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骈拇
战国·庄周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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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駢拇枝指,
出乎性哉!
而侈於德。
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
而非道德之正也。
是故駢於足者,
連無用之肉也;
枝於手者,
樹無用之指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淫僻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
淫文章,
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
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
亂五聲,
淫六律,
金石、
絲竹,
黃鐘、
大呂之聲非乎?
而師曠是已。
枝於仁者,
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而曾、
史是已。
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
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
而楊、
墨是已。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
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
不失其性命之情。
故合者不為駢,
而枝者不為跂;
長者不為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是故鳧脛雖短,
續之則憂;
鶴脛雖長,
斷之則悲。
故性長非所斷,
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憂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
決之則泣;
枝於手者,
齕之則啼。
二者或有餘於數,
或不足於數,
其於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憂世之患;
不仁之人,
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何其囂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
是削其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
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
呴俞仁義,
以慰天下之心者,
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
常然者,
曲者不以鉤,
直者不以繩,
圓者不以規,
方者不以矩,
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纆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
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焉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
故古今不二,
不可虧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
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邪?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故嘗試論之,
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
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故此數子者,
事業不同,
名聲異號,
其於傷性以身為殉,
一也。
臧與穀,
二人相與牧羊,
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
則挾筴讀書;
問穀奚事,
則博塞以遊。
二人者,
事業不同,
其於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二人者,
所死不同,
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盡殉也。
彼其所殉仁義也,
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
則俗謂之小人。
其殉一也,
則有君子焉,
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
則盜跖亦伯夷已,
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
雖通如曾、
史,
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於五味,
雖通如俞兒,
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乎五聲,
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
吾所謂臧者,
非仁義之謂也,
臧於其德而已矣;
吾所謂臧者,
非所謂仁義之謂也,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吾所謂聰者,
非謂其聞彼也,
自聞而已矣;
吾所謂明者,
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
夫不自見而見彼,
不自得而得彼者,
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雖盜跖與伯夷,
是同為淫僻也。
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白话译文
并生的脚趾和旁出的手指,难道不是出自本性吗?但它们却超出了人体应有的常态。附生的赘肉和悬垂的疣疮,难道不是长在身体上吗?但它们却多出了身体的本然。千方百计地推行并运用仁义,并把它比附于五脏之内,但这并非道德的本真。所以,脚趾并生,不过是连结了无用的肉;手指旁出,不过是长出了无用的指;在五脏之情上多方制造并生与旁出,就是沉溺于仁义的行为,并过度地使用了聪明才智。所以,视觉过于明察的人,会扰乱五色,混淆文采,那青黄黼黻等华美纹饰的炫目,不正是这样吗?像离朱就是这类人。听觉过于灵敏的人,会扰乱五声,混淆六律,那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等乐声的繁杂,不正是这样吗?像师旷就是这类人。在仁义上标新立异的人,会拔高德行、蒙蔽本性来博取名声,让天下人喧嚷着去遵奉那些无法企及的法则,不正是这样吗?像曾参、史鱼就是这类人。在辩论上标新立异的人,会像堆砌瓦片、编织绳结那样堆砌词句,穿凿语句,让心思游荡在“坚白同异”的辩论中,耗费精力去赞誉那些无用的言辞,不正是这样吗?像杨朱、墨翟就是这类人。所以这些都是多余的并生旁出的邪道,并非天下最纯正的道理。那纯正的道理,是不失去性命的真情。所以,自然结合的不算并生,自然分出的不算多余;长的不算有余,短的不算不足。因此,野鸭的腿虽然短,但接上一截就会忧愁;鹤的腿虽然长,但截去一截就会悲伤。所以,本性长的不该截短,本性短的不该接长,这样才没有忧愁。我想,仁义恐怕不是人的天性吧!那些仁人怎么那么多忧愁呢?况且,对于并生的脚趾,切开它就会哭泣;对于旁出的手指,咬断它就会啼哭。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多出了常数,一个是不足常数,但它们带来的忧愁是一样的。如今世上的仁人,满眼忧愁地担忧世间的祸患;不仁的人,则放纵本性去贪求富贵。所以我想,仁义恐怕不是人的天性吧!自三代以下,天下为何如此喧嚣不宁呢?
至于那些依靠圆规、墨线、圆规、矩尺来矫正事物的,是削损了事物的本性;依靠绳索、粘胶、漆来加固事物的,是侵害了事物的德性;用礼乐来屈折人性,用仁义来抚慰人心,以此来安慰天下人的,这是丧失了事物的常然。天下事物有其常然。常然就是:弯曲的不用钩来矫正,笔直的不用墨线来量,圆形的不用规来画,方形的不用矩来量,粘合的不用胶漆,捆绑的不用绳索。所以天下万物都自然而然地生长,却不知道为何生长;都同样地各得其所,却不知道为何各得。所以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可亏损。那么仁义又何必像胶漆绳索一样,接连不断地施加于道德之间呢?这只会让天下人困惑啊!小的困惑会使人迷失方向,大的困惑会使人改变本性。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自从舜帝标举仁义来扰乱天下,天下人就没有不为仁义而奔命的,这难道不是用仁义改变了人的本性吗?
所以试着论述一下:自三代以后,天下人没有不用外物来交换自己的本性的。小人为利益而牺牲生命,士人为名声而牺牲生命,大夫为家族而牺牲生命,圣人为天下而牺牲生命。所以这几类人,事业不同,名声有别,但在损伤本性、牺牲自我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臧和谷两个人一起放羊,都丢失了羊。问臧在做什么,说是在拿着书简读书;问谷在做什么,说是在玩掷骰子游戏。两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丢失羊这一点是相同的。伯夷为了名节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财利死在东陵山上。两个人死的原因不同,但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又何必认为伯夷是对的而盗跖是错的呢?天下人都在为某种东西而牺牲。那些为仁义而牺牲的,世俗称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牺牲的,世俗称为小人。他们在牺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却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如果论到残害生命、损伤本性,那么盗跖也就等于伯夷了,又何必在他们之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况且,把本性寄托在仁义上的人,即使像曾参、史鱼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善良;把本性寄托在五味上的人,即使像俞儿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甘美;把本性寄托在五声上的人,即使像师旷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聪敏;把本性寄托在五色上的人,即使像离朱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明察。我所说的善良,不是仁义之谓,而是让德性自得其乐;我所说的甘美,不是所谓五味之谓,而是让本性任其自然;我所说的聪敏,不是说他能听到外界的声音,而是能听到自己的内心;我所说的明察,不是说他能看到外界的事物,而是能看见自己的本心。那些不能反观自身而只看外物,不能自得于心而只求外得的人,是用别人的所得来替代自己的所得,让别人安适来替代自己的安适。让别人安适而不求自己的安适,即使盗跖和伯夷,也同样是沉溺于邪僻之中。我对道德深感惭愧,所以上不敢实践仁义的操行,下不敢做出邪僻的行为。
字词精讲
- 骈(pián)拇:并生的脚趾,指脚的大拇指与第二趾连在一起。
- 枝指:旁出的手指,指手有六指。
- 侈(chǐ):过度,多余。
- 县(xuán)疣:悬垂的赘瘤。“县”同“悬”。
- 五藏:即五脏(心、肝、脾、肺、肾),古人认为五脏与仁义等德性相配。
- 跂(qí):通“歧”,指分叉、多余。
- 离朱:传说中视力超群的人,能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 师旷:春秋时晋国著名乐师,生而目盲,精通音律。
- 擢(zhuó)德:拔高、标榜德行。
- 簧鼓:像簧片振动一样喧嚷鼓动,形容喧嚣、煽动。
- 累瓦结绳:堆砌瓦片,编织绳结,比喻堆砌辞藻,做无谓的积累。
- 窜句:穿凿、扭曲语句。
- 敝跬(kuì)誉:耗费精力去博取短暂的声誉。“敝”通“弊”,耗费;“跬”通“頍”,形容小、短暂。
- 杨、墨:指杨朱和墨翟,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
- 凫(fú)胫:野鸭的腿。
- 蒿(hāo)目:形容眼睛疲惫的样子,引申为忧心忡忡地远望。
- 饕(tāo):贪求。
- 嚣嚣(áo áo):喧嚣、嘈杂的样子,指人心纷扰。
- 钩绳规矩:木工工具,喻指外在的法度、规范。
- 𬙊(mò)索:绳索。
- 诱然:自然而然的样子。
- 臧与谷:庄子寓言中的两个人物。“臧”通常认为是男性奴仆,“谷”指童仆。
- 挟䇲(cè):拿着书简。“䇲”同“策”,写字用的竹简。
- 伯夷:商末周初贤人,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被后世视为守节的典范。
- 盗跖(zhí):传说中春秋时期的大盗。
- 淫僻:放纵邪僻。
- 自适其适:使自己安适于自己的安适,即顺应自身本性,自得其乐。
- 适人之适:使自己安适于别人的安适,即迎合他人或外在标准。
- 臧(zāng):善,好。
义理赏析
本篇《骈拇》是《庄子·外篇》的开首,集中阐发了庄子“任其性命之情”的核心思想。其义理精微,现实启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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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异化”与“外求”:庄子将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规范,比作人体上“骈拇枝指”、“附赘县疣”。这些虽也“出乎性”或“出乎形”,却是多余且有害的。他犀利地指出,当人们(尤其是“圣人”)将某种外在价值(如仁义、名声、财利)奉为圭臬,并以此衡量、裁剪一切时,便是在“削其性”、“侵其德”,导致人性的“异化”与“失其常然”。这启示我们:盲目追逐社会主流价值或他人定义的“成功”,可能正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背离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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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自然”与“自得”:庄子认为,天下万物皆有其“常然”——自然本真的状态,如“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最好的状态是“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得”,即无意识地顺应自然。真正的“聪”、“明”、“臧(善)”,不是向外追逐外物的标准(如辨析“坚白”、追求仁义名声),而是“自闻”、“自见”,即反观内心,安于自身的本性与德性(“任其性命之情”)。这强调了内在精神的自足与自在,是抵御外部标准绑架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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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与价值相对性:庄子通过“臧谷亡羊”、“伯夷盗跖”的寓言,破除了世俗的“君子/小人”、“是/非”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为仁义殉身(如伯夷),还是为财利丧命(如盗跖),其本质都是“以身殉物”,“伤性以身为殉”,结果都是“残生损性”。价值判断的标准是相对的,但对生命本身的损害却是相同的。这并非否定所有价值选择,而是揭示出:任何以外物为目标的执着追求,若以损伤本性为代价,都已落入“淫僻”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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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其适”的终极归宿:庄子最终指向的是“自适其适”——让自己的生命安适于它本应有的安适。这并非简单的放纵或享乐主义,而是指摆脱“适人之适”(迎合他人或社会期待)的扭曲,回归到一种与自身本性和谐共处、不假外求的宁静与充实。在当今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甚至焦虑弥漫的时代,庄子这一思想犹如一剂清凉剂,提醒我们:向外比较和追逐永无止境,唯有向内探寻并安住于生命的“常然”,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与精神的自由。
庄子的论述,从人体的“骈枝”起兴,层层递进,最终抵达对整个文明价值体系的反思。他并非要彻底否定社会规范,而是警惕任何规范一旦僵化为外在的、压迫性的教条,对人性造成的戕害。其“任其性命之情”的呼声,穿越千年,依然是对个体生命价值最深切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