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三辩
战国·墨翟及其弟子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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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
昔諸侯倦於聽治,
息於鐘鼓之樂;
士大夫倦於聽治,
息於竽瑟之樂;
農夫春耕、
夏耘、
秋斂、
冬藏,
息於聆缶之樂。
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
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
弓張而不弛,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
且以為禮,
且以為樂。
湯放桀於大水,
環天下自立以為王,
事成功立,
無大後患,
自作樂,
命曰《九招》。
武王勝殷殺紂,
環天下自立以為王,
事成功立,
無大後患,
因先王之樂,
又自作樂,
命曰《象》。
周成王因先生之樂,
命曰《騶虞》。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武王。
武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成湯。
成湯之治天下也,
不若堯舜。
故其樂逾繁者,
其治逾寡。
自此觀之,
樂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
此亦樂已,
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
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
多寡之。
食之利也,
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
因為無知矣。
今聖有樂而少,
此亦無也。」
白话译文
程繁问墨子说:“‘圣王不创作音乐。’从前诸侯治理国政感到疲倦,就用编钟大鼓的音乐来休息;士大夫治理政务感到疲倦,就用竽瑟的音乐来休息;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劳作之后,就用敲击瓦盆瓦罐的音乐来休息。现在先生却说:‘圣王不创作音乐’,这就好比马套上车却不卸套,弓拉满却不松开,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承受的吧?”
墨子说:“过去尧舜住在茅草屋顶的简陋宫室里,就以此作为礼仪,也以此作为音乐。商汤把夏桀流放到大水一带,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根基确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自己创作了音乐,命名为《九招》。周武王打败殷商、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根基确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创作了音乐,命名为《象》。周成王沿用先王的音乐,命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周武王;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商汤;商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他们所用的音乐越繁复,他们的治理就越少(或:所达到的治理效果就越差)。由此看来,音乐并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指尧舜等人所用的乐)也是音乐啊,为什么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政令,是(按需)增减音乐的。饮食对人有利,因为知道饿了才去吃东西的人是明智的,如果因为(总是吃东西)就变得无知了。现在圣王虽然有音乐,但(使用得)很少,这就等同于没有。”
字词精讲
- 程繁:人名,可能是儒家或其他学派学者,与墨子辩论。
- 听治:处理政务,听取汇报并治理。
- 钟鼓、竽瑟、聆缶(líng fǒu):均为乐器。钟鼓是打击乐器,用于宫廷雅乐;竽是竹制簧管乐器,瑟是弦乐器,士大夫常用;聆缶指敲击瓦盆瓦罐发声,代指简陋的民间乐器。
- 马驾而不税(tuō):“税”通“脱”,解脱,卸下。指马套着车却一直不卸下来。
- 有血气者:指有生命活力的人。
- 茅茨(cí):茅草屋顶,喻指极其简朴的宫室。
- 汤放桀於大水:商汤将夏桀流放至大水一带。这是历史事件,标志着商朝取代夏朝。
- 《九招(sháo)》:又作《九韶》,相传为舜时的乐曲,此处说商汤命人制作。
- 《象》:相传为周武王时所作的乐曲。
- 《驺虞(zōu yú)》:相传为周成王时所作的乐曲。“驺虞”是古代传说中的仁兽。
- 命:此处可理解为“政令”或“法则”,引申为圣王对音乐的原则和态度。
- 多寡之:使其多或使其少。指根据治国需要来调节音乐的使用。
- 食之利也...因为无知矣:这是一个类比。知道饿了才吃是明智,但如果一直吃不停就会导致消化不良或变得昏沉(“无知”可能指麻木、不明事理)。墨子借此说明,音乐虽有益,但过度则有害。
义理赏析
墨子在此篇中通过与程繁的辩论,系统阐发了其“非乐”(反对过度制礼作乐)思想。其论证核心不在于完全否定音乐的存在与价值,而在于批判将音乐的繁复程度与治国的成效挂钩的流行观念。
墨子的论证层层递进:首先,他以历史上公认的圣王(尧舜、汤、武、成王)为例,指出他们或用简朴之乐,或在功成后才作乐,且音乐越是晚近繁复的王朝(如成王),其治绩反而不如音乐简朴的早期圣王(如尧舜)。从而得出“乐逾繁者,其治逾寡”的结论,直指音乐与治国效率可能存在的负相关。其次,针对程繁关于“休息”的需求,墨子用“马驾不税”“弓张不弛”的比喻,恰恰点明了程繁观点的要害——人不能永远绷紧,需要“弛”。但墨子的回应更具深意:圣王之政如同明智的饮食(饥则食),是节制与适需的。音乐可以作为调剂,但若成为普遍的、繁复的追求,就可能像不停饮食一样,反而“无知”(使人麻木,耗费国力)。
从义理上看,墨子体现了典型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和实用理性立场。他衡量一切文化与制度(包括音乐)的首要标准是“利天下”,看其是否有助于生产、治理和百姓的实在福祉。过度发展音乐,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节用”“非乐”“兼爱”等核心思想一脉相承。这启示我们:在任何时代,文化建设与物质生产、社会治理之间需要寻求平衡。艺术的繁荣不应以牺牲更根本的民生或导致社会资源空转为代价。墨子的观点虽显极端,但其强调的“度”与“实”,对反思文化发展中的形式主义与脱离民生的倾向,仍具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