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奸劫弑臣 > 古籍书库 · 战国·韩非 · 来源：超群学道网。 > 原文依权威通行本整理；白话译文为 AI 辅助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章旨**：凡是奸臣，都想要顺从君主的心意，来获取亲近宠幸的权势 ## 原文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党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於前，则赏罚必用於后矣。人主诚明於圣人之术，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於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䛟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螘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於是非之实，察於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於世，而顺於道德。知之者，同於义而异於俗；弗知之者，异於义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於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於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於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亲身衣之，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之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於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於无功，而诛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捶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托於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术，察於治强之数，而不以牵於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於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於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於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於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於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痈肿疕疡，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绞颈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凡是奸臣，都想要顺从君主的心意，来获取亲近宠幸的权势。因此，君主有认为好的，臣子就跟着赞誉；君主有厌恶的，臣子就跟着诋毁。大凡人的常情，取舍相同的就互相认同，取舍不同的就互相否定。现在臣子所赞誉的，正是君主所认同的，这叫做“同取”；臣子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否定的，这叫做“同舍”。取舍相合却相互对立的，从未听说过，这就是臣子获取宠幸信任的方法。奸臣得以凭借宠幸信任的权势，来通过诋毁或赞誉来任免其他臣子，是因为君主没有用权谋手段来驾驭他们，没有用检验验证的方法来审查他们，一定会因为过去君臣投合而相信现在的话，这就是宠臣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一定会在上位受蒙蔽，而臣子一定会在下位掌握重权，这就叫做“专权控制君主的臣子”。国家有了这种专权控制君主的臣子，那么下面的群臣就不能尽心竭力来表达忠诚，百官衙吏就不能奉行法律来建功立业。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安全有利的事就去做，危险有害的事就避开，这是人的常情。现在如果做臣子的，竭尽全力来建功，竭尽智慧来效忠，结果自身困窘，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祸害；而通过奸邪手段谋取私利来蒙蔽君主，用钱财货物去侍奉权贵重臣的人，却身份尊贵，家庭富裕，父子都蒙受恩泽；人们怎能放弃安全有利的道路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国到了这个地步就错了，而君主却想要臣下没有奸邪，官吏奉行法律，这是不可能的，道理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左右近臣知道忠诚信实不能获得安全利益，一定会说：“我用忠信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求取安稳，这就像盲人想分辨黑白色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用正道来行事、遵循正理不攀附富贵来侍奉君主以求安稳，这就像聋子想分辨清浊之声一样，就更不可能了。这两条路都不能求得安稳，我怎能不与人勾结结党、蒙蔽君主、行奸谋私来迎合权贵呢？”这样就必然不顾及君臣大义了。那些百官衙吏，也知道方正不阿不能获得安稳，也一定会说：“我用清廉正直侍奉君主以求安稳，就像没有规矩却想画出方圆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遵守法律、不结党营私来处理公务以求安稳，就像用脚去搔头顶一样，就更不可能了。这两条路都不能求得安稳，怎能不废弃法律、谋取私利去迎合权贵呢？”这样就必然不顾及君主的法律了。所以为权贵而谋私利的人很多，而依法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位孤立无援，而臣子在下面结成朋党，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弑杀齐简公的原因啊。 懂得权术的臣子，能够进献法度谋略的言论，对上彰明君主的法律，对下困阻奸臣，从而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因此法度谋略的言论能在君主面前得到采纳，那么赏罚就一定能实施在后。君主如果真正明白圣人的治国方术，不拘泥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通过检验验证来审查言辞。那么左右的亲近宠臣，知道欺诈不能获得安稳，一定会说：“我不摒弃奸邪谋私的行为，竭心尽力来侍奉君主，却反而与人勾结党羽、随意诋毁赞誉来求取安稳，这就像背负千钧重物，掉进深不见底的潭水里却求生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百官衙吏，也知道谋取奸利不能获得安稳，一定会说：“我不用清廉方正奉公守法，却怀着贪污的心思枉法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山之顶，却坠入陡峭的山谷之下而求生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安危之道如此明白，左右近臣怎能用虚妄的言语迷惑君主？百官怎敢用贪污掠夺百姓呢？因此臣子能够尽忠而不蒙蔽君主，下级能够恪守职责而没有怨言。这就是管仲能把齐国治理好，而商君能使秦国强盛的原因啊。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一种使天下人不能不爱戴我的方法，而不依赖别人出于私爱为我效命。依赖别人出于私爱为我是危险的，依靠让天下人“不得不为我效命”的方法才是安全的。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亲情，如果正道可以获得利益，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如果正道不能获得安稳，臣子就会谋取私利来冒犯君主。明智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设立利害的方法来昭示天下罢了。因此，君主虽然不亲自口授教导百官，不亲自监督搜寻奸邪，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君主，并不是眼睛像离娄那样才算明察，不是耳朵像师旷那样才算聪慧。如果一定要依靠自己的眼睛，而不运用方法权术，只靠自己看到的情况来明察，那么看到的就太少了，这不是不被蒙蔽的方法。如果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耳朵，而不利用形势态势，只靠自己听到的来聪慧，那么听到的就太少了，这不是不被欺骗的方法。明智的君主，能让天下人不得不替自己观察，能让天下人不得不替自己倾听。所以君主身处深宫之中，却能明察四海之内，天下人无法蒙蔽、无法欺骗，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昏乱的方法被废弃了，而耳聪目明的权势兴起了。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国家安定，不懂得凭借权势的国家危险。从前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律而任用私情，所以国家混乱、军队弱小、君主卑下。商君劝说秦孝公改变法律、改革风俗，彰明公正之道，奖赏告发奸邪，限制工商业而利于农业。在这个时候，秦国的百姓习惯了旧俗，认为有罪可以免除，无功可以尊贵显赫，所以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犯法者诛罚严厉而必行，对告发者奖赏丰厚而守信，所以奸邪没有不被发现的，受刑的人很多，百姓怨恨不满，每天都能听到众多的责难。孝公不听从这些，坚持推行商君的法律，百姓后来知道有罪必定受罚，而暗中作奸的人又很多，所以百姓没有人犯法，刑罚无处施加。因此国家治理得当而军队强大，领土扩张而君主尊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隐瞒罪行的惩罚严厉，而告发奸邪的奖赏丰厚。这也是让天下人不得不为君主观察倾听的方法。至于治国的法术已经明确了，而世上的学者却不知道。 况且当今世俗的愚昧学者，都不了解国家治乱的实情，只是喋喋不休地诵读古代的典籍，来扰乱当代的治理；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又胡乱非议有权术的士人。听从他们言论的君主会危险，采用他们计策的国家会混乱，这也是愚蠢到极点、祸患最严重的情况了。他们和有权术的士人，都有谈论说教的名声，而实际相差千万里，这就是名义相同而实质不同的情况。那些世俗的愚学之人与有权术的士人相比，就像蚂蚁堆的小土堆与大山相比，相差太远了。圣人呢，能明察是非的真实，看清治乱的实情。所以他治理国家，端正明确法律，施行严厉的刑罚，用来拯救民众的祸乱，去除天下的灾祸，使强暴的不欺凌弱小的，人多的不暴虐人少的，老人能安享晚年，幼小孤儿能得到抚养，边境不受侵犯，君臣相互亲近，父子相互保全，而没有死亡、被俘虏的祸患，这也是最大的功绩了。愚人不知道，反而认为这是暴政。愚笨的人本来想要安定，却厌恶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本来厌恶危险，却喜欢导致危险的事情。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却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怜悯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却是国家陷入危险的方法。圣人为国家立法，必定违背世俗，而顺应道德。理解它的人，与道义相合而与世俗相异；不理解的人，与道义相异而与世俗相合。天下理解的人少，那么道义就错了。 身处非道的位置，遭受众人的谗言，沉溺于当代的言论，却想要面对威严的天子而求得安逸，这难道不是太难了吗！这就是有智之士到死也不能显赫于世的原因啊。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宠爱的妾叫余，春申君的正妻生的儿子叫甲，余想让君主抛弃正妻，就弄伤自己的身体给君主看，并哭着说：“我能做您的妾，非常幸运。但是，侍奉夫人不是侍奉您的好办法，侍奉您也不是侍奉夫人的好办法。我本来就不贤德，能力不足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看样子不能同时让两位主人满意，与其死在夫人手里，不如死在您面前。我请求您赐我一死，如果我还能再得到您的宠幸，希望您一定要明察，不要让人笑话。”君主于是相信了妾余的谎话，休弃了正妻。余又想杀死甲，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继承人，于是撕裂自己贴身穿的衣服，给君主看并哭着说：“我受您宠幸的日子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今天竟然想强行调戏我，我与他争执，以至于撕破了我的衣服，这个儿子的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君主发怒，就杀了甲。所以正妻因为妾余的谎言而被休弃，儿子也因之被杀。由此看来，父亲疼爱儿子，尚且可以因为谗言而被伤害。君臣之间的交往，没有父子那样的亲情，而群臣的诋毁谗言又不止一个小妾的口，那些贤圣的人被杀戮处死，又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商君在秦国被车裂，而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啊。凡是做臣子的，有罪固然不想被杀，无功的都想得到尊崇显贵。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加于无功的人，而惩罚必定施加于有罪的人。那么懂得权术的士人做人臣，本来就容易被左右奸臣所害，如果不是明智的君主，是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的。 当今世上研习学问的人游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来困阻奸邪之臣”，而都说“施行仁义慈爱罢了”。当今的君主喜欢仁义的美名，却不考察它的实质，所以重则国家灭亡自身死亡，轻则领土削减君主卑下。用什么来说明呢？施舍给贫困的人，这就是世俗所谓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心诛罚，这就是世俗所谓的慈爱。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到奖赏；不忍心诛罚，那么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国家有无功得赏的人，那么百姓对外不会努力杀敌作战，对内不会努力耕作劳作，都想通过行贿、侍奉权贵、做私善、立名誉来获取高官厚禄。所以奸邪谋私的臣子越来越多，而暴乱的团伙越来越强盛，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严刑，是百姓所畏惧的；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摆出百姓畏惧的来禁止邪僻，设立百姓厌恶的来防范奸邪。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我因此明白仁义慈爱是不够用的，而严刑重罚是可以治理国家的。没有马鞭的威慑、马嚼子的装备，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马匹。没有圆规曲尺的法则、墨线的端正，即使是王尔也不能画出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制，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当今的君主都轻视和放弃重罚严诛，施行仁义慈爱，却想要建立霸王的功业，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明确奖赏、设立利益来勉励百姓，使百姓因为功劳而得赏，而不是因为仁义慈爱而得赐；施行严刑重罚来禁止犯罪，使百姓因为犯罪而受罚，而不是因为仁义慈爱而免罚。因此无功的人不抱有期望，而有罪的人得不到侥幸。依托在坚固的车子和良好的马匹之上，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阻的困难；乘坐安稳的船只，掌握船桨的便利，就可以在水上渡过大江大河的艰难；掌握法术的方法，实行重罚严诛，就可以建立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拥有法术赏罚，就像陆行有坚固的车子和良好的马匹，水行有轻便的船只和便利的船桨，乘坐它们的人就能成功。伊尹掌握法术，辅佐商汤而称王天下；管仲掌握法术，辅佐齐桓公而称霸诸侯；商君掌握法术，辅佐秦孝公而使秦国强盛。这三个人，都明白霸王的权术，明察治国强盛的方法，不被世俗的言论所牵制；符合当世明主的心意，就能以布衣的身份，直接担任卿相的职位；处于高位治理国家，就能建立使君主尊贵、领土扩张的功绩；这就叫做值得尊贵的臣子。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里的土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主，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秦孝公得到商君，领土得以扩张，军队得以强大。所以有了忠臣，对外没有敌国入侵的祸患，对内没有叛臣作乱的忧愁，天下长久安定，而美名流传后世，这才是所说的忠臣。至于豫让做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劝说君主明白法术、度数的道理，来避免祸患灾难；对下不能统率安抚民众，来安定自己的国家；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就自己涂黑身体、割掉鼻子，毁坏自己的容貌，来替智伯向襄子报仇；这样虽然有毁损身体、牺牲生命为君主的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丝毫益处。这是我看不起的人，而当今的君主却认为他们忠义高尚。古代有伯夷、叔齐，周武王让天下给他们，他们不接受，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这样的臣子，不怕重罚，不贪图重赏，不能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不能用赏赐来驱使他们。这就叫做无益的臣子，是我所鄙弃而摒除的，却是当今君主所推崇而寻求的。 谚语说：“恶疮也同情君王。”这是不恭敬的话。但是，古代没有虚假的谚语，不能不仔细考察啊。这是指那些被劫杀死亡的君王说的。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臣下，虽然年长寿命好、资质优秀，大臣们还是会得势专权，处理决断事务，各自为自己的私利奔忙。并且害怕父兄豪杰之士，借君主的力量，来对自己进行禁杀惩罚，所以杀害贤明年长的君主而立年幼懦弱的，废黜嫡子而立不义之子。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王子围将要出使郑国，还没出境，听说楚王病了就返回，趁机入宫探病，用帽带子勒死楚王，于是自立为王。齐国崔杼，他的妻子很美，齐庄公和她私通，多次去崔杼家中，等到庄公前往，崔杼的党羽贾举率领崔杼的党众攻击庄公，庄公逃入室内，请求和他们瓜分国家，崔杼不允许，庄公请求在祖庙自尽，崔杼又不答应，庄公就翻墙逃跑，贾举射中了庄公的大腿，庄公坠落，崔杼的党羽用戈砍杀了庄公，然后立了他的弟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执掌赵国权力，将主父（赵武灵王）囚禁饿死；淖齿执掌齐国权力，抽了齐湣王的筋，悬挂在他的祖庙梁上，过了一夜就死了。所以恶疮虽然红肿化脓，但往上比《春秋》记载的，还没到被勒颈射腿的地步；往下比近代，还没到被饿死抽筋的地步。所以那些被劫持杀害死亡的君王，他们内心的忧惧、身体的痛苦，一定比恶疮更严重啊。由此看来，即使说“恶疮也同情君王”，也是可以的啊。 ## 延伸阅读 通读全书见[《韩非子》目录](https://shu.cq2.cn/han-fei-zi.html)，更多典籍上[古籍书库](https://shu.cq2.cn/)；顺道读[诗词歌赋](https://shici.cq2.cn/)与[对联大全](https://dl.cq2.cn/)。更多传统民俗内容尽在[超群学道网](//www.cq2.cn/)。 --- 完整网页：https://shu.cq2.cn/han-fei-zi/jian-jie-shi-ch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