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难三 > 古籍书库 · 战国·韩非 · 来源：超群学道网。 > 原文依权威通行本整理；白话译文为 AI 辅助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章旨**：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𥼴氏的儿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 ## 原文 鲁穆公问於子思曰：「吾闻庞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𥼴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於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於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力也。不以奸闻，是异於上而下比周於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雠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於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复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势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於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叶公子高问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叶民有倍心，而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不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从而咸包，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於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於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於其所易也，为大者於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罚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业，而不受赐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己。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於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於任，试之於事，课之於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於选贤？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君之侈，而独俭於上，未免於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於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於事，归利於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於微，禁於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闲，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於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秦昭王问於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左右对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常、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於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在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则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曰「弱於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於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於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晏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满於室，言於堂满於堂，是谓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术者，藏之於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於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於室满室，言於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𥼴氏的儿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崇贤人以弘扬德行，推举善人以作为民众的榜样。至于那些不好的行为，是小人才去关注的事情，我不知道。”子思退出后，子服厉伯进来觐见，鲁穆公又问他庞𥼴氏儿子的事，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过错有三件，都是君主您从未听过的。”从此以后，鲁穆公就看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 有人评论说：鲁国的公室，三代都被季氏胁迫，不也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寻求善人就奖赏他，寻求奸人就惩罚他，这两种做法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能报告善事的人，是由于他对善的喜好与君主相同；能报告奸事的人，是由于他对恶的痛恨与君主相同；这正是应该奖赏和称赞的人。不报告奸事，就是与君主不同心而在下面与奸人结党，这正是应该贬斥和惩罚的对象。如今子思不报告过错，穆公却看重他；厉伯报告奸事，穆公反而轻视他。人之常情都是喜好被看重而厌恶被轻视，所以季氏的祸乱形成却无人上报，这正是鲁国国君被劫持的原因。而且这是亡国的风气，是取、鲁两地的百姓用来自我夸耀的东西，唯独穆公看重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晋文公逃亡在外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攻打他的蒲城，寺人披斩断了他的袖口，文公逃奔到翟国。晋惠公即位后，又派他去攻打文公所在的惠窦，没有成功。等到文公返回晋国，寺人披请求觐见。文公说：“蒲城的战役，国君命令你第二天到达，你当天就到了；惠窦的危难，国君命令你三天后到达，你一天就到了，为什么那么快呢？”寺人披回答说：“国君的命令必须严格执行，我除掉君主所厌恶的人，唯恐做得不够彻底，那时您是蒲人或翟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您已即位，难道就没有像蒲城、翟国那样的隐患了吗？况且齐桓公能放下射中带钩的仇恨而任用管仲。”于是文公接见了他。 有人评论说：齐国和晋国最终断绝祭祀，不也是应该的吗！齐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功业而忘记射钩的怨仇，晋文公能够听从寺人披的话而赦免他斩袪的罪过，这是因为他们两人能够容人。后代的君主，明智赶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贤能赶不上管仲、寺人披。用不忠的臣子侍奉不明的君主。君主如果不知道臣子的奸邪，就会出现像燕国子之、宋国子罕、齐国田常那样的奸贼；如果知道了，臣子就会用管仲、寺人披的例子为自己辩解。君主一定不会惩罚他们，反而自认为有桓公、文公那样的德量。这样就是君主与仇敌共处却明智不能烛照，给了他们很多资本。君主自认为贤明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没有后代，不也是活该吗！而且寺人披的话，只是修饰君命而不违背，这算是忠于君主。侍奉先君而后再侍奉后君的臣子，能够不惭愧地算是忠贞吗？现在惠公早上刚死，晚上他就侍奉文公，寺人披的“不二”到底怎么样呢？ 有人给齐桓公出了一个隐语（谜语）说：“一难，二难，三难，是什么？”桓公不能回答，告诉了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亲近优伶而疏远士人；二难，是离开本国而多次到海边去；三难，是君主年老而迟迟不立太子。”桓公说：“说得好。”于是没有选择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了册立太子的典礼。 有人评论说：管仲没有猜中那个隐语。士人的任用与距离远近无关。而优伶侏儒，本来就是君主宴乐的对象。那么，亲近优伶疏远士人，并以此治国，并不算什么难事。君主处在权势地位上却不能运用自己拥有的条件，又不离开国家，这是想凭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一国的人。凭一个人的力量禁止一国的人，很少能成功。如果君主的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和隐蔽的坏事，坚决执行法令，即使远在海外，国内也不会有变乱；那么离开国家去海边却不会被劫杀，也不算什么难事。楚成王商臣被立为太子，后来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叛乱，终于弑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朝的太子，公子根受宠，于是据东州反叛，周分裂为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迟不立太子带来的祸患。如果权势传承没有二心，庶子地位低下，宠妾没有凭借，即使处于大臣地位，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而庶子不作乱，也不是什么难事。事物中所说的难事在于：一定要借助他人来造成权势，而又不让他们侵害自己，这可以说是一难；尊贵的妻妾不能有两个正位，这是二难；宠爱庶子但不让他危及嫡长子，专门听取一个大臣的意见而不敢偏向君主，这才可以说是三难。 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于使近处的百姓高兴，使远处的百姓来归附。”鲁哀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于节省财力。”三位君主离开后，子贡问道：“三位君主问夫子为政之道都是一样的，夫子的回答却不同，为什么呢？”孔子说：“叶国都城大而国家小，百姓有背叛之心，所以说为政在于使近者悦而远者来。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在外阻隔四方贤士来投奔，在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致使宗庙无人祭祀、社稷无人享祀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说为政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户拥有三百辆兵车的贵族之家，所以说为政在于节省财力。” 有人评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言论。叶国百姓有背叛之心，却教他们用施惠来使近者悦远者来，这是教导百姓心怀恩惠。用施惠来治理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会受赏，有罪的人会免罚，这就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则政治混乱，用混乱的政治来治理败坏的百姓，我看是行不通的。而且百姓有背叛之心，是因为君主的明智有所不及。不增进叶公的明智，却让他去使近者悦远者来，这是放弃自己权势所能做的禁令，而去和百姓争夺恩惠，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做法。尧的贤能，是六王之首，舜一即位就包容了所有人，而尧就没有天下了。有人却没有方法来控制臣下，自恃能像舜一样而不失去百姓，这不也是没有方法吗？英明的君主能在微小的坏事刚冒头时就发现，所以百姓没有大的阴谋；在细小的罪行上就进行小的惩罚，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动乱；这就叫做在容易的时候图谋难事，在细小的时候做大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受赏，赏赐不是由于君主个人的恩惠，而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有罪的人一定受罚，惩罚不是由于君主个人的怨恨，而是他犯罪所导致的。百姓知道赏罚都起于自身，所以会努力从事功利事业，而不是向君主求取赏赐。古人说：“最高明的君主，下面的百姓只是知道有他而已。”这话是说上等君主下面的百姓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欢喜，哪里需要心怀恩惠的百姓呢？上等君主的百姓没有个人利害的算计，用“悦近来远”来取悦百姓，也是可以舍弃的。鲁哀公有臣子在外阻隔、在内结党来愚弄君主，却教他选贤，这不是依据功绩来选拔，而是选拔他心中所谓的贤人。如果哀公知道那三个臣子在外阻隔、在内结党，那么这三个臣子一天也站不住脚。哀公不懂得如何选贤，只是选他心中认为贤的人，所以这三个臣子能掌权。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不认可荀子，所以身死名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而认为伍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所灭。鲁君不必真正知贤，却用选贤来取悦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哙那样的祸患。英明的君主不亲自举荐臣子，臣子自然会进用；不自以为贤，功劳自然会显现。在任用中考察，在办事中试验，在功绩中考核。这样群臣就会公正办事而无私心，不埋没贤才，不进用不肖之徒，那么君主又何必劳神去选贤呢？齐景公用百乘之家的封赏来取悦他人，却教他节用财力，这是让景公没有方法制止臣下的奢侈，而唯独使自己节俭，这免不了贫穷。有的君主用千里的供养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那么即使是夏桀、商纣也不算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齐桓公用其中一半来供养自己，这比桀、纣还要奢侈，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奢侈与节俭的运用。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禁自己叫做“劫”，不能整饬臣下而只整饬自己叫做“乱”，不节制臣下而只节制自己叫做“贫”。英明的君主使人无私，禁止靠欺诈来谋食；致力于工作、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一定会被听到，听到的一定会奖赏；为私利而贪污的人一定会被知道，知道的一定会惩罚。这样，忠臣就会对君主尽忠，士民就会为家庭竭力，百官就会在上面清廉勤勉，即使奢侈倍于景公，也不是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用财力来劝说，就不是急务了。如果对三位君主用一句话就能让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了解臣下的意思。了解臣下清楚就能防微杜渐，防微杜渐则奸邪不会积累，奸邪不积累就不会结党营私。不结党营私则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则朋党解散，朋党解散就没有在外阻隔、在内结党的祸患。了解臣下清楚就能洞察一切，洞察一切则赏罚分明，赏罚分明则国家不会贫穷，所以说用一句话就能让三公没有祸患，意思就是了解臣下。 郑国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的街巷，听到一个妇人的哭声，他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细听。过了一会儿，派差役把她抓来审问，结果发现她是用手绞死了自己的丈夫。另一天，他的车夫问：“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含有恐惧。一般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开始生病时会担忧，临死时会恐惧，已经死了会悲哀。现在她的哭声是为已死的人而哀却不悲哀，只有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评论说：子产的治理，不也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到亲自耳闻目睹后才能知道，那么郑国能查出的奸情就很少了。不任用主管断案的官吏，不运用参验综合的政务考察方法，不明白法度标准，单靠竭尽聪明，劳神费力去了解奸情，这不是没有方法吗？而且事物繁多而个人智谋有限，少量的智谋不能胜过众多的事物，智谋不足以普遍了解事物，所以要借助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众多而君主一人，一人不能胜过众人，是说君主不足以遍知臣下，所以要借助人来了解人。这样身体不劳累而事情能治理好，智谋不运用而奸情能被察知。所以宋国人有句话说：“一只麻雀飞过羿的面前，羿一定能射中它，那羿就错了。用天下作为罗网，那就不会漏掉一只麻雀。”察知奸邪也有大罗网，就是不漏掉一个人而已。不遵循这个道理，而只用自己胸中的明察作为弓箭，那么子产就错了。老子说：“用智谋来治国，是国家的祸害。”大概说的就是子产吧。 秦昭王问左右的侍臣说：“现在的韩国、魏国与当初相比哪个更强大？”左右侍臣回答说：“比当初弱了。”“现在的如耳、魏齐与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贤能？”回答说：“赶不上。”秦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国、魏国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左右侍臣回答说：“确实如此！”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您对天下的估量错了。当初六晋的时候，智氏最强，它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又率领韩、魏的军队去攻打赵国，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没有被淹没。智伯出来巡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骖乘，智伯说：‘当初我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我现在知道了。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用手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手脚，手肘和脚在车上相碰，这样智氏就在晋阳之下被瓜分了。现在大王您虽然强大，还比不上智氏；韩国、魏国虽然弱小，还没有到在晋阳之下那样危险的地步。这正是天下各国相互用手肘和脚来暗中算计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啊。” 有人评论说：昭王的问话有失误，左右侍臣和中期的回答也有过失。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依靠的是权势。权势不可被侵害，那么即使天下各国都强大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韩国、魏国呢，又能把大王怎么样呢！如果权势可以被侵害，那么即使是像如耳、魏齐这样不肖的人，以及韩国、魏国也能侵害它。那么能否被侵害，取决于自己，何必去问别人呢？自恃其不可侵犯，那么强与弱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失误在于不自恃，而去问别人能把自己怎么样，那不被侵犯也只是侥幸罢了！《申子》说：“失去了权术却去追求确实可靠，就会产生疑惑。”这说的就是昭王吧。智伯没有法度，带领韩康子、魏宣子图谋用水灌灭赵国，这就是智伯之所以国亡身死、头骨被做成饮器的原因。现在昭王竟然问比当初哪个更强，是害怕有水淹人家的祸患吗？而且左右侍臣也不是韩康子、魏宣子那样的人，哪会有手肘和脚相碰的事情，而中期说“不要轻视”，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担任的官职是琴师，琴弦不和谐，曲调不清晰，这是中期的责任，这是中期侍奉昭王的方式。中期善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能使昭王满足，却去谈论自己不懂的事，难道不荒谬吗！左右侍臣回答说“弱於始”和“不及”就可以了，他们说“甚然”就是谄媚了。《申子》说：“处理事务不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即使知道也不说。”现在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说。所以说昭王的问话有失误，左右侍臣和中期的回答都有过失。 管子说：“看到可以做的事，就明确表示赞许并有实际的奖赏；看到不可以做的事，就明确表示厌恶并有实际的惩罚；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信实不欺，那么即使看不到的事情，人们也敢做吗？看到可以做的事却不赞许，看到不可以做的事却不厌恶，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都不讲信用，却要求在看不见的范围外也服从，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评论说：在大厅广众、庄严的场合，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在私密的内室独处时，即使是曾参、史鱼那样的正人君子也会放纵。观察人们在庄严场合的表现，并非真实的品性、情况。而且君主是臣下所要掩饰的对象。如果君主的好恶只表现在所看到的事情上，臣下就一定会用奸诈的行为来掩饰以愚弄君主。君主的明智不能洞察远处的奸邪、看到隐蔽的坏事，却等待通过观察经过掩饰的行为来定赏罚，这不是弊病吗！ 管子说：“在内室说的话能影响到内室，在厅堂说的话能影响到厅堂，这就叫做天下之王。” 有人评论说：管仲所说的“言於室满室，言於堂满堂”，不是指游戏饮食之类的闲话，一定是指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图籍，设置在官府，公布给百姓的东西。术，是藏在君主心中，用来综合处理各种事端而暗中驾驭臣下的东西。所以法没有比公开更好的，而术则不要显露出来。因此，英明的君主谈论法，那么国内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只是充满厅堂。运用术，那么即使是亲信、近臣也无法知道，不能充满内室。而管子还说“言於室满室，言於堂满堂”，这不是关于法和术的言论。 ## 延伸阅读 通读全书见[《韩非子》目录](https://shu.cq2.cn/han-fei-zi.html)，更多典籍上[古籍书库](https://shu.cq2.cn/)；顺道读[诗词歌赋](https://shici.cq2.cn/)与[对联大全](https://dl.cq2.cn/)。更多传统民俗内容尽在[超群学道网](//www.cq2.cn/)。 --- 完整网页：https://shu.cq2.cn/han-fei-zi/nan-sa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