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安危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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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安術有七,
危道有六。
安術:一曰、
賞罰隨是非,
二曰、
禍福隨善惡,
三曰、
死生隨法度,
四曰、
有賢不肖而無愛惡,
五曰、
有愚智而無非譽,
六曰、
有尺寸而無意度,
七曰、
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
斲削於繩之內,
二曰、
斷割於法之外,
三曰、
利人之所害,
四曰、
樂人之所禍,
五曰、
危人於所安,
六曰、
所愛不親,
所惡不疏。
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生,
而忘其所以重死,
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
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
盡力於權衡,
以動則勝,
以靜則安。
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
愛身於為非。
小人少而君子多,
故社稷常立,
國家久安。
奔車之上無仲尼,
覆舟之下無伯夷。
故號令者,
國之舟車也。
安則智廉生,
危則爭鄙起。
故安國之法,
若饑而食,
寒而衣,
不令而自然也。
先王寄理於竹帛,
其道順,
故後世服。
今使人去饑寒,
雖賁、
育不能行;
廢自然,
雖順道而不立。
強勇之所不能行,
則上不能安。
上以無厭責,
己盡,
則下對無有,
無有則輕法,
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
則功不立、
名不成。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
以刀刺骨;
聖人之救危國也,
以忠拂耳。
刺骨,
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
拂耳,
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
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忍痛,
故扁鵲盡巧;
拂耳,
則子胥不失;
壽安之術也。
病而不忍痛,
則失扁鵲之巧;
危而不拂耳,
則失聖人之意。
如此,
長利不遠垂,
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
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
盡如比干則上不失、
下不亡。
不權其力而有田成,
而幸其身盡如比干,
故國不得一安。
廢堯、
舜而立桀、
紂,
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
失所長則國家無功,
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
不可行於齊民。
如此,
則上無以使下,
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
不在於強弱。
存亡在虛實,
不在於眾寡。
故齊、
萬乘也,
而名實不稱,
上空虛於國內,
不充滿於名實,
故臣得奪主。
殺天子也,
而無是非,
賞於無功;
使讒諛,
以詐偽為貴;
誅於無罪,
使傴以天性剖背;
以詐偽為是,
天性為非,
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
故不外失。
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故周之奪殷也,
拾遺於庭,
使殷不遺於朝,
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
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
其法忠心,
故臨之而法,
去之而思。
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
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能立道於往古,
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白话译文
安定国家的方法有七种,导致危险的途径有六条。 安定的方法是:第一,赏罚要依据是非曲直来决定;第二,祸福要跟随行为的善恶而来;第三,生死要依据法律制度来裁断;第四,用人只看贤能与否,不凭个人好恶;第五,只看愚笨还是智慧,不理会非议或赞誉;第六,有明确的尺寸标准,不主观臆测;第七,讲求诚信而不欺诈。 危险的途径是:第一,如同在墨线之内仍要过度砍削(比喻执法过于严苛);第二,在法律限度之外擅自切割(比喻滥用法外之权);第三,以他人的受害为利;第四,以他人的灾祸为乐;第五,危害他人本已安稳的处境;第六,对自己喜爱的人不亲近,对自己憎恶的人不疏远。如果这样,人们就会失去乐于生存的理由,而忘记他们重视生命的原因。人们不乐于生存,君主就不会尊贵;不重视生命,法令就无法推行。 让天下人都将智慧和力量倾注在法度(仪表)上,尽力于权衡标准,这样行动就能成功,静守就能安宁。治理得好的世道让人乐于为正确的事情而生,爱惜自身而不做错误的事。小人少而君子多,所以国家社稷能长久确立,国家能长久安定。在狂奔的马车上不会有像孔子那样的智者,在倾覆的船只下不会有像伯夷那样的廉士。所以,号令就像是国家的船和车。国家安定,智慧和廉洁就会产生;国家危险,争斗和鄙陋就会兴起。所以安定国家的法令,就像饥饿了要吃饭,寒冷了要穿衣一样,不需要命令就会自然发生。古代圣王将道理寄托在竹简帛书上,他们的道路是顺当的,所以后世信服。现在如果让人免于饥寒,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废除了自然规律,即使遵循正确的道路也无法建立功业。强迫勇力不能胜任的事,上面就无法安宁。君主以无尽的欲望索取,索取到极点,臣下就应对说没有,臣下说没有就会轻视法律,法律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如果被轻视,那么功业就不能建立,名声就不能成就。听说古代扁鹊治病,用刀刺入骨头;圣人拯救危难的国家,用忠言逆耳。刺入骨头,所以身体有短暂的痛苦但获得长久的利益;忠言逆耳,所以心中有小小的不快但国家获得长久的福气。所以病情严重的人,好处在于忍受痛苦;刚毅的君主,以听取逆耳忠言为福气。能忍受痛苦,扁鹊才能施展全部医术;能听取逆耳忠言,像伍子胥那样的忠臣就不会被排斥;这是长寿平安的方法。生病了而不忍受痛苦,就会失去扁鹊的高明医术;国家危难而不听逆耳忠言,就会失去圣人的忠告。这样,长远的利益就不能流传后世,功名就不能长久树立。 君主不用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却用子胥那样的标准来要求臣子,这是指望殷商的臣子都像比干一样。如果臣子都像比干,那么君主就不会有过失,国家也不会灭亡。但如果不衡量自身实力,而田成子(这样的权臣)已经出现,却还指望臣子都像比干,那么国家就得不到一天的安宁。废黜尧、舜而拥立桀、纣,那么人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而总在担忧自己的短处。失去长处,国家就没有功业;执着短处,百姓就不乐于生存。用没有功业的君主来驾驭不乐于生存的百姓,这是在普通民众中行不通的。这样,上面就无法驱使下面,下面也无法侍奉上面。 国家的安危在于是非分明与否,不在于强大还是弱小。国家的生存灭亡在于实力是空虚还是充实,不在于人口众多还是稀少。所以齐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但名称和实际不相称,国内空虚,名实不符,所以臣子能够篡夺君主的权力。杀掉天子,如果赏罚没有是非标准,奖赏没有功劳的人;任用谗谀之人,把欺诈虚伪视为高贵;诛杀无罪的人,让驼背因为先天残疾而被剖开后背;把欺诈虚伪当作对的,把天性当作错的,那么小的就能战胜大的。 英明的君主巩固内部,所以不会在外丧失权益。在近处失误而不至于在远处灭亡的事情,是没有的。所以周朝夺取殷朝的政权,就像在庭院里捡起别人遗失的东西,假如殷朝在朝廷上没有遗失(任何把柄),那么周朝连境内一根秋毫般微小的东西也不敢奢望,更何况敢改变君臣的位置呢? 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忠于法,他的法忠于本心,所以面对法时依从它,离开后仍思念它。尧没有用胶漆般的契约约束当世之人,但他的道得以推行;舜没有一寸立足之地留给后世,但他的恩德却流传终结。能够在往古确立正道,而将恩德垂留万世的人,才叫做英明的君主。
字词精讲
- 意度(yì duó):主观猜测与臆断。“意”指心意、主观想法,“度”指推测。
- 拂耳(fú ěr):逆耳,指不顺从心意的言语,特指忠言、谏言。
- 虚实(xū shí):此处指国家内部的实力是空虚还是充实,是衡量存亡的关键。
- 仪表(yí biǎo):法度、标准、准则。此处比喻国家法令。
- 权衡(quán héng):原指秤砣和秤杆,引申为衡量、判断的标准,亦指法度。
- 齐民(qí mín):平民,普通百姓。
- 自刻(zì kè):自我要求、自我克制。
- 幸(xìng):希望、侥幸期待。
- 竹帛(zhú bó):古代书写材料,竹简和丝帛,借指典籍、法令。
- 扁鹊(biǎn què):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此处用作良医的代称。
- 子胥(zǐ xū):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忠臣,因直谏被吴王赐死,此处喻指忠言或忠臣。
- 田成(Tián Chéng):即田成子(田常),春秋末期齐国权臣,后篡夺姜齐政权。
- 比干(Bǐ gàn):商朝忠臣,因直谏被商纣王剖心而死,此处喻指忠臣。
- 胶漆之约(jiāo qī zhī yuē):用胶和漆粘合的契约,比喻牢固的约定或盟约。
- 垂德(chuí dé):将恩德流传后世。
义理赏析
本段文字深刻阐述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与治国之道,其核心义理在于:国家的安危存亡,根本不在于表面的强弱众寡,而在于是否遵循客观、公正、恒定的法度(“是非”与“虚实”)。
文中“安术”七条,本质上是要求建立一套超越个人好恶、情感与主观臆测的客观治理系统。赏罚、祸福、生死皆取决于明确的“法度”与“尺寸”,而非君主的喜怒。这体现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平等精神,旨在通过制度的客观性来确保政治的稳定与公正。“危道”六条,则从反面揭示了破坏法治的几种形态:执法过度严苛或肆意超越法律、损人利己、亲近小人疏远贤才等,这些都会摧毁社会的公正基础与信任体系。
更深层地,韩非将法治提升到了“自然”与“顺道”的高度。他比喻好的法令如同饥食寒衣,是人内在的自然需求;如同舟车,是承载国家行进的工具。这强调了制度建设必须符合人性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而“奔车无仲尼,覆舟无伯夷”的警示,则生动地说明了极端危险或动荡的环境会彻底摧毁精英的价值与作用,凸显了维护国家“安全”这一基础条件的重要性。
在现实启示方面,这段文字强调了制度理性、依法治国和领导者自我约束的极端重要性。它提醒我们:
- 治理的根基在于建立公信力与可预期性:让人们因行善而得福,因作恶而致祸,社会才能形成稳定的道德与行为预期。
- 决策需基于客观标准,避免主观武断:无论是管理一个团队还是组织,依赖明确的规则和数据(“仪表”“权衡”),远比依赖个人好恶或主观臆测(“意度”)更为可靠和长久。
- 领导者必须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人主不自刻以尧”,则无法要求臣下成为“比干”。制度的权威首先源于掌权者的自觉遵守与维护。
- 要清醒认识国家实力的本质:“存亡在虚实”,表面的强大(“众寡”)可能掩盖内部的空虚与制度的失效,真正的强盛在于内部治理的充实与有效。
最后,韩非以“明主坚内”作结,点明巩固内政、严守法制的根本性。任何外部的稳固都源于内部的坚实,任何长远的成功都始于当下对正道的恪守。这种立足于制度与内在实力的治国理念,超越了时代,至今仍对理解组织管理与国家治理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