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三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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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
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
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𥼴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
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
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
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
此宜賞譽之所力也。
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
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
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
及文公反國，披求見。
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
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
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
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
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
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
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
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
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
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
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
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
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
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
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
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
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
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
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
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
桓公曰：「善。」
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
士之用不在近遠。
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
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
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
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
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
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
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
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
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
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
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
物之所謂難者；
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
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
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
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
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
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
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
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
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
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
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
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
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
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
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
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
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
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
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
「太上、下智有之。」
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
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
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
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
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
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
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
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
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
不自賢，功自徇也。
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
故群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君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
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
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
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
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
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
污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
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
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
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
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
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
子產曰：「其聲懼。
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
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
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
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
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
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
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
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
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
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
左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對曰：「不及也。」
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左右對曰：「甚然！」
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
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
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
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
韓、魏雖弱，未至如其在晉陽之下也。
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
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
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
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
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
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
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
《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
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
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
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
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
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
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
《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
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
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
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眾人之所肅也；
晏室獨處，曾、史之所僈也。
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
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
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
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
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
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
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
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
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白话译文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𥼴氏的儿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崇贤人以弘扬德行，推举善人以作为民众的榜样。至于那些不好的行为，是小人才去关注的事情，我不知道。”子思退出后，子服厉伯进来觐见，鲁穆公又问他庞𥼴氏儿子的事，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过错有三件，都是君主您从未听过的。”从此以后，鲁穆公就看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
有人评论说：鲁国的公室，三代都被季氏胁迫，不也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寻求善人就奖赏他，寻求奸人就惩罚他，这两种做法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能报告善事的人，是由于他对善的喜好与君主相同；能报告奸事的人，是由于他对恶的痛恨与君主相同；这正是应该奖赏和称赞的人。不报告奸事，就是与君主不同心而在下面与奸人结党，这正是应该贬斥和惩罚的对象。如今子思不报告过错，穆公却看重他；厉伯报告奸事，穆公反而轻视他。人之常情都是喜好被看重而厌恶被轻视，所以季氏的祸乱形成却无人上报，这正是鲁国国君被劫持的原因。而且这是亡国的风气，是取、鲁两地的百姓用来自我夸耀的东西，唯独穆公看重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晋文公逃亡在外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攻打他的蒲城，寺人披斩断了他的袖口，文公逃奔到翟国。晋惠公即位后，又派他去攻打文公所在的惠窦，没有成功。等到文公返回晋国，寺人披请求觐见。文公说：“蒲城的战役，国君命令你第二天到达，你当天就到了；惠窦的危难，国君命令你三天后到达，你一天就到了，为什么那么快呢？”寺人披回答说：“国君的命令必须严格执行，我除掉君主所厌恶的人，唯恐做得不够彻底，那时您是蒲人或翟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您已即位，难道就没有像蒲城、翟国那样的隐患了吗？况且齐桓公能放下射中带钩的仇恨而任用管仲。”于是文公接见了他。
有人评论说：齐国和晋国最终断绝祭祀，不也是应该的吗！齐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功业而忘记射钩的怨仇，晋文公能够听从寺人披的话而赦免他斩袪的罪过，这是因为他们两人能够容人。后代的君主，明智赶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贤能赶不上管仲、寺人披。用不忠的臣子侍奉不明的君主。君主如果不知道臣子的奸邪，就会出现像燕国子之、宋国子罕、齐国田常那样的奸贼；如果知道了，臣子就会用管仲、寺人披的例子为自己辩解。君主一定不会惩罚他们，反而自认为有桓公、文公那样的德量。这样就是君主与仇敌共处却明智不能烛照，给了他们很多资本。君主自认为贤明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没有后代，不也是活该吗！而且寺人披的话，只是修饰君命而不违背，这算是忠于君主。侍奉先君而后再侍奉后君的臣子，能够不惭愧地算是忠贞吗？现在惠公早上刚死，晚上他就侍奉文公，寺人披的“不二”到底怎么样呢？
有人给齐桓公出了一个隐语（谜语）说：“一难，二难，三难，是什么？”桓公不能回答，告诉了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亲近优伶而疏远士人；二难，是离开本国而多次到海边去；三难，是君主年老而迟迟不立太子。”桓公说：“说得好。”于是没有选择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了册立太子的典礼。
有人评论说：管仲没有猜中那个隐语。士人的任用与距离远近无关。而优伶侏儒，本来就是君主宴乐的对象。那么，亲近优伶疏远士人，并以此治国，并不算什么难事。君主处在权势地位上却不能运用自己拥有的条件，又不离开国家，这是想凭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一国的人。凭一个人的力量禁止一国的人，很少能成功。如果君主的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和隐蔽的坏事，坚决执行法令，即使远在海外，国内也不会有变乱；那么离开国家去海边却不会被劫杀，也不算什么难事。楚成王商臣被立为太子，后来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叛乱，终于弑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朝的太子，公子根受宠，于是据东州反叛，周分裂为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迟不立太子带来的祸患。如果权势传承没有二心，庶子地位低下，宠妾没有凭借，即使处于大臣地位，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而庶子不作乱，也不是什么难事。事物中所说的难事在于：一定要借助他人来造成权势，而又不让他们侵害自己，这可以说是一难；尊贵的妻妾不能有两个正位，这是二难；宠爱庶子但不让他危及嫡长子，专门听取一个大臣的意见而不敢偏向君主，这才可以说是三难。
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于使近处的百姓高兴，使远处的百姓来归附。”鲁哀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于节省财力。”三位君主离开后，子贡问道：“三位君主问夫子为政之道都是一样的，夫子的回答却不同，为什么呢？”孔子说：“叶国都城大而国家小，百姓有背叛之心，所以说为政在于使近者悦而远者来。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在外阻隔四方贤士来投奔，在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致使宗庙无人祭祀、社稷无人享祀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说为政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户拥有三百辆兵车的贵族之家，所以说为政在于节省财力。”
有人评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言论。叶国百姓有背叛之心，却教他们用施惠来使近者悦远者来，这是教导百姓心怀恩惠。用施惠来治理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会受赏，有罪的人会免罚，这就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则政治混乱，用混乱的政治来治理败坏的百姓，我看是行不通的。而且百姓有背叛之心，是因为君主的明智有所不及。不增进叶公的明智，却让他去使近者悦远者来，这是放弃自己权势所能做的禁令，而去和百姓争夺恩惠，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做法。尧的贤能，是六王之首，舜一即位就包容了所有人，而尧就没有天下了。有人却没有方法来控制臣下，自恃能像舜一样而不失去百姓，这不也是没有方法吗？英明的君主能在微小的坏事刚冒头时就发现，所以百姓没有大的阴谋；在细小的罪行上就进行小的惩罚，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动乱；这就叫做在容易的时候图谋难事，在细小的时候做大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受赏，赏赐不是由于君主个人的恩惠，而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有罪的人一定受罚，惩罚不是由于君主个人的怨恨，而是他犯罪所导致的。百姓知道赏罚都起于自身，所以会努力从事功利事业，而不是向君主求取赏赐。古人说：“最高明的君主，下面的百姓只是知道有他而已。”这话是说上等君主下面的百姓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欢喜，哪里需要心怀恩惠的百姓呢？上等君主的百姓没有个人利害的算计，用“悦近来远”来取悦百姓，也是可以舍弃的。鲁哀公有臣子在外阻隔、在内结党来愚弄君主，却教他选贤，这不是依据功绩来选拔，而是选拔他心中所谓的贤人。如果哀公知道那三个臣子在外阻隔、在内结党，那么这三个臣子一天也站不住脚。哀公不懂得如何选贤，只是选他心中认为贤的人，所以这三个臣子能掌权。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不认可荀子，所以身死名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而认为伍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所灭。鲁君不必真正知贤，却用选贤来取悦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哙那样的祸患。英明的君主不亲自举荐臣子，臣子自然会进用；不自以为贤，功劳自然会显现。在任用中考察，在办事中试验，在功绩中考核。这样群臣就会公正办事而无私心，不埋没贤才，不进用不肖之徒，那么君主又何必劳神去选贤呢？齐景公用百乘之家的封赏来取悦他人，却教他节用财力，这是让景公没有方法制止臣下的奢侈，而唯独使自己节俭，这免不了贫穷。有的君主用千里的供养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那么即使是夏桀、商纣也不算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齐桓公用其中一半来供养自己，这比桀、纣还要奢侈，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奢侈与节俭的运用。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禁自己叫做“劫”，不能整饬臣下而只整饬自己叫做“乱”，不节制臣下而只节制自己叫做“贫”。英明的君主使人无私，禁止靠欺诈来谋食；致力于工作、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一定会被听到，听到的一定会奖赏；为私利而贪污的人一定会被知道，知道的一定会惩罚。这样，忠臣就会对君主尽忠，士民就会为家庭竭力，百官就会在上面清廉勤勉，即使奢侈倍于景公，也不是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用财力来劝说，就不是急务了。如果对三位君主用一句话就能让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了解臣下的意思。了解臣下清楚就能防微杜渐，防微杜渐则奸邪不会积累，奸邪不积累就不会结党营私。不结党营私则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则朋党解散，朋党解散就没有在外阻隔、在内结党的祸患。了解臣下清楚就能洞察一切，洞察一切则赏罚分明，赏罚分明则国家不会贫穷，所以说用一句话就能让三公没有祸患，意思就是了解臣下。
郑国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的街巷，听到一个妇人的哭声，他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细听。过了一会儿，派差役把她抓来审问，结果发现她是用手绞死了自己的丈夫。另一天，他的车夫问：“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含有恐惧。一般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开始生病时会担忧，临死时会恐惧，已经死了会悲哀。现在她的哭声是为已死的人而哀却不悲哀，只有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评论说：子产的治理，不也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到亲自耳闻目睹后才能知道，那么郑国能查出的奸情就很少了。不任用主管断案的官吏，不运用参验综合的政务考察方法，不明白法度标准，单靠竭尽聪明，劳神费力去了解奸情，这不是没有方法吗？而且事物繁多而个人智谋有限，少量的智谋不能胜过众多的事物，智谋不足以普遍了解事物，所以要借助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众多而君主一人，一人不能胜过众人，是说君主不足以遍知臣下，所以要借助人来了解人。这样身体不劳累而事情能治理好，智谋不运用而奸情能被察知。所以宋国人有句话说：“一只麻雀飞过羿的面前，羿一定能射中它，那羿就错了。用天下作为罗网，那就不会漏掉一只麻雀。”察知奸邪也有大罗网，就是不漏掉一个人而已。不遵循这个道理，而只用自己胸中的明察作为弓箭，那么子产就错了。老子说：“用智谋来治国，是国家的祸害。”大概说的就是子产吧。
秦昭王问左右的侍臣说：“现在的韩国、魏国与当初相比哪个更强大？”左右侍臣回答说：“比当初弱了。”“现在的如耳、魏齐与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贤能？”回答说：“赶不上。”秦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国、魏国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左右侍臣回答说：“确实如此！”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您对天下的估量错了。当初六晋的时候，智氏最强，它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又率领韩、魏的军队去攻打赵国，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没有被淹没。智伯出来巡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骖乘，智伯说：‘当初我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我现在知道了。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用手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手脚，手肘和脚在车上相碰，这样智氏就在晋阳之下被瓜分了。现在大王您虽然强大，还比不上智氏；韩国、魏国虽然弱小，还没有到在晋阳之下那样危险的地步。这正是天下各国相互用手肘和脚来暗中算计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啊。”
有人评论说：昭王的问话有失误，左右侍臣和中期的回答也有过失。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依靠的是权势。权势不可被侵害，那么即使天下各国都强大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韩国、魏国呢，又能把大王怎么样呢！如果权势可以被侵害，那么即使是像如耳、魏齐这样不肖的人，以及韩国、魏国也能侵害它。那么能否被侵害，取决于自己，何必去问别人呢？自恃其不可侵犯，那么强与弱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失误在于不自恃，而去问别人能把自己怎么样，那不被侵犯也只是侥幸罢了！《申子》说：“失去了权术却去追求确实可靠，就会产生疑惑。”这说的就是昭王吧。智伯没有法度，带领韩康子、魏宣子图谋用水灌灭赵国，这就是智伯之所以国亡身死、头骨被做成饮器的原因。现在昭王竟然问比当初哪个更强，是害怕有水淹人家的祸患吗？而且左右侍臣也不是韩康子、魏宣子那样的人，哪会有手肘和脚相碰的事情，而中期说“不要轻视”，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担任的官职是琴师，琴弦不和谐，曲调不清晰，这是中期的责任，这是中期侍奉昭王的方式。中期善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能使昭王满足，却去谈论自己不懂的事，难道不荒谬吗！左右侍臣回答说“弱於始”和“不及”就可以了，他们说“甚然”就是谄媚了。《申子》说：“处理事务不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即使知道也不说。”现在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说。所以说昭王的问话有失误，左右侍臣和中期的回答都有过失。
管子说：“看到可以做的事，就明确表示赞许并有实际的奖赏；看到不可以做的事，就明确表示厌恶并有实际的惩罚；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信实不欺，那么即使看不到的事情，人们也敢做吗？看到可以做的事却不赞许，看到不可以做的事却不厌恶，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都不讲信用，却要求在看不见的范围外也服从，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评论说：在大厅广众、庄严的场合，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在私密的内室独处时，即使是曾参、史鱼那样的正人君子也会放纵。观察人们在庄严场合的表现，并非真实的品性、情况。而且君主是臣下所要掩饰的对象。如果君主的好恶只表现在所看到的事情上，臣下就一定会用奸诈的行为来掩饰以愚弄君主。君主的明智不能洞察远处的奸邪、看到隐蔽的坏事，却等待通过观察经过掩饰的行为来定赏罚，这不是弊病吗！
管子说：“在内室说的话能影响到内室，在厅堂说的话能影响到厅堂，这就叫做天下之王。”
有人评论说：管仲所说的“言於室满室，言於堂满堂”，不是指游戏饮食之类的闲话，一定是指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图籍，设置在官府，公布给百姓的东西。术，是藏在君主心中，用来综合处理各种事端而暗中驾驭臣下的东西。所以法没有比公开更好的，而术则不要显露出来。因此，英明的君主谈论法，那么国内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只是充满厅堂。运用术，那么即使是亲信、近臣也无法知道，不能充满内室。而管子还说“言於室满室，言於堂满堂”，这不是关于法和术的言论。
字词精讲
- 庞𥼴（páng yì）氏：复姓庞𥼴，氏族名。文中指鲁国的一个家族。
- 袪（qū）：衣袖，袖口。《左传》作“袪”，指衣袖。寺人披斩断晋文公的袖口，是极近身的攻击，仇恨很深。
- 隐（yǐn）：隐语，谜语，类似于后世的“射覆”或谜题。
- 雍门：齐国城门名。齐景公筑雍门，为其奢靡之举。
- 路寝：古代君主处理政事的正殿。
- 血食：指祭祀。古代祭祀时要杀牲取血，故称“血食”。社稷不血食，指国家灭亡，无人祭祀。
- 比周：结党营私。语出《论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 障距：阻隔，拒绝。指在内阻挡贤才进见，在外隔绝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
- 功伐：功劳，战功。这里指依据实际功绩来选拔人才。
- 课：考核，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检验。
- 罗：捕鸟的网。文中用羿射雀的比喻，说明依靠个人不如依靠制度（天下为罗）。
- 沈：同“沉”，淹没。指城墙被水淹没。
- 骖乘（cān shèng）：古代乘车，尊者居左，御者居中，陪乘者居右，称为“骖乘”，负责警卫。
- 数（shù）：权术，策略。《申子》此句意为失去了正确的策略而去追求表面的确信，就会产生疑惑。
- 僈（màn）：放纵，不拘小节。与“肃”相对。
- 图籍：法令文书和版图户籍。法要公开，故著于图籍，公布天下。
- 偶众端：综合处理各种事端。偶，合，匹配；端，事端，头绪。
- 潜御：暗中驾驭。
- 见（xiàn）：同“现”，显露。法要显明，术则不能显露。
义理赏析
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韩非子“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思想，并对儒家及相关人物的言行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核心义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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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治国，贵在“知下”与“用势”：韩非子通过多个案例强调，君主必须洞察臣下的真实行为（知下），并依靠制度化的权势（势）来治国，而非依赖个人的道德感化或临时决断。如鲁穆公“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的用人失当，被韩非子视为导致国家被权臣劫持的根源。他认为，君主必须建立公开、公平的赏罚机制（“以善闻之者赏，以奸闻之者诛”），使臣民知晓行为与后果的必然联系，从而“疾功利於业，而不受赐於君”，实现国家的自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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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以智治国”，倡导“法术”公开与运用：韩非子激烈反对君主依靠个人聪明才智去逐个查处奸邪，如郑子产“闻哭知奸”的做法被视为“多事”与“无术”。他主张应运用制度（法）和策略（术）进行普遍性治理。法必须“显”，让众人知晓；术则必须“藏”，用于暗中驾驭。管子“言室满室”的言论被韩非子批判为不合“法术”之道，因为真正的“术”是不能公开的。这种思想强调了制度理性相对于个人灵明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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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位之重，在于“自恃”而非“他问”：秦昭王询问韩魏强弱，被韩非子批评为“失在不自恃”。他认为，君主的根本在于巩固自身不可侵害的权势（“任其势”）。如果权势稳固，强弱强弱于我何干？如果权势不保，即便贤如管仲、寺人披的臣子也可能为害。因此，君主的要务在于“自恃其不可侵”，通过法术来巩固根本，而不是向外探询敌国虚实或依赖个别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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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启示：韩非子的思想虽冷峻，却揭示了组织管理的深刻逻辑：
- 制度优于人治：依靠明确、公开、普遍适用的规则（法）进行管理，比依赖领导者的个人能力或道德榜样更可靠、可持续。
- 信息与控制：领导者需要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知下”）和控制机制（“术”），但制度本身（法）必须透明，而管理策略（术）则需保密以发挥效力。
- 权位本质：领导者的权威来源于其制度化的地位（势），而非个人魅力或美德。巩固制度根基，比追求一时之功或解决个案问题更为重要。
- 警惕“以智治国”：过度依赖领导者的个人才智去处理具体事务，会导致管理成本过高、效率低下，且容易被下属的表演所蒙蔽。
总之，韩非子以冷峻的理性剖析了权力运作的真相，其思想虽与儒家德治仁政的主流价值观相悖，但对于理解权力结构、组织管理和制度设计，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