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奸劫弑臣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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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
是以主有所善，
臣從而譽之；
主有所憎，
臣因而毀之。
凡人之大體，
取舍同者則相是也，
取舍異者則相非也。
今人臣之所譽者，
人主之所是也，
此之謂同取。
人臣之所毀者，
人主之所非也，
此之謂同舍。
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
未嘗聞也，
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
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
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
非參驗以審之也，
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
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
故主必欺於上，
而臣必重於下矣，
此之謂擅主之臣。
國有擅主之臣，
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
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
何以明之？
夫安利者就之，
危害者去之，
此人之情也。
今為臣盡力以致功，
竭智以陳忠者，
其身困而家貧，
父子罹其害；
為姦利以弊人主，
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
身尊家富，
父子被其澤；
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
治國若此其過也，
而上欲下之無姦，
吏之奉法，
其不可得亦明矣。
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
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
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
必不幾矣。
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
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
愈不幾矣。
二者不可以得安，
我安能無相比周、
蔽主上、
為姦私以適重人哉？」
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
其百官之吏，
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
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
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
必不幾矣。
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
是猶以足搔頂也，
愈不幾也。
二者不可以得安，
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
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
故以私為重人者眾，
而以法事君者少矣。
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
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
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
得效度數之言，
上明主法，
下困姦臣，
以尊主安國者也。
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
則賞罰必用於後矣。
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
而不苟於世俗之言，
循名實而定是非，
因參驗而審言辭。
是以左右近習之臣，
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
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
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
是猶負千鈞之重，
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
必不幾矣。」
百官之吏，
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
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
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
是猶上高陵之顛，
墮峻谿之下而求生，
必不幾矣。」
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
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
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
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
下得守其職而不怨。
此管仲之所以治齊，
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
從是觀之，
則聖人之治國也，
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
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
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
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
正直之道可以得利，
則臣盡力以事主；
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
則臣行私以干上。
明主知之，
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
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
不目索姦邪，
而國已治矣。
人主者，
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
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
目必，
不任其數，
而待目以為明，
所見者少矣，
非不弊之術也。
耳必，
不因其勢，
而待耳以為聰，
所聞者寡矣，
非不欺之道也。
明主者，
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
天下不得不為己聽。
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
而天下弗能蔽、
弗能欺者何也？
闇亂之道廢，
而聰明之勢興也。
故善任勢者國安，
不知因其勢者國危。
古秦之俗，
君臣廢法而服私，
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
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
賞告姦，
困末作而利本事。
當此之時，
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
無功可以得尊顯也，
故輕犯新法。
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
告之者其賞厚而信，
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
民疾怨而眾過日聞。
孝公不聽，
遂行商君之法，
民後知有罪之必誅，
而私姦者眾也，
故民莫犯，
其刑無所加。
是以國治而兵強，
地廣而主尊。
此其所以然者，
匿罪之罰重，
而告姦之賞厚也。
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
至治之法術已明矣，
而世學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學，
皆不知治亂之情，
讘䛟多誦先古之書，
以亂當世之治；
智慮不足以避阱井之陷，
又妄非有術之士。
聽其言者危，
用其計者亂，
此亦愚之至大，
而患之至甚者也。
俱與有術之士，
有談說之名，
而實相去千萬也，
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
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
猶螘垤之比大陵也，
其相去遠矣。
而聖人者，
審於是非之實，
察於治亂之情也。
故其治國也，
正明法，
陳嚴刑，
將以救群生之亂，
去天下之禍，
使強不陵弱，
眾不暴寡，
耆老得遂，
幼孤得長，
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
父子相保，
而無死亡係虜之患，
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愚人不知，
顧以為暴。
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
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
何以知之？
夫嚴刑重罰者，
民之所惡也，
而國之所以治也；
哀憐百姓、
輕刑罰者，
民之所喜，
而國之所以危也。
聖人為法國者，
必逆於世，
而順於道德。
知之者，
同於義而異於俗；
弗知之者，
異於義而同於俗。
天下知之者少，
則義非矣。
處非道之位，
被眾口之譖，
溺於當世之言，
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
幾不亦難哉！
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
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余欲君之棄其妻也，
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
曰：「得為君之妾，
甚幸。
雖然，
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
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
身故不肖，
力不足以適二主，
其勢不俱適，
與其死夫人所者，
不若賜死君前。
妾以賜死，
若復幸於左右，
願君必察之，
無為人笑。」
君因信妾余之詐，
為棄正妻。
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
因自裂其親身衣之，
以示君而泣，
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
甲非弗知也，
今乃欲強戲余，
余與爭之，
至裂余之衣，
而此子之不孝，
莫大於此矣。」
君怒，
而殺甲也。
故妻以妾余之詐棄，
而子以之死。
從是觀之，
父之愛子也，
猶可以毀而害也。
君臣之相與也，
非有父子之親也，
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
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
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
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
凡人臣者，
有罪固不欲誅，
無功者皆欲尊顯。
而聖人之治國也，
賞不加於無功，
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
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
固左右姦臣之所害，
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之學術者說人主，
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邪之臣」，
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
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
是以大者國亡身死，
小者地削主卑。
何以明之？
夫施與貧困者，
此世之所謂仁義；
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
此世之所謂惠愛也。
夫有施與貧困，
則無功者得賞；
不忍誅罰，
則暴亂者不止。
國有無功得賞者，
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
內不急力田疾作，
皆欲行貨財、
事富貴、
為私善、
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
故姦私之臣愈眾，
而暴亂之徒愈勝，
不亡何待？
夫嚴刑者，
民之所畏也；
重罰者，
民之所惡也。
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
設其所惡以防其姦。
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
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
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
無捶策之威，
銜橛之備，
雖造父不能以服馬。
無規矩之法，
繩墨之端，
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
無威嚴之勢，
賞罰之法，
雖堯、
舜不能以為治。
今世主皆輕釋重罰、
嚴誅，
行愛惠，
而欲霸王之功，
亦不可幾也。
故善為主者，
明賞設利以勸之，
使民以功賞，
而不以仁義賜；
嚴刑重罰以禁之，
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
是以無功者不望，
而有罪者不幸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
乘舟之安，
持楫之利，
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
操法術之數，
行重罰嚴誅，
則可以致霸王之功。
治國之有法術賞罰，
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
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
乘之者遂得其成。
伊尹得之湯以王，
管仲得之齊以霸，
商君得之秦以強。
此三人者，
皆明於霸王之術，
察於治強之數，
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
適當世明主之意，
則有直任布衣之士，
立為卿相之處；
處位治國，
則有尊主廣地之實；
此之謂足貴之臣。
湯得伊尹，
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
桓公得管仲，
立為五霸主，
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孝公得商君，
地以廣，
兵以強。
故有忠臣者，
外無敵國之患，
內無亂臣之憂，
長安於天下，
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
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
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
度數之理，
以避禍難之患，
下不能領御其眾，
以安其國；
及襄子之殺智伯也，
豫讓乃自黔劓，
敗其形容，
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
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
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
此吾之所下也，
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
古有伯夷、
叔齊者，
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
二人餓死首陽之陵；
若此臣者，
不畏重誅，
不利重賞，
不可以罰禁也，
不可以賞使也。
此之謂無益之臣也，
吾所少而去也，
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
此不恭之言也。
雖然，
古無虛諺，
不可不察也。
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
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
雖長年而美材，
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
而各為其私急。
而恐父兄豪傑之士，
借人主之力，
以禁誅於己也，
故弒賢長而立幼弱，
廢正的而立不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
未出境，
聞王病而反，
因入問病，
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
遂自立也。
齊崔杼，
其妻美，
而莊公通之，
數如崔氏之室，
及公往，
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
公入室，
請與之分國，
崔子不許，
公請自刃於廟，
崔子又不聽，
公乃走踰於北牆，
賈舉射公，
中其股，
公墜，
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
而立其弟景公。」
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
餓主父百日而死；
卓齒之用齊也，
擢湣王之筋，
懸之廟梁，
宿昔而死。
故厲雖癰腫疕瘍，
上比於春秋，
未至於絞頸射股也；
下比於近世，
未至餓死擢筋也。
故劫殺死亡之君，
此其心之憂懼、
形之苦痛也，
必甚於厲矣。
由此觀之，
雖「厲憐王」可也。
白话译文
凡是奸臣，都想要顺从君主的心意，来获取亲近宠幸的权势。因此，君主有认为好的，臣子就跟着赞誉；君主有厌恶的，臣子就跟着诋毁。大凡人的常情，取舍相同的就互相认同，取舍不同的就互相否定。现在臣子所赞誉的，正是君主所认同的，这叫做“同取”；臣子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否定的，这叫做“同舍”。取舍相合却相互对立的，从未听说过，这就是臣子获取宠幸信任的方法。奸臣得以凭借宠幸信任的权势，来通过诋毁或赞誉来任免其他臣子，是因为君主没有用权谋手段来驾驭他们，没有用检验验证的方法来审查他们，一定会因为过去君臣投合而相信现在的话，这就是宠臣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一定会在上位受蒙蔽，而臣子一定会在下位掌握重权，这就叫做“专权控制君主的臣子”。国家有了这种专权控制君主的臣子，那么下面的群臣就不能尽心竭力来表达忠诚，百官衙吏就不能奉行法律来建功立业。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安全有利的事就去做，危险有害的事就避开，这是人的常情。现在如果做臣子的，竭尽全力来建功，竭尽智慧来效忠，结果自身困窘，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祸害；而通过奸邪手段谋取私利来蒙蔽君主，用钱财货物去侍奉权贵重臣的人，却身份尊贵，家庭富裕，父子都蒙受恩泽；人们怎能放弃安全有利的道路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国到了这个地步就错了，而君主却想要臣下没有奸邪，官吏奉行法律，这是不可能的，道理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左右近臣知道忠诚信实不能获得安全利益，一定会说：“我用忠信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求取安稳，这就像盲人想分辨黑白色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用正道来行事、遵循正理不攀附富贵来侍奉君主以求安稳，这就像聋子想分辨清浊之声一样，就更不可能了。这两条路都不能求得安稳，我怎能不与人勾结结党、蒙蔽君主、行奸谋私来迎合权贵呢？”这样就必然不顾及君臣大义了。那些百官衙吏，也知道方正不阿不能获得安稳，也一定会说：“我用清廉正直侍奉君主以求安稳，就像没有规矩却想画出方圆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遵守法律、不结党营私来处理公务以求安稳，就像用脚去搔头顶一样，就更不可能了。这两条路都不能求得安稳，怎能不废弃法律、谋取私利去迎合权贵呢？”这样就必然不顾及君主的法律了。所以为权贵而谋私利的人很多，而依法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位孤立无援，而臣子在下面结成朋党，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弑杀齐简公的原因啊。
懂得权术的臣子，能够进献法度谋略的言论，对上彰明君主的法律，对下困阻奸臣，从而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因此法度谋略的言论能在君主面前得到采纳，那么赏罚就一定能实施在后。君主如果真正明白圣人的治国方术，不拘泥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通过检验验证来审查言辞。那么左右的亲近宠臣，知道欺诈不能获得安稳，一定会说：“我不摒弃奸邪谋私的行为，竭心尽力来侍奉君主，却反而与人勾结党羽、随意诋毁赞誉来求取安稳，这就像背负千钧重物，掉进深不见底的潭水里却求生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百官衙吏，也知道谋取奸利不能获得安稳，一定会说：“我不用清廉方正奉公守法，却怀着贪污的心思枉法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山之顶，却坠入陡峭的山谷之下而求生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安危之道如此明白，左右近臣怎能用虚妄的言语迷惑君主？百官怎敢用贪污掠夺百姓呢？因此臣子能够尽忠而不蒙蔽君主，下级能够恪守职责而没有怨言。这就是管仲能把齐国治理好，而商君能使秦国强盛的原因啊。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一种使天下人不能不爱戴我的方法，而不依赖别人出于私爱为我效命。依赖别人出于私爱为我是危险的，依靠让天下人“不得不为我效命”的方法才是安全的。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亲情，如果正道可以获得利益，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如果正道不能获得安稳，臣子就会谋取私利来冒犯君主。明智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设立利害的方法来昭示天下罢了。因此，君主虽然不亲自口授教导百官，不亲自监督搜寻奸邪，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君主，并不是眼睛像离娄那样才算明察，不是耳朵像师旷那样才算聪慧。如果一定要依靠自己的眼睛，而不运用方法权术，只靠自己看到的情况来明察，那么看到的就太少了，这不是不被蒙蔽的方法。如果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耳朵，而不利用形势态势，只靠自己听到的来聪慧，那么听到的就太少了，这不是不被欺骗的方法。明智的君主，能让天下人不得不替自己观察，能让天下人不得不替自己倾听。所以君主身处深宫之中，却能明察四海之内，天下人无法蒙蔽、无法欺骗，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昏乱的方法被废弃了，而耳聪目明的权势兴起了。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国家安定，不懂得凭借权势的国家危险。从前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律而任用私情，所以国家混乱、军队弱小、君主卑下。商君劝说秦孝公改变法律、改革风俗，彰明公正之道，奖赏告发奸邪，限制工商业而利于农业。在这个时候，秦国的百姓习惯了旧俗，认为有罪可以免除，无功可以尊贵显赫，所以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犯法者诛罚严厉而必行，对告发者奖赏丰厚而守信，所以奸邪没有不被发现的，受刑的人很多，百姓怨恨不满，每天都能听到众多的责难。孝公不听从这些，坚持推行商君的法律，百姓后来知道有罪必定受罚，而暗中作奸的人又很多，所以百姓没有人犯法，刑罚无处施加。因此国家治理得当而军队强大，领土扩张而君主尊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隐瞒罪行的惩罚严厉，而告发奸邪的奖赏丰厚。这也是让天下人不得不为君主观察倾听的方法。至于治国的法术已经明确了，而世上的学者却不知道。
况且当今世俗的愚昧学者，都不了解国家治乱的实情，只是喋喋不休地诵读古代的典籍，来扰乱当代的治理；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又胡乱非议有权术的士人。听从他们言论的君主会危险，采用他们计策的国家会混乱，这也是愚蠢到极点、祸患最严重的情况了。他们和有权术的士人，都有谈论说教的名声，而实际相差千万里，这就是名义相同而实质不同的情况。那些世俗的愚学之人与有权术的士人相比，就像蚂蚁堆的小土堆与大山相比，相差太远了。圣人呢，能明察是非的真实，看清治乱的实情。所以他治理国家，端正明确法律，施行严厉的刑罚，用来拯救民众的祸乱，去除天下的灾祸，使强暴的不欺凌弱小的，人多的不暴虐人少的，老人能安享晚年，幼小孤儿能得到抚养，边境不受侵犯，君臣相互亲近，父子相互保全，而没有死亡、被俘虏的祸患，这也是最大的功绩了。愚人不知道，反而认为这是暴政。愚笨的人本来想要安定，却厌恶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本来厌恶危险，却喜欢导致危险的事情。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却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怜悯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却是国家陷入危险的方法。圣人为国家立法，必定违背世俗，而顺应道德。理解它的人，与道义相合而与世俗相异；不理解的人，与道义相异而与世俗相合。天下理解的人少，那么道义就错了。
身处非道的位置，遭受众人的谗言，沉溺于当代的言论，却想要面对威严的天子而求得安逸，这难道不是太难了吗！这就是有智之士到死也不能显赫于世的原因啊。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宠爱的妾叫余，春申君的正妻生的儿子叫甲，余想让君主抛弃正妻，就弄伤自己的身体给君主看，并哭着说：“我能做您的妾，非常幸运。但是，侍奉夫人不是侍奉您的好办法，侍奉您也不是侍奉夫人的好办法。我本来就不贤德，能力不足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看样子不能同时让两位主人满意，与其死在夫人手里，不如死在您面前。我请求您赐我一死，如果我还能再得到您的宠幸，希望您一定要明察，不要让人笑话。”君主于是相信了妾余的谎话，休弃了正妻。余又想杀死甲，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继承人，于是撕裂自己贴身穿的衣服，给君主看并哭着说：“我受您宠幸的日子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今天竟然想强行调戏我，我与他争执，以至于撕破了我的衣服，这个儿子的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君主发怒，就杀了甲。所以正妻因为妾余的谎言而被休弃，儿子也因之被杀。由此看来，父亲疼爱儿子，尚且可以因为谗言而被伤害。君臣之间的交往，没有父子那样的亲情，而群臣的诋毁谗言又不止一个小妾的口，那些贤圣的人被杀戮处死，又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商君在秦国被车裂，而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啊。凡是做臣子的，有罪固然不想被杀，无功的都想得到尊崇显贵。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加于无功的人，而惩罚必定施加于有罪的人。那么懂得权术的士人做人臣，本来就容易被左右奸臣所害，如果不是明智的君主，是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的。
当今世上研习学问的人游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来困阻奸邪之臣”，而都说“施行仁义慈爱罢了”。当今的君主喜欢仁义的美名，却不考察它的实质，所以重则国家灭亡自身死亡，轻则领土削减君主卑下。用什么来说明呢？施舍给贫困的人，这就是世俗所谓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心诛罚，这就是世俗所谓的慈爱。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到奖赏；不忍心诛罚，那么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国家有无功得赏的人，那么百姓对外不会努力杀敌作战，对内不会努力耕作劳作，都想通过行贿、侍奉权贵、做私善、立名誉来获取高官厚禄。所以奸邪谋私的臣子越来越多，而暴乱的团伙越来越强盛，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严刑，是百姓所畏惧的；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摆出百姓畏惧的来禁止邪僻，设立百姓厌恶的来防范奸邪。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我因此明白仁义慈爱是不够用的，而严刑重罚是可以治理国家的。没有马鞭的威慑、马嚼子的装备，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马匹。没有圆规曲尺的法则、墨线的端正，即使是王尔也不能画出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制，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当今的君主都轻视和放弃重罚严诛，施行仁义慈爱，却想要建立霸王的功业，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明确奖赏、设立利益来勉励百姓，使百姓因为功劳而得赏，而不是因为仁义慈爱而得赐；施行严刑重罚来禁止犯罪，使百姓因为犯罪而受罚，而不是因为仁义慈爱而免罚。因此无功的人不抱有期望，而有罪的人得不到侥幸。依托在坚固的车子和良好的马匹之上，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阻的困难；乘坐安稳的船只，掌握船桨的便利，就可以在水上渡过大江大河的艰难；掌握法术的方法，实行重罚严诛，就可以建立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拥有法术赏罚，就像陆行有坚固的车子和良好的马匹，水行有轻便的船只和便利的船桨，乘坐它们的人就能成功。伊尹掌握法术，辅佐商汤而称王天下；管仲掌握法术，辅佐齐桓公而称霸诸侯；商君掌握法术，辅佐秦孝公而使秦国强盛。这三个人，都明白霸王的权术，明察治国强盛的方法，不被世俗的言论所牵制；符合当世明主的心意，就能以布衣的身份，直接担任卿相的职位；处于高位治理国家，就能建立使君主尊贵、领土扩张的功绩；这就叫做值得尊贵的臣子。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里的土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主，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秦孝公得到商君，领土得以扩张，军队得以强大。所以有了忠臣，对外没有敌国入侵的祸患，对内没有叛臣作乱的忧愁，天下长久安定，而美名流传后世，这才是所说的忠臣。至于豫让做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劝说君主明白法术、度数的道理，来避免祸患灾难；对下不能统率安抚民众，来安定自己的国家；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就自己涂黑身体、割掉鼻子，毁坏自己的容貌，来替智伯向襄子报仇；这样虽然有毁损身体、牺牲生命为君主的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丝毫益处。这是我看不起的人，而当今的君主却认为他们忠义高尚。古代有伯夷、叔齐，周武王让天下给他们，他们不接受，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这样的臣子，不怕重罚，不贪图重赏，不能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不能用赏赐来驱使他们。这就叫做无益的臣子，是我所鄙弃而摒除的，却是当今君主所推崇而寻求的。
谚语说：“恶疮也同情君王。”这是不恭敬的话。但是，古代没有虚假的谚语，不能不仔细考察啊。这是指那些被劫杀死亡的君王说的。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臣下，虽然年长寿命好、资质优秀，大臣们还是会得势专权，处理决断事务，各自为自己的私利奔忙。并且害怕父兄豪杰之士，借君主的力量，来对自己进行禁杀惩罚，所以杀害贤明年长的君主而立年幼懦弱的，废黜嫡子而立不义之子。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王子围将要出使郑国，还没出境，听说楚王病了就返回，趁机入宫探病，用帽带子勒死楚王，于是自立为王。齐国崔杼，他的妻子很美，齐庄公和她私通，多次去崔杼家中，等到庄公前往，崔杼的党羽贾举率领崔杼的党众攻击庄公，庄公逃入室内，请求和他们瓜分国家，崔杼不允许，庄公请求在祖庙自尽，崔杼又不答应，庄公就翻墙逃跑，贾举射中了庄公的大腿，庄公坠落，崔杼的党羽用戈砍杀了庄公，然后立了他的弟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执掌赵国权力，将主父（赵武灵王）囚禁饿死；淖齿执掌齐国权力，抽了齐湣王的筋，悬挂在他的祖庙梁上，过了一夜就死了。所以恶疮虽然红肿化脓，但往上比《春秋》记载的，还没到被勒颈射腿的地步；往下比近代，还没到被饿死抽筋的地步。所以那些被劫持杀害死亡的君王，他们内心的忧惧、身体的痛苦，一定比恶疮更严重啊。由此看来，即使说“恶疮也同情君王”，也是可以的啊。
字词精讲
- 顺：顺从，迎合。
- 亲幸：亲近宠幸。
- 从而誉之：“从而”即“随之而”，跟着赞誉他。
- 因而毁之：“因而”即“随之而”，跟着诋毁他。
- 大体：大概，一般的规律、常情。
- 取舍同者则相是，取舍异者则相非：取舍一致就互相认同，取舍不同就互相否定。“是”、“非”在此作动词，意为“认为正确/错误”、“认同/反对”。
- 同取：取舍（主张）相同。
- 同舍：取舍（主张）相同。此处“舍”指舍弃、否定。
- 取合而相与逆：取舍相合却相互对立。这与上下文逻辑（同取同舍则相合）相反，故原文“未尝闻也”（没听说过）。
- 信幸：信任宠幸。
- 术数：指法家主张的治国权谋、手段、策略。
- 参验：检验，验证。指用事实、效果来考察言行。
- 曩（nǎng）：以往，过去。
- 擅主之臣：专权控制君主的臣子。“擅”意为专断、独揽。
- 陈其忠：表达他们的忠诚。“陈”为陈述、表达。
- 致其功：取得他们的功绩。“致”为求得、取得。
- 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安全有利的事就接近（做），危险有害的事就离开（不做）。体现了人的趋利避害本性。
- 弊：通“蔽”，蒙蔽。
- 适：迎合。
- 重人：权贵，重臣。
- 相比周：互相勾结结党。“比”、“周”都有结党营私之意。
- 蔽主上：蒙蔽君主。
- 方正：方正不阿，正直。
- 废法行私：废弃法律，谋取私利。
- 田成弑简公：指春秋末期齐国权臣田常（陈恒）弑杀齐简公的事件，是臣弑君的典型。
- 度数之言：法度权谋的言论。
- 苟：苟且，拘泥。
- 循名实而定是非：根据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来判断是非。这是法家“循名责实”的核心思想。
- 重罚必信：重罚一定说到做到。“信”为守信、兑现。
- 田成弑简公：指春秋时期齐国权臣田成子（田常）杀死齐简公，篡夺齐国政权的事件。是臣子专权弑君的著名案例。
- 黔（qián）劓（yì）：古代刑罚，这里指豫让漆身（涂黑身体）毁容，以毁坏自己面貌。黔，通“黥”，在脸上刺字涂墨；劓，割掉鼻子。
- 厉怜王：“厉”通“癞”，指恶疮。谚语意为连生恶疮的人都同情君王，因为君王可能遭受的劫杀之祸比恶疮更痛苦。是讽刺君主的处境悲惨。
- 桀纣：夏桀和商纣，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常被并称作为暴虐之君的代名词。
- 伊尹、管仲、商君：分别为辅佐商汤、齐桓公、秦孝公成就霸业的著名贤臣或改革家。文中用作成功运用法术的典范。
- 造父：古代著名的御马能手。
- 王尔：古代著名的巧匠。
- 犀车良马：坚固的车子，优良的马匹。比喻可靠的凭借。
- 衔橛（jué）：马嚼子和车旁横木，指驾驭马匹的器具。
义理赏析
本文是韩非子阐述其法家“法、术、势”治国理论的名篇，集中批判了两种导致国家危乱的倾向：一是君主被奸臣蒙蔽操纵，二是君主用儒家“仁义惠爱”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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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奸臣的运作机制：文章开篇即点明奸臣“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的核心手段。他们通过揣摩并迎合君主的个人好恶（“同取”、“同舍”），营造出君臣“同心”的假象，从而获取信任。这种基于私人情感而非客观法度的信任，是君主受蒙蔽、奸臣擅权的根源。奸臣一旦得势，便利用赏罚大权打压忠良、培植私党（“相比周、蔽主上”），使君主孤立，国家机器为私利所用，最终可能酿成田成弑君般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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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法术势”的必要性：韩非通过鲜明的对比，论证了在利益驱动的人性下，仅靠道德自觉无法维系忠诚（忠信者“身困家贫”，奸利者“身尊家富”）。因此，君主必须放弃对个人智慧（“目明耳聪”）和道德感化的依赖，转而建立一套客观、强制的制度——即“法术势”。通过明确的赏罚（“设利害之道”）和严格的检验（“循名实”、“因参验”），迫使天下人“不得不”为君主所用。商鞅变法在秦国的成功，正是“使天下必为己视听”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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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仁义惠爱”的误国：文章后半部分猛烈抨击当时推崇“仁义惠爱”的儒者及君主。韩非认为，无原则的施舍和怜悯（“施与贫困”、“不忍诛罚”），实际上破坏了公平的赏罚机制，鼓励了无功求赏和犯罪免罚，最终导致“奸私之臣愈众，暴乱之徒愈胜”。他强调，真正的治国之道（“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需要依靠“严刑重罚”来树立权威、禁止奸邪，这恰恰是“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的。赏罚必须与功罪严格对应，方能引导正确的行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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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怜王”的终极警示：文末引用“厉怜王”的谚语，并结合大量弑君史实，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失去法术而遭劫杀的君主，其身心痛苦甚至超过生癞疮的人。这不仅是对君主的严厉警告，也从反面论证了掌握法术对于君主自身安全和国家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整篇文章逻辑严密，从现象分析到理论构建，再到历史印证，层层递进，充分展现了法家冷峻、务实、重制度轻人情的思想特质，其强调规则与制衡、反对人治与空谈的见解，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