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二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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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
近市，
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
待市食，
而朝暮趨之，
不可以遠。」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
識貴賤乎？」
是時景公繁於刑，
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
景公曰：「何故？」
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
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
非其誠也，
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此不察治之患也。
夫刑當無多，
不當無少，
無以不當聞，
而以太多說，
無術之患也。
敗軍之誅以千百數，
猶北不止。
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
而姦尚不盡。
今晏子不察其當否，
而以太多為說，
不亦妄乎！
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惠盜賊者傷良民。
今緩刑罰，
行寬惠，
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
遺其冠，
恥之，
三日不朝。
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
公胡其不雪之以政？」
公曰：「胡其善。」
因發倉囷，
賜貧窮；
論囹圄，
出薄惱。
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
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
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
論囹圄而出薄惱，
非義也，
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
桓公宿義，
須遺冠而後行之，
則是桓公行義，
非為遺冠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
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
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
是賞無功也；
論囹圄而出薄惱者，
是不誅過也。
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
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
此亂之本也，
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
克莒、
舉酆，
三舉事而紂惡之，
文王乃懼，
請入洛西之地、
赤壤之國、
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
天下皆說。
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
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智哉文王！
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
不亦過乎！
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
是以身不及於患也。
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
以其不得人心耶？
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
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
己又輕地以收人心，
是重見疑也。
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
鄭長者有言：「體道，
無為、
無見也。」
此最宜於文王矣，
不使人疑之也。
仲尼以文王為智，
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不識臣之力也？
君之力也？」
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賓胥無善削縫，
隰朋善純緣，
衣成，
君舉而服之，
亦臣之力也，
君何力之有？」
師曠伏琴而笑之。
公曰：「太師奚笑也？」
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
凡為人臣者，
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
君弗食，
孰敢強之也。
臣請譬之：君者、
壤地也，
臣者、
草木也，
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
亦君之力也，
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
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夫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
美之大者也，
非專君之力也，
又非專臣之力也。
昔者宮之奇在虞，
僖負眾在曹，
二臣之智，
言中事，
發中功，
虞、
曹俱亡者何也？
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
且蹇叔處干而干亡，
處秦而秦霸，
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
此有君與無臣也。
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
昔者桓公宮中二市，
婦閭二百，
被髮而御婦人，
得管仲為五伯長，
失管仲得豎刁，
而身死，
蟲流出尸不葬。
以為非臣之力也，
且不以管仲為霸；
以為君之力也，
且不以豎刁為亂。
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
咎犯極諫，
故使反晉國。
故桓公以管仲合，
文公以舅犯霸，
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
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
必君臣俱有力焉。
故曰：叔向、
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
晉客至，
有司請禮，
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而優笑曰：「易哉為君，
一曰仲父，
二曰仲父。」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
佚於使人。
吾得仲父已難矣，
得仲父之後，
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
非君人者之言也。
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
何索人為勞哉？
伊尹自以為宰干湯，
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
虜所辱也，
宰所羞也，
蒙羞辱而接君上，
賢者之憂世急也；
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
索賢不為人主難。
且官職所以任賢也，
爵祿所以賞功也，
設官職，
陳爵祿，
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
使人又非所佚也，
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
以刑名參之，
以事；
遇於法則行，
不遇於法則止；
功當其言則賞，
不當則誅；
以刑名收臣，
以度量準下；
此不可釋也，
君人者焉佚哉？
索人不勞，
使人不佚，
而桓公曰「勞於索人，
佚於使人」者，
不然。
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
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
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
已得管仲之後，
奚遽易哉！
管仲非周公旦，
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
成王壯，
授之以政，
非為天下計也，
為其職也。
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
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
背死君而事其讎者，
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
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
必不難奪其君國矣。
管仲，
公子糾之臣也，
謀殺桓公而不能，
其君死而臣桓公，
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
若使管仲大賢也，
且為湯、
武，
湯、
武，
桀、
紂之臣也，
桀、
紂作亂，
湯、
武奪之，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
是以桀、
紂之行居湯、
武之上，
桓公危矣。
若使管仲不肖人也，
且為田常，
田常，
簡公之臣也，
而弒其君，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
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
桓公又危矣。
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
然為湯、
武與田常未可知也，
為湯、
武有桀、
紂之危，
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
已得仲父之後，
桓公奚遽易哉！
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
是知不欺主之臣也；
然雖知不欺主之臣，
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
易牙，
蟲流出尸而不葬，
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
而任臣如彼其專也，
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
苦陘令上計而入多。
李兌曰：「語言辨，
聽之說，
不度於義，
謂之窕言。
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
謂之窕貨。
君子不聽窕言，
不受窕貨，
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
聽之說，
不度於義者，
謂之窕言。」
辯、
在言者，
說、
在聽者，
言非聽者也。
所謂不度於義，
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
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
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
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
夫曰「言語辨，
聽之說，
不度於義」者，
必不誠之言也。
入多之為窕貨也，
未可遠行也。
李子之姦弗蚤禁，
使至於計，
是遂過也。
無術以知而入多，
入多者，
穰也，
雖倍入將奈何！
舉事慎陰陽之和，
種樹節四時之適，
無早晚之失，
寒溫之災，
則入多。
不以小功妨大務，
不以私欲害人事，
丈夫盡於耕農，
婦人力於織紝，
則入多。
務於畜養之理，
察於土地之宜，
六畜遂，
五穀殖，
則入多。
明於權計，
審於地形、
舟車機械之利，
用力少致功大，
則入多。
利商市關梁之行，
能以所有致所無，
客商歸之，
外貨留之，
儉於財用，
節於衣食，
宮室器械，
周於資用，
不事玩好，
則入多。
入多、
皆人為也。
若天事、
風雨時，
寒溫適，
土地不加大，
而有豐年之功，
則入多。
人事、
天功，
二物者皆入多，
非山林澤谷之利也。
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
因謂之窕貨者，
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
犀楯、
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
鼓之而士不起，
簡子投枹曰：「烏乎！
吾之士數弊也。」
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
亦有君之不能耳，
士無弊者。
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
服國三十八，
戰十有二勝，
是民之用也。
獻公沒，
惠公即位，
淫衍暴亂，
身好玉女，
秦人恣侵，
去絳十七里，
亦是人之用也。
惠公沒，
文公授之，
圍衛、
取鄴，
城濮之戰，
五敗荊人，
取尊名於天下，
亦此人之用也。
亦有君不能耳，
士無弊也。」
簡子乃去楯、
櫓立矢石之所及，
鼓之而士乘之，
戰大勝。
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
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
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
文公以此人是霸，
未見所以用人也；
簡子未可以速去楯、
櫓也。
嚴親在圍，
輕犯矢石，
孝子之所愛親也。
孝子愛親，
百數之一也。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
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
是行人之誣也。
好利惡害，
夫人之所有也。
賞厚而信，
人輕敵矣；
刑重而必，
失人不北矣。
長行徇上，
數百不一失。
喜利畏罪，
人莫不然。
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
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
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白话译文
齐景公巡视到晏子家，说：“您的住处狭小，又靠近集市，请让我把您的家迁到豫章的园圃去。”晏子拜了两次辞谢说：“我家里贫穷，要靠市场买食物，早晚都要去那里，不能住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熟悉市场，知道物价贵贱吗？”这时景公滥用刑罚，晏子回答说：“假脚贵，鞋子贱。”景公问：“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刑罚用得多。”景公惊讶地变了脸色说：“我难道太暴虐了吗！”于是削减了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抬高假脚的价格，并非真心，而是想用委婉的话来阻止滥用刑罚，这是没有看清治国的祸患。刑罚恰当就不会太多，不恰当就不会太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来劝谏，却用“太多”来劝说，这是缺乏方法的祸患。军队打了败仗，被处死的人成百上千，败逃还是不能停止。治理国家的刑罚唯恐不够用，而奸邪仍然除不尽。现在晏子不考察刑罚是否恰当，却用“太多”来劝说，不是很荒谬吗！爱惜茅草就会损耗禾苗，对盗贼仁慈就会伤害良民。现在宽缓刑罚，施行宽厚恩惠，这是便利奸邪而伤害良民，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
齐桓公喝酒醉了，丢了帽子，感到羞耻，三天不上朝。管仲说：“这不是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政绩来洗刷呢？”桓公说：“这个建议好。”于是打开粮仓，赏赐给贫穷的人；审查监狱，释放轻罪的人。过了三天，百姓就歌唱道：“国君为何不再丢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用对小人有利的事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给君子带来了耻辱。假如桓公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审查监狱释放轻罪的人，这是不合道义的。不能通过做不合道义的事来洗刷耻辱而使之合乎道义。桓公把“义”闲置起来，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实行，这就说明桓公实行义行不是为了义，而是为了洗刷丢帽子的耻辱。这样虽然用对小人有利的事洗刷了耻辱，却在君子面前留下了耻辱。况且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这是奖赏没有功劳的人；审查监狱释放轻罪的人，这是不惩罚有过错的人。奖赏没有功劳的人，百姓就会苟且侥幸而期望从君主那里得到好处；不惩罚有过错的人，百姓就不会受到惩戒而容易为非作歹。这是祸乱的根源，怎么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攻克莒、夺取酆，三件事做完后商纣王憎恶他。文王于是害怕了，请求献出洛水以西、赤壤一带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说后说：“文王仁爱啊！轻视千里的国土来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智慧啊！拿出千里的土地来赢得天下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智慧，不是很错误吗！聪明的人是知道祸患所在而避开它的人，这样自身才不会遭受灾祸。假如文王被纣王憎恶是因为他不得人心，那么他索求人心来解除憎恶是可以的。但纣王是因为文王太得人心而憎恶他，文王自己又拿出土地来收买人心，这就会加重纣王的猜疑。这正是他后来被戴上刑具囚禁在羑里的原因。郑国有位长者说：“体悟大道，要顺应自然、不露锋芒。”这话最适合文王，不让人对他产生猜疑。孔子认为文王智慧，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道这是臣子的力量呢？还是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擅长裁剪，宾胥无擅长缝制，隰朋擅长镶边，衣服做好后，君主穿上它，这也是臣子的力量，君主有什么力量呢？”师旷伏在琴上笑他。平公问：“太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对君主的回答。凡是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和五味进献给君主，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我请求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必须土地肥沃然后草木才能茂盛，这也是君主的力量，臣子有什么力量呢？”
有人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之词。匡正天下，会盟诸侯，这是很大的美事，不完全是君主的力量，也不完全是臣子的力量。从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个臣子的智慧，说话能切中事理，行动能成就功业，但虞、曹两国都灭亡了，为什么呢？这是有好的臣子而没有好的君主。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在秦国时秦国称霸，不是蹇叔在虞国时愚蠢而在秦国时聪明，这是有君主和没有君主的区别。叔向说“是臣子的力量”，这是不对的。从前齐桓公在宫中有两个市场，妇女居住的里巷有二百个，他披散头发玩弄妇女，得到管仲就成为五霸之首，失去管仲任用竖刁，就自身死亡，尸体腐烂生虫流出来没人安葬。如果说不是臣子的力量，那就不会因为任用管仲而称霸；如果说只是君主的力量，那就不会因为任用竖刁而动乱。从前晋文公迷恋齐国女子而不想回国，咎犯极力劝谏，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桓公靠管仲会合诸侯，文公靠咎犯称霸诸侯，而师旷说“是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凡是五霸能够在天下成就功名的原因，一定是君主和臣子都有力量。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之词。
齐桓公的时候，晋国的客人来了，主管官员请示用什么礼节接待，桓公说了三次“去告诉仲父”。旁边的优伶笑道：“做国君真容易啊，只要说一声‘告诉仲父’就行了。”桓公说：“我听说做国君的人，寻找人才很辛苦，使用人才很安逸。我得到仲父已经很困难了，得到仲父之后，怎么会不轻松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伶的话，不是做国君的人该说的话。桓公认为做国君的人寻找人才辛苦，寻找人才有什么辛苦呢？伊尹作为厨师向商汤求官，百里奚作为俘虏向秦穆公求官，俘虏是受辱的身份，厨师是卑贱的职业，他们忍受着羞辱来接近君主，是因为贤人忧世心切啊。那么做国君的人只要发现贤人就可以了，寻找贤人对君主来说并不难。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位俸禄是用来奖赏功臣的，设置官职，公布爵禄，士人自然会来，做国君的人有什么辛苦的呢？使用人才也不是可以安逸的事，君主即使使用人才也必须按照法度标准来衡量，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用实际政绩来考核；符合法治就推行，不符合就停止；功劳和言论相当就奖赏，不相当就惩罚；用名实相符来驾驭臣子，用法度标准来规范臣下；这是不能放弃的，做国君的人怎么会安逸呢？寻找人才不辛苦，使用人才不安逸，而桓公说“寻找人才辛苦，使用人才安逸”，这是不对的。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困难，管仲没有为死去的君主殉节而归顺桓公，鲍叔牙辞让高位推荐贤能而任用他，桓公得到管仲并不困难是很明白的。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怎么会就轻松了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职权七年，周成王成年后，就把政权交给他，这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尽自己的职责。那种不夺取侄子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会背叛死去的君主去侍奉仇敌；背叛死去的君主去侍奉仇敌的人，一定不会不夺取侄子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夺取侄子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也一定不会不夺取自己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没有成功，他的君主死了却侍奉桓公，管仲的取舍是否像周公旦那样还不知道。假如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就会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商汤、周武王是夏桀、商纣的臣子，夏桀、商纣暴乱，商汤、周武王夺取了他们的天下，现在桓公如此轻率地凌驾于他之上，这是让有夏桀、商纣品行的人凌驾于有商汤、周武王品行的人之上，桓公就危险了。假如管仲是个不贤的人，他就会成为田常那样的人。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却杀死了自己的君主，现在桓公如此轻率地凌驾于他之上，这是让有齐简公那样轻率的人凌驾于有田常那样野心的人之上，桓公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是很明白的，然而他是成为商汤、周武王还是成为田常还不知道。如果他成为商汤、周武王，就有夏桀、商纣那样的危险；如果他成为田常，就有齐简公那样的祸乱。已经得到仲父之后，桓公怎么会就轻松了呢？如果桓公任用管仲，一定知道他不欺骗自己，那是了解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即使了解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桓公把任用管仲的专断也借给了竖刁、易牙，结果尸体腐烂生虫流出来没人安葬，桓公不了解臣子是否欺骗君主已经很明白了，而他任用臣子又那么专断，所以说：桓公是个昏庸的君主。
李兑治理中山时，苦陉县令上交的赋税多（即收入多）。李兑说：“言辞动听，听了让人高兴，却不合乎道义，这叫做浮夸的言辞。没有山林湖泽的出产却收入很多，这叫做浮夸的财货。君子不听浮夸的话，不接受浮夸的财货，您暂且免职吧。”
有人说：李兑的说法是这样的：“言辞动听，听了让人高兴，却不合乎道义，这叫做浮夸的言辞。”“动听”在于说话者，“高兴”在于听者，话不是听者说的。所谓“不合乎道义”，不是说听者必定认为所听到的话不合乎道义。听者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没有道义标准，必定不能用道义来衡量它；君子用道义衡量，必定不肯为它高兴。所以说“言辞动听，听了让人高兴，却不合乎道义”，那一定是不诚实的话。把收入多说成是浮夸的财货，不能因此就推论下去。李兑的奸邪没有及早禁止，等到上交赋税时才处理，这是在助长过错。没有方法知道（正确的方法）却收入很多，收入多就是丰收，即使加倍收入又能怎样！办事要顺应阴阳调和，种植要适合四时节令，没有早晚失误、寒温灾害的损失，那么收入就多。不因小功妨碍大事，不因私欲损害人事，男人都尽力耕种，妇女都努力纺织，那么收入就多。通晓蓄养牲畜的道理，明察土地的适宜，六畜兴旺，五谷丰登，那么收入就多。明白权衡计划，审察地形、舟车机械的利益，用力少而功效大，那么收入就多。便利市场关卡的流通，能用自己所有换取自己所无，客商来归，外来货物留下，节省财物用度，节制衣食住行，宫室器械，实用而不追求玩赏喜好，那么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至于自然条件，风雨适时，寒温适宜，土地没有扩大，却有丰收的收成，这是天功。人为努力和自然天功，这两方面都使收入增多，而不是靠山林湖泽的出产。没有靠山林湖泽的出产却收入很多，就称之为浮夸的财货，这是不懂方法的言论。
赵简子包围卫国的外城，用犀牛皮做的盾牌和橹车立在敌人射不到的地方，击鼓进军士兵却不向前。赵简子扔下鼓槌说：“唉！我的士兵都疲弊了。”行人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也有国君无能的情况，士兵没有疲弊的。从前我们的先君献公兼并了十七个国家，征服了三十八个国家，打了十二次胜仗，这是使用了这些百姓的力量。献公去世后，惠公即位，荒淫暴乱，沉溺于美女，秦人肆意侵犯，离开绛只有十七里，也是使用了这些百姓的力量。惠公去世后，文公即位，包围卫国，夺取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取得了尊贵的名声，也是使用了这些百姓的力量。也有国君无能的情况，士兵没有疲弊。”赵简子于是撤去盾牌和橹车，站在敌人弓箭石块能打到的地方，击鼓进军士兵就冲锋，战斗大获全胜。赵简子说：“与其让我得到一千辆兵车，不如听到行人烛过的一句话。”
有人说：烛过并没有说出什么令人信服的道理，他只是说惠公用这些人导致失败，文公用这些人取得成功，但没有说出使用人的方法；赵简子不应该立即撤去盾牌和橹车。父亲还在被包围之中，轻率地冒着箭石前进，这是孝子爱护亲人的表现。孝子爱护亲人，百人中只有一个。现在认为处于危险中的人还可以战斗，这是把百姓都看作像孝子爱护亲人一样，这是烛过的欺诈。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奖赏丰厚而守信，人们就会轻视敌人；刑罚严厉而必行，败逃的人就不会向后逃跑。忠诚为君主牺牲，百次也不会有一次失误。喜欢利益害怕犯罪，人没有不这样的。率领军队的人不运用这必然的法则，却去讲那百人中没有一人能做的行为，烛过不懂得使用军队的方法。
字词精讲
- 豫章之圃（yù zhāng zhī pǔ）：豫章，古地名，一说为樟树林；圃，种植果木蔬菜的园子。此处指景公提议让晏子搬迁的豪华园圃。
- 踊（yǒng）贵而屦（jù）贱：踊，古代受过刖刑（砍脚）的人所用的假脚；屦，用麻、葛等制成的鞋。晏子以“踊贵屦贱”隐喻齐国刑罚严苛，导致断足者多，假脚需求激增而价贵。
- 造（zào）然变色：造然，惊愕的样子。形容景公听到晏子劝谏后震惊醒悟的神态。
- 损刑五：减轻或废除五种刑罚。春秋时期刑罚名目繁多，“损刑”体现齐景公的纳谏改过。
- 炮烙（páo luò）之刑：商纣王所设酷刑，令犯人在涂油的铜柱上行走，坠入炭火中烧死。文王请求废除此刑，被视为仁政之举。
- 窕（tiǎo）言、窕货：李兑所创概念。窕言，浮夸不合道义的言辞；窕货，不正当的超额收入。反映法家重视实绩、反对虚饰的思想。
- 犀楯（xī dùn）犀橹（xī lǔ）：犀牛皮制的盾牌与大盾。比喻赵简子起初回避战斗风险，后经烛过劝谏而亲临前线。
- 行人烛过：行人，官名，掌朝觐聘问；烛过，人名。其谏言强调君主自身作为对军队士气的决定性影响。
- 齐桓公“告仲父”：仲父，桓公对管仲的尊称，意为“叔父”。典出《韩非子》，讽刺君主过度依赖权臣，可能导致权柄旁落。
- 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管仲原为公子纠之臣，纠争位失败被杀后，管仲转投桓公。韩非借此质疑其忠诚度，强调法家“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功利立场。
- 田常弑君：田常（陈恒）为齐国权臣，弑齐简公而夺权。韩非以田常类比管仲，警示君主用人需防备权臣篡位。
- 秦人恣侵，去绛十七里：指晋惠公时秦国趁机攻晋，逼近国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说明君主失德会导致国土沦丧。
义理赏析
《韩非子·难二》通过七组历史问答的辩难，集中体现了法家“术治”思想的核心逻辑。韩非反对儒家以道德感化为核心的仁政观，主张从现实利害出发审视政治行为。
在景公与晏子的对话中，晏子以“踊贵屦贱”委婉劝谏，韩非却批评其未触及刑罚本身的“当否”问题，强调治国必须精准衡量赏罚的恰当性，而非简单控诉数量多寡。这种“刑当无多，不当无少”的论断，凸显了法家对制度客观性的追求，超越情感化的道德评判。
管仲助桓公洗刷“遗冠之耻”的典故，被韩非解构为“赏无功、不诛过”的乱政之源。他指出以惠民措施掩盖君主个人过失，反而会助长民众侥幸心理，破坏法度权威。这揭示了法家“循名责实”的考核原则：一切政治行为必须与功过实绩严格对应。
文王献地请除炮烙之刑的故事，通常被视为仁智的典范，韩非却质疑其“重见疑”的策略失误。他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辟祸难之地”，而非主动示弱引发猜忌。这种基于利害计算的冷静分析，体现了法家对人性自利本质的深刻认知。
叔向与师旷关于齐桓公霸业来源的争论，韩非以“偏辞”一词全盘否定。他通过列举虞、曹有贤臣而亡，晋文公因谏言返国等史实，论证君主与臣子必须“俱有力”才能成就功业。这种辩证观超越了简单的君臣二分法，强调权力结构的动态平衡。
李兑斥责“窕言”“窕货”的章节，集中批判了脱离实际政绩的虚饰之风。韩非系统列举增加收入的多种正当途径（农耕、畜牧、商贸、节用等），将“入多”归因于具体的人事管理与自然条件，而非山林之利的偶然获取，体现了法家务实理性的治国路径。
齐桓公依赖管仲却宠信竖刁的教训，被韩非提炼为“索人劳，使人亦不佚”的管理悖论。他指出君主必须全程掌控人才选拔与考核，任何环节的松懈都可能导致权力异化。这种对制度刚性的坚持，与儒家“君逸臣劳”的理想图式形成鲜明对照。
烛过劝赵简子亲临战阵的篇章，看似强调士气源于君主身先士卒，韩非却揭露其“以百族之子皆若孝子”的伦理假设脱离人性实际。他强调“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的制度激励，才是军队真正的战斗力来源，而非依赖偶然的道德感召。
综观全文，韩非通过解构历史叙事，构建了一套以“术”为核心的权力运作逻辑：政治行为的有效性不取决于表面的仁义动机，而取决于能否建立可预测的赏罚机制；臣子的价值不在于道德光环，而在于能否在法治框架内实现功效最大化；君主的智慧不在于临场机变，而在于能否设计出让人“轻敌”“不北”的制度环境。这些思想虽带有冷峻的功利色彩，却对后世官僚体系的理性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