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诫兵
南北朝·颜之推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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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遍在書記。
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
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
春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鬥夫耳。
齊有顏涿聚,趙有顏最,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
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跡。
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
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徼倖戰功。
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
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
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
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
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
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
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
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
誡之哉!
誡之哉!
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
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白话译文
颜氏的祖先,原在邹、鲁一带,后来分支迁到齐地,世代以儒雅为业,广泛记载在史册中。孔子的门徒中,登堂入室的有七十二人,颜氏家族占了八位。从秦、汉、魏、晋,直到齐、梁,颜氏家族中没有人凭借用兵来获取显达。春秋时期,颜高、颜鸣、颜息、颜羽等人,都只是些好勇斗狠的匹夫罢了。齐国有颜涿聚,赵国有颜最,汉末有颜良,宋代有颜延之,他们都担任将军职位,最终都因失败而覆灭。汉代郎官颜驷,自称喜好武艺,但没有任何实际事迹。颜忠因党附楚王被杀,颜俊因占据武威被处决,自颜氏得姓以来,没有清高操守的人,只有这二人,都遭遇祸患败亡。近世战乱流离,士大夫们即使没有真本事,有时也聚集人众,背弃平素的学业,侥幸追求战功。我既然身体瘦弱,仰慕前代传统,所以专心于此,子孙们要牢记。孔子能举起门闩,却不以力气闻名,这就是圣人的明证。我看到当今的士大夫,刚有些气力,就依赖它,不能披甲执兵保卫国家;只是穿着奇装异服,炫耀拳脚,大的陷入危亡,小的留下耻辱,最终没有幸免的。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败,博学之人应当涉及,希望对此加以讨论。进入军帐之中,参与朝廷之上,不能为主上尽心谋划以保卫国家,是君子所耻的。然而常见文士,略读兵书,稍有谋略。如果处于太平盛世,窥视宫廷,幸灾乐祸,率先作乱,连累善良;如果在战争之时,煽动反复,纵横游说,不识存亡,强行扶植:这些都是导致自身灭亡、家族灭绝的根源。要警惕啊!要警惕啊!熟习五种兵器,擅长骑马,这才可称为武夫。当今的士大夫,只要不读书,就自称武夫,不过是饭囊酒瓮罢了。
字词精讲
- 邹、鲁:古地名。邹(今山东邹城)为孟子故乡,鲁(今山东曲阜)为孔子故里。后世以“邹鲁”代指文教兴盛之地。
- 升堂:典故,出自《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指学问已入门但未臻精深,此处喻指列为孔门高弟。
- 斗夫:同“斗夫”,指勇武好斗之人,含贬义。
- 颜涿聚:人名,春秋时齐国大夫。涿(zhuō)。
- 颜最:人名,战国时赵国将领。最(zuì,或作“聚”异文)。
- 颜延之:南朝宋文学家,曾任将军。
- 颜驷:人名,汉代郎官,以“三世不遇”典故闻名。
- 颜忠:人名,东汉时因党附楚王刘英获罪被诛。
- 颜俊:人名,东汉末割据武威,后被杀。
- 罹(lí):遭受。
- 顷世:近世,近年。
- 衣冠之士:指士大夫阶层。古代士人以特定服饰标识身份。
- 徼(jiāo)幸:同“侥幸”,求取意外成功。
- 羸(léi)薄:瘦弱,体弱。
- 寘(zhì):同“置”,安放,此处指专心致力于某事。
- 翘(qiáo)门关:举起门闩。翘,举。门关,门闩。
- 微行险服:隐匿身份穿便装出行(指私下练武或逞勇)。微行,帝王或官员隐藏身份便装出行;险服,非正式的、便于活动的服装。
- 规:规划,谋划。
- 睥(pì)睨(nì)宫阃(kǔn):窥视宫廷。睥睨,斜视,窥探;宫阃,指宫廷、皇室。
- 诖(guà)误:牵连,连累。
- 构扇:煽动,挑拨。
- 纵横说(shuì)诱:用合纵连横之策游说诱导。
- 扶戴:拥立,辅佐拥戴。
- 五兵:古代五种兵器的合称,其说不一,常见指矛、戟、钺、楯、弓矢。
- 饭囊酒瓮:装饭的袋子、盛酒的坛子。比喻只知吃喝、无所作为的无用之人。
义理赏析
《颜氏家训·诫兵》一章,透过颜氏家族的历史与当世乱象,深刻揭示了“儒雅立身”与“恃勇取祸”的根本分野。颜氏先人以诗书传家,历代罕有以武功显达者;反观史中数位好武之颜姓子弟,皆因逞勇好战而身陷祸败。这绝非偶然,实为“以文立德”与“以力争胜”两种人生道路的鲜明对照。
文中尤为犀利地指出两种危险倾向:一是士人一旦略有才干,便弃文从武,不习兵卫国之大义,只求逞弄拳腕、冒险邀功,最终“大则陷危亡,小则贻耻辱”;二是文士虽涉猎兵书,却非为经世济民,或在太平时煽动祸乱,或在战乱时投机钻营,沦为“陷身灭族之本”。这些批判超越了简单反对武力的层面,直指人心对权势的贪婪与对本分的背弃。
更深层的义理在于,文章强调文武之道本应统一于“社稷之谋”与“君子之耻”的儒家伦理之中。真正的“学”是为明理献策,而非逞勇斗狠;真正的“武”应是保家卫国,而非个人逞能。这种对“文武失序”“名实不符”的警惕,在今日依然启示我们:个人安身立命需守本分、重修养,社会选才用人当察其心、观其行,莫为表面“气干”所惑,莫为一时功利所迷。唯有坚守正道与本业,方能避免“饭囊酒瓮”之讥与倾覆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