，大臣不因左右而见。百官修通，群臣辐凑。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於前，赏罚不弊於后，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无度矣。
襄子围於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於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今襄子於晋阳也，知氏灌之，臼灶生龟，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於无功，罚不加於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於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於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夫非其行而诛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则陈其言，善谏不听则远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行，不陈人臣之谏，而行人主之诛，举琴而亲其体，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礼也。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义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过，举琴而亲其体，虽严父不加於子，而师旷行之於君，此大逆之术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听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过於听而不悟其失。师旷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奸臣袭极谏而饰弑君之道。不可谓两明，此为两过。故曰：平公失君道，师旷亦失臣礼矣。
齐桓公时，有处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见。桓公曰：「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见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义。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于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道为虏于穆公；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见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执会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众，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而礼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轻上侮君之俗教於齐国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义。
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闻之，驾往救之，比至，则已斩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谤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谤也。韩子之所斩也，若罪人则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若非罪人，则劝之以徇，劝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则国危。郤子之言，非危则乱，不可不察也。且韩子之所斩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斩若非罪人，则已斩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韩子之谤已成，而郤子且后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斩人之谤，而又生徇之谤。是子言分谤也？昔者纣为炮烙，崇侯、恶来又曰斩涉者之胫也，奚分於纣之谤？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韩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则民绝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谤也，益谤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韩子为非也，不道其所以为非，而劝之「以徇」，是使韩子不知其过也。夫下使民望绝於上，又使韩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谤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国，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获奉君令诏卿相，莫敢不听，非卿相卑而臧获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缘桓公，是无君也，国无君不可以为治。若负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获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国、仲父之尊而后行哉？当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贵，不就卑贱。故行之而法者，虽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虽大吏诎乎民萌。今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
韩宣王问於樛留：「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对曰：「昔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两用公仲、公叔，此必将争事而外市，则国必忧矣。」
或曰：昔者齐桓公两用管仲、鲍叔，成汤两用伊尹、仲虺。夫两用臣者国之忧，则是桓公不霸，成汤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齿而手死乎东庙，主父一用李兑，减食而死。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则专制而劫弑。今留无术以规上，使其主去两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忧，则必有身死减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晋文公准备与楚国人作战，召见舅犯询问道：“我将与楚人交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该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注重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太多；两军对阵的时候，不嫌欺诈手段太多。您只管用计诈敌就行了。”文公辞别舅犯，又召见雍季问道：“我将与楚人交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该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山林来打猎，虽然能暂时多得野兽，但以后一定没有野兽可打了；用欺诈手段对付百姓，虽然能暂时得逞，但以后一定不能再让百姓顺从了。”文公说：“说得好。”辞别了雍季，文公采用了舅犯的计谋与楚人交战，打败了楚军。回国后颁发赏赐，把雍季排在前面，舅犯排在后面。群臣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舅犯的计谋，采纳他的计谋却把他排在后面，这样可以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话，是权宜之计；雍季的话，是千秋万代的利益。”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文公成就霸业是应该的啊！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千秋万代的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问题。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来回答。所问的问题宏大，却用卑下狭隘的话来回答，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如今文公问的是以少敌多的办法，雍季却回答说“以后一定不能再让百姓顺从”，这不是回应问题的正理。而且文公既不懂得权宜之计，也不懂得千秋万代的利益。打了胜仗，国家就能安定，自身位置就能稳固，军队就能强大，威势就能确立，即使以后不能再用同样的方法取胜，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利益了，千秋万代的利益，还担心它不来吗？如果打了败仗，国家就会灭亡，军队就会衰弱，自己性命难保，名声泯灭，连眼前的死都避免不了，哪里还有闲暇去考虑千秋万代的利益？要获得千秋万代的利益，就在于今天的胜利；而今天的胜利，就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欺诈敌人，这就是千秋万代的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问题。况且文公也不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的“不厌诈伪”，不是指欺诈自己的百姓，而是说要欺诈敌人。敌人，是我们要征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打交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公之所以把雍季排在前面，是因为他的功劳吗？那么打败楚军，是舅犯的计谋啊；是因为他的好话吗？那么雍季只是说以后不能再用同样的方法，这算不上什么好话。舅犯则两者兼备了。舅犯说“注重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太多”，忠，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是用来不欺骗百姓的。既然已经爱护而不欺骗了，还有什么话比这更好呢？但他又说在军阵中不嫌欺诈，这是战争中的策略。舅犯先前有好话，后来有战功，所以舅犯有两项功劳却后受赏，雍季没有一项功劳却先受赏。“文公成就霸业是应该的”，孔子也不懂得正确的赏赐之道。

历山的农夫互相侵占田界，舜去那里耕种，一年后，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争夺打鱼的地方，舜去那里打鱼，一年后，都谦让长者。东夷的陶工做的陶器粗劣，舜去那里制作陶器，一年后，陶器都变得坚固了。孔子赞叹道：“耕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舜却去亲力亲为，是为了挽救败坏的风气。舜真是个仁人啊！他亲身劳苦，承受艰辛，百姓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在这个时候，尧在哪里？”那人回答：“尧是天子。”“那么孔子为什么又尊崇尧呢？圣人身居上位，明察秋毫，应该使天下没有奸邪。如今耕田打鱼不争了，陶器也不粗劣了，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舜去挽救败坏的风气，这说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能，就否定了尧的明察；尊崇尧，就否定了舜的德化；两者不能同时成立。楚国有个卖盾和矛的人，夸耀说：‘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什么能刺穿它。’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没有什么刺不穿。’有人问：‘用你的矛刺你的盾，怎么样？’那人回答不上来。不可能被刺穿的盾和无所不穿的矛，不能同时存在。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被称赞，就像矛与盾的说法一样。况且舜挽救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舜是有限的，寿命也是有限的，而天下的过错是无穷无尽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赶无穷尽的过错，能纠正的太少了。奖赏和惩罚是让天下人都必须遵守的方法，法令规定：‘符合标准的就奖赏，不符合标准的就惩罚。’法令早上颁布，晚上情况就会改变；晚上颁布，早上情况就会改变；十天之内天下就都能贯彻了，为什么要等一年呢？舜还是不采用这种让尧听从自己的方法，却要亲自去做，这不是不懂治国之术吗？况且亲自劳苦然后感化百姓，对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是困难的事；处在权位上，发布命令就能管理下属，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容易做到。要治理天下，放弃平庸君主都容易做到的事，却去追求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这样的人是不能参与治国理政的。”

管仲生了病，齐桓公前往探问，说：“仲父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有什么要教导寡人的吗？”管仲说：“即使您不问，臣本来也要禀告。希望您远离竖刁，斥退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掌管膳食，您只差人肉没尝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现在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能爱您呢？您好女色又善妒，竖刁就自己阉割了来管理后宫；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怎能爱您呢？我听说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几天路程可到，他却抛弃母亲很久不回家探望，连自己母亲都不爱，怎能爱您呢？我听说：‘虚假的伪装不会长久，掩盖的谎言不会持久。’希望您远离这三个人。”管仲死后，桓公没有听从，等到桓公去世，尸体腐烂生蛆，无人收葬。

有人说：管仲告诉桓公的这些话，不是有法度者的言论。管仲建议除去竖刁、易牙，是因为他们不惜自身来迎合君主的欲望。说“不惜自身，怎能爱君”，那么如果有臣子竭尽死力来效忠君主，管仲是不会任用他的。说“不惜死力，怎能爱君”，这是让君主除掉忠臣。而且用不爱惜自身来推断他不爱惜君主，这是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殉死，来推断他也不会为桓公效死，那么管仲也属于应该除掉的人了。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不是这样的，而是设定百姓所希望的东西来让他们建功立业，所以设置爵位俸禄来鼓励他们；设定百姓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所以设置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刑罚必行，那么君主就能从臣子中选拔功臣，奸邪也不会在上层产生，即使有竖刁之类的人，又能对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子竭尽死力来与君主交换利益，君主拿出爵位俸禄来与臣子交换，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父子那样的亲情，而是靠算计利害得失来维持的。君主有道，臣子就会尽力效劳，奸邪就不会产生；君主无道，臣子就会蒙蔽君主的明智，在下面谋取私利。管仲没有把这些法度数术告诉桓公，只是让他除掉竖刁，除掉一个竖刁，又会来一个，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根本方法。而且桓公之所以死后尸体腐烂生蛆无人收葬，是因为臣子权力过重；臣子权力过重的实质，就是专擅君主。有了专擅君主的臣子，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贯彻，臣子的情况也无法上达君主，一个人的力量就能隔绝君主与群臣之间，使得好坏消息都无法听到，祸福都无法相通，所以才会有死后无人收葬的祸患。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一个人不兼任多个官职，一个官职不兼管多种事务。地位低下的人不需等待地位高的人推荐才被进用，根据议论评价，大臣不依靠君主身边近臣的引荐才能被召见。百官得到整治而上下通达，群臣就像车辐条聚向车毂一样聚集在君主周围。有奖赏的人，君主能看到他的功劳；有处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罪过。君主在事前能清楚了解情况，奖赏和处罚在事后也不会有偏差，哪里会有死后无人收葬的祸患呢？管仲没有把这些道理告诉桓公，只是让他除掉那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中，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人五个，高赫得了头功。张孟谈问：“晋阳之战，高赫没有什么大功劳，现在却得了头功，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被围时，我的国家危急，社稷存亡悬于一线。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露出骄傲轻慢神情的，只有高赫没有丧失君臣的礼节，所以先奖赏他。”孔子听说后，说：“襄子的赏赐做得好啊！赏赐一个人，天下做臣子的就没人敢失礼节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正确的赏罚。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侵越职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定法度，下面的人就没有奸诈的心思，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赏罚。假如襄子在晋阳被围时，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那就是襄子没有国家，晋阳没有君主了，那还能和谁一起守城呢？如今襄子在晋阳时，智伯引水灌城，连舂米的臼和灶里都生出了乌龟，但百姓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君臣亲近的表现；襄子拥有君臣亲近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律，却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这是襄子没有实行惩罚。作为臣子，为君主办事有了功劳就应该奖赏。现在高赫仅仅是没有骄傲轻慢，襄子就奖赏他，这是奖赏失当。英明的君主奖赏不给无功之人，处罚不加于无罪之人。如今襄子不惩罚那些骄傲轻慢的臣子，却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襄子的赏赐好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正确的赏罚。

晋平公和群臣饮酒，喝到酣畅时，感叹道：“没有比做国君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违背。”师旷坐在面前，拿起琴就朝平公砸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撞在墙上摔坏了。平公问：“太师要砸谁？”师旷说：“刚才有个小人在旁边说话，所以砸他。”平公说：“说话的是寡人啊。”师旷说：“哎呀！这不是做君主该说的话。”左右侍从请求除掉师旷。平公说：“放了他，用这件事作为寡人的警戒。”

有人说：平公丧失了为君之道，师旷丧失了为臣之礼。指出君主的过失并要求惩罚他，是臣子对君主的态度；指出君主的过失并提出劝谏，劝谏不听就远离他，是臣子对君主的本分。如今师旷不指出平公的过失，不提出人臣应尽的劝谏，却实行君主才能行使的诛罚，拿起琴砸向君主身体，这是颠倒了上下的位置，丧失了做臣子的礼节。作为臣子，君主有过错就要劝谏，劝谏不听就放弃爵位俸禄以待时机，这才是臣子的礼义。如今师旷不指出平公的过错，却拿起琴砸向君主身体，即使是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而师旷却对君主这样做，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臣子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却高兴地听从，这是丧失了为君之道。所以平公的所作所为，不能加以阐明，会让君主犯错而自己还不知道过失。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加以阐明，会让奸臣借口极谏来掩饰弑君的图谋。不能说两人都做得对，应该说两人都有过错。所以说：平公丧失了为君之道，师旷也丧失了为臣之礼。

齐桓公时，有个叫小臣稷的隐士，桓公三次亲自前往都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轻视爵位俸禄，也就无法改变万乘之君的意志；万乘之君，如果不好仁义，也就无法礼遇布衣之士。”于是五次前往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仁义，就是忧心天下的祸害，奔赴一国的急难，不避卑下和屈辱，这才叫做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混乱，通过做汤的厨师来求见；百里奚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来求见穆公；他们都是忧心天下的祸害，奔赴一国的急难，不推辞卑下和屈辱，所以称为仁义。如今桓公以万乘君主的尊贵，屈尊去见一个平民士人，是想要为齐国忧虑，但小臣稷不肯出仕，可见小臣稷是忘记百姓的人，忘记百姓的人不能称为仁义。仁义的人，不失去做臣子的礼节，不破坏君臣的名分。所以在四境之内，手持玉帛来朝拜君主的叫做臣，官员分担职务接受政令的叫做民。现在小臣稷身为百姓中的一员，却违背君主的意愿，所以不能称为仁义。仁义不在他身上，桓公却还要礼遇他。如果小臣稷有才能智慧而躲避桓公，这是隐居，应该受刑；如果他没有才能智慧却虚妄地对桓公骄傲矜持，这是欺骗，应该被杀；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刑就是该杀。桓公不能理清君臣之间的伦理，却去礼遇该受刑杀的人，这是桓公在齐国用轻视上级、侮辱君主的风气来教化百姓，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靡笄之战时，韩献子（韩厥）要斩杀一个人，郤献子（郤克）听说后，驾车赶去救人，等到了，人已经被杀了。郤献子于是说：“为什么不把尸体示众？”他的车夫说：“刚才您不是要去救他吗？”郤献子说：“我怎能不分担被指责的罪名呢？”

有人说：郤献子的话不能不深思，这并不是分担罪名。韩献子所要斩杀的，如果是有罪的人，那就不能救，救有罪的人，是败坏法制，法制败坏国家就会混乱；如果是无罪的人，郤献子却建议把尸体示众，这是加重对无辜者的伤害，加重伤害无辜者，就是百姓产生怨恨的根源，百姓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郤献子的话，不是导致国家危险就是导致混乱，不能不深思。况且如果韩献子所斩杀的是有罪的人，郤献子又何必分担罪名呢？如果斩杀的是无罪的人，人已经被杀了，郤献子才赶到，这时韩献子已经被指责了，郤献子随后才到。郤献子说“把尸体示众”，不足以分担韩献子被指责的罪名，反而又产生了新的指责。这能说是分担罪名吗？从前商纣王制造炮烙酷刑，崇侯虎、恶来又建议砍断涉水者的小腿，这怎么能分担纣王被指责的罪名呢？况且百姓对君主的期望是很高的，韩献子没有满足百姓的期望，百姓就指望郤献子能满足；如今郤献子也没有满足，百姓就对君主绝望了，所以说：郤献子的话不是分担罪名，而是增加罪名。而且郤献子去救韩献子要杀的人，是认为韩献子做错了，但他不指出韩献子为什么错，却建议“把尸体示众”，这是让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这样既让百姓对君主绝望，又让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实在看不出郤献子的话是如何分担罪名的。

齐桓公解开管仲身上的绳索，任用他为相。管仲说：“臣子受宠了，但臣子地位卑微。”桓公说：“让你的地位立在高氏、国氏两位世卿之上。”管仲说：“臣子尊贵了，但臣子贫穷。”桓公说：“让你有三归的采邑（指封地收入丰厚）。”管仲说：“臣子富裕了，但臣子与君主疏远。”于是桓公尊称他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贱就不能治理国家，所以请求立于高氏、国氏之上；认为贫穷就不能治理富人，所以请求拥有三归；认为关系疏远就不能治理亲近的人，所以请求成为仲父。管仲不是贪婪，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有人说：如今即使让奴仆奉君主之命去命令卿相，没有人敢不听从，这不是因为奴仆尊贵而卿相卑贱，而是君主命令所加，没人敢不服从。如今让管仲治理国家，却不依靠桓公的权威，这是无视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治理。如果依靠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能做到的事，为什么要等到拥有高氏、国氏的尊贵和仲父的地位才能推行呢？当今执行政令的都丞之类的官员下达征召命令，不会回避尊贵的人，也不会迁就卑贱的人。所以按照法制推行的政令，即使是巷伯（宦官）也能让卿相信服；不按照法制推行的政令，即使是高官也会屈服于平民。如今管仲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彰明法制，却热衷于增加宠信和爵禄，这不是管仲贪婪富贵，就是愚昧而不懂治国之术。所以说：管仲有失当的行为，霄略有过分的赞誉。

韩宣王问樛留：“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从前魏国同时重用楼鼻和翟强，结果丢失了西河；楚国同时重用昭奚恤和景阳，结果丢失了鄢、郢。现在您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他们一定会争权夺利并且向外敌出卖国家利益，那么国家必定会忧患重重了。”

有人说：从前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和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和仲虺。如果同时任用臣子就会导致国家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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