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八说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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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
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
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
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
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
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
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
任人者,使有勢也;
智士者未必信也;
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
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
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
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
為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
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詐欺。
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
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
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
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
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
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
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
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
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
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
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
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
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
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
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
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
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
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
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
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
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
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
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
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
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
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
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眾,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
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
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
此通權之言也。
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
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
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
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
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
有惡病,使之事醫。
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
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
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
臣主之權,筴也。
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
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
明其法禁,察其謀計。
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
故存國者,非仁義也。
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
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
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
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
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
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
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
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
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
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
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
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
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
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
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
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
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
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
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
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
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
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
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
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
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
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
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白话译文
(为了老朋友而徇私称为不弃旧情,拿公共财物施舍称为仁人,轻视俸禄看重自身称为君子,歪曲法律偏袒亲属称为有德行,抛弃官职看重交情称为有侠气,远离世俗避开君主称为高傲,互相争斗违抗命令称为刚强,施行恩惠获取民众称为得民心。所谓不弃旧情,是官吏有奸邪;所谓仁人,是公共财物受损;所谓君子,是百姓难以驱使;所谓有德行,是法制被毁坏;所谓有侠气,是官职荒废;所谓高傲,是百姓不肯做事;所谓刚强,是政令无法推行;所谓得民心,是君主陷入孤立。这八种都是普通人的私人赞誉,却是君主的大患。与这八种相反,普通人的私人毁谤,却是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国家的利害,而采用普通人的私人赞誉,想要求得国家没有危险动乱,是不可能的。
把事情委托给人,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正确的方法来用人,就没有哪次委托不会失败。君主所委托的人,不是巧辩聪明就是品行高洁。委托人,是让他拥有权势;聪明的人未必诚实,因为看重他的智谋,反而会疑惑他的诚信;凭着聪明人的计谋,利用权势的资本去谋取私利,那么君主必定会被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信赖,所以委托品行高洁的人;让他们决断事务,但品行高洁的人未必聪明,因为看重他们的廉洁,反而会疑惑他们的智慧;凭着愚人的糊涂,处在处理政事的官位上去做他们自以为是的事,那么政事必定混乱。所以没有用人之术,任用聪明人君主会被欺骗,任用品行高洁的人政事会混乱,这是不懂权术的祸患。明君的原则是:卑贱者可以议论尊贵者,在下位者可以检举在上位者,用事实来决断,听取意见不设门户,所以聪明人不能欺诈。按功劳行赏,根据能力授职,考察事情的起因并观察其失误,有过错就处罚,有才能就举用,所以愚人不能担任职务。聪明人不敢欺诈,愚人不能决断,那么政事就不会有过失了。
只有明察之士才能明白的事情,不能定为法令,因为百姓并非都能明察。只有贤者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定为法规,因为百姓并非都是贤者。杨朱、墨翟,是天下所称道的明察之人,但他们扰乱世道而终究没有定论,虽然明察却不能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所称道的贤者,但鲍焦抱木枯死,华角投河自尽,虽然贤能却不能成为耕战之士。所以君主所推崇的明察,聪明人会竭力辩说;君主所尊敬的贤能,有才能的人会竭力效行。现在的君主推崇无用的辩说,尊崇不切实际的贤行,想要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如孔子、墨子,但孔子、墨子不耕种,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修身行孝、清心寡欲如曾参、史鱼,但曾参、史鱼不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普通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劳作而衣食充足,不做官而名声显赫,这是私利。停止文学而严明法度,堵塞私利而统一功劳,这是公利。制定法律来引导百姓却又推崇文学,那么百姓所效法的法律就会被怀疑。奖赏功绩来鼓励百姓却又尊崇修身,那么百姓努力生产获利就会懈怠。推崇文学来怀疑法律,尊崇修身来干扰功劳,想要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朝会时手持笏板、斧钺盾牌,不如用方柄铁铦等武器;登阶降阶周旋揖让,不如在正午时完成百步射箭;用《狸首》乐章伴射的诸侯射礼,不如强弩快速发射;守城防御冲车,不如埋伏地道用皮囊鼓风。古人注重道德,中世追求智慧,当世争于实力。古时事务少而设备简陋,朴拙而不完备,所以有珧铫农具而推车。古时人少而互相亲爱,物多而轻视利益容易谦让,所以有拱手礼让而传天下的人。然而推行揖让礼,推崇慈惠,倡导仁厚,都是古代的推行政策。处在多事的时代,使用寡事时代的器物,不是聪明人的准备;在大争之世遵循揖让的轨迹,不是圣人的治理。所以聪明人不乘坐推车,圣人不行推行政策。
法律用来规范事务,事务用来成就功业。法律有设立时就有困难,权衡其困难而事情能成功就设立它;事情成功会有害处,权衡其害处而功绩更多就去做它。没有困难的法律,没有害处的功绩,天下是没有的。所以攻下千丈大的城池,打败十万军队,死伤者占军队十分之一,铠甲兵器折损,士卒死伤,却还要祝贺战胜得地,这是因为考虑小害而计算大利。洗头的人会掉头发,剃头的人会伤血肉,如果被人看到难处,就放弃事业,这是不懂权术的事。古代圣人说过:“圆规有摩擦,水面有波澜,我想改变它,也无可奈何!”这是通达权变的话。所以有些说法必定成立却远离实际,有些言辞虽拙劣却急于实用,所以圣人不追求没有害处的话,而致力于没有变易的事。人们不事奉衡器量器,不是因为贞廉而远离利益,而是因为量器不能给人增减多少,衡器不能给人增减轻重,索求得不到,所以人们不事奉。明君之国,官员不敢枉法,小吏不敢谋私,贿赂不行,那么境内的事情都像衡器量器一样公正。这样臣子有奸邪必定会被知道,知道就必定诛杀。所以有道之主,不求清廉之吏,而务求知奸之术。
慈母对于弱子,爱护无人能超过。然而弱子有错误行为,让他跟从老师;有重病,让他求医。不跟从老师就会陷于刑罚,不求医就会面临死亡。慈母虽然爱子,却对免除刑罚、挽救死亡没有帮助。那么保全儿子的不是爱,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法度。母亲不能靠爱来保全家,君主怎能靠爱来维持国家?明君通晓富强之道就可以实现愿望。所以谨慎处理政事,是富强的方法。明确法度禁令,审察谋略计策。法度明确内部就没有变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外部就没有战败的祸患。所以保存国家的不是仁义。仁人是慈惠而轻财的人,暴君是心狠而轻易杀戮的人。慈惠就会不忍心,轻财就会喜好施与。心狠就会憎恨显露在下,轻易杀戮就会妄加杀人。不忍心就会多宽赦,喜好施与就会多赏赐无功之人。憎恨显露下边就会怨恨上级,妄加杀戮百姓就会背叛。所以仁人在位,下面肆意妄为而轻犯禁令,侥幸而望求于上;暴君在位,那么法令妄行而臣子君主乖离,百姓怨恨而叛乱之心产生。所以说:仁人和暴君都是亡国之人。
不能准备美食而劝饿人吃饭,不算能救活饿人;不能开辟荒地生产粮食而劝人施贷赏赐,不算能富民。现在学者的言论,不从事根本而喜好末节,知道虚无的圣人来取悦百姓,这是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君是不接受的。
书籍简略而弟子辩论,法律简约而百姓诉讼少。所以圣人的书必定有详细论述,明君的法律必定详尽事务。竭尽思虑,揣度得失,这是聪明人觉得困难的事;不思不虑,拿着前言来责求后功,这是愚人觉得容易的事。明君考虑愚人觉得容易的事,来责求聪明人觉得困难的事,所以智虑力劳不用而国家得到治理。
酸甜咸淡,不用口来判断而由宰尹决定,那么厨师就会轻视君主而看重宰尹了。音乐清浊,不用耳朵来判断而由乐正决定,那么乐工就会轻视君主而看重乐正了。治国的是非,不用权术来判断而由宠臣决定,那么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看重宠臣了。君主不亲自观察听取,而裁决之权在臣下,这是寄食于国家的人。
让人不穿衣吃饭却不饥不寒,又不厌恶死亡,那就没有事奉君主的意愿。意愿不被君主主宰,就无法驱使。现在生杀大权在大臣手中,而君主命令能推行的,从来没有过。虎豹如果不使用爪牙就和小鼠威势相同,万金之家如果不使用财富就和守门人资财相同。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人不能给他利益,厌恶人不能给他祸害,想要求得别人畏惧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
臣子肆意陈述欲望叫做侠,君主肆意陈述欲望叫做乱;臣子轻视君主叫做骄,君主轻视臣下叫做暴。行为道理相同而实际效果不同,在下获得赞誉,在上得到非难,臣子大得,君主大失。
明君之国,有显贵之臣而无权重之臣。显贵之臣是爵位尊贵官职大,权重之臣是言听计从势力大。明君之国,升官晋级按功劳授予官爵,所以有显贵之臣。言论不考量行为,有伪诈必诛杀,所以没有权重之臣。
字词精讲
- 不弃:此处特指为故旧徇私而背弃公法。
- 有行:本指德行好,此处韩非贬为枉法曲亲。
- 有侠:战国游侠之风,重私交轻公职。
- 刚材:刚强之才,此处指违抗政令。
- 得民:获取民心,韩非认为会导致君主孤立。
- 匹夫:普通人,与君主对立。
- 社稷:土神与谷神,代指国家。
- 修洁:品行高洁,与“辩智”对举。
- 修士:修身之士,强调道德而非能力。
- 术:法家核心概念,指驾驭臣下的方法。
- 参:检验,如“参验”。
- 程能:衡量能力,程:度量。
- 杨朱、墨翟:战国学派代表,杨朱重己,墨翟兼爱。
- 鲍焦、华角:古代廉士,韩非以其为例说明贤者不实用。
- 珧铫(yáo diào):蚌壳农具,喻简陋之器。
- 推车:古代推车,喻过时之法。
- 搢笏(jìn hù):插笏板于腰带,指朝会礼仪。
- 铁铦(xiān):铁制农具或武器。
- 日中奏百:正午时完成百步射箭,指古礼。
- 狸首射侯:《狸首》为射礼乐章,侯:箭靶。
- 堙(yīn)穴:堵塞地道,指守城战术。
- 櫜(gāo):古代箭袋。
- 规有摩,而水有波:规磨喻误差,水波喻常态,意指事物难以完美。
- 衡石:秤与量器,喻客观标准。
- 䇲(cè):同“策”,法度、权谋。
- 孤:孤立,失势。
- 重臣:权臣,与“贵臣”区别。
- 刺:此处疑为“刺”通“策”,指谋略。
- 错法:设立法度,错:通“措”。
义理赏析
韩非子在此篇中系统批判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道德评价体系,揭示其与君主利益的根本冲突。他指出所谓“八种私誉”——不弃、仁人、君子等——表面崇高,实则损公肥私、破坏法治。这种对儒家伦理的彻底否定,体现了法家“去私就公”的冷峻理性。
其核心思想在于:
- 公私对立:个人道德赞誉(私)与国家利益(公)常背道而驰,君主应以公利为标准。
- 术治思想:用人不依赖道德或才智,而靠“术”——客观的考核与制衡机制,如“计功行赏,程能授事”。
- 法治简明:法律应详细而易行,避免“无用之辩”,强调实用主义。
- 时代演进:从“德治”“智治”到“力争”的历史观,主张政策需与时俱进。
对现代启示:
- 制度重于道德:好的制度设计比依赖个人品德更可靠,这与现代法治理念相通。
- 警惕虚名:社会赞誉可能掩盖实际危害,需理性辨析。
- 实用理性:评价体系应注重实效,而非形式上的高尚。
- 权责明确:韩非对“重臣”的警惕,提示权力制衡的重要性。
韩非思想虽具专制色彩,但其对人性自利、制度理性的洞察,对现代管理仍有参考价值。他提醒我们:治理需超越道德空谈,建立客观有效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