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三辩
战国·墨翟及其弟子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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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
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
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
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
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周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虞》。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
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
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
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
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
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
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
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
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白话译文
程繁问墨子说：“‘圣王不创作音乐。’从前诸侯治理国政感到疲倦，就用编钟大鼓的音乐来休息；士大夫治理政务感到疲倦，就用竽瑟的音乐来休息；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劳作之后，就用敲击瓦盆瓦罐的音乐来休息。现在先生却说：‘圣王不创作音乐’，这就好比马套上车却不卸套，弓拉满却不松开，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承受的吧？”
墨子说：“过去尧舜住在茅草屋顶的简陋宫室里，就以此作为礼仪，也以此作为音乐。商汤把夏桀流放到大水一带，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根基确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自己创作了音乐，命名为《九招》。周武王打败殷商、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根基确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创作了音乐，命名为《象》。周成王沿用先王的音乐，命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周武王；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商汤；商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他们所用的音乐越繁复，他们的治理就越少（或：所达到的治理效果就越差）。由此看来，音乐并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指尧舜等人所用的乐）也是音乐啊，为什么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政令，是（按需）增减音乐的。饮食对人有利，因为知道饿了才去吃东西的人是明智的，如果因为（总是吃东西）就变得无知了。现在圣王虽然有音乐，但（使用得）很少，这就等同于没有。”
字词精讲
- 程繁：人名，可能是儒家或其他学派学者，与墨子辩论。
- 听治：处理政务，听取汇报并治理。
- 钟鼓、竽瑟、聆缶（líng fǒu）：均为乐器。钟鼓是打击乐器，用于宫廷雅乐；竽是竹制簧管乐器，瑟是弦乐器，士大夫常用；聆缶指敲击瓦盆瓦罐发声，代指简陋的民间乐器。
- 马驾而不税（tuō）：“税”通“脱”，解脱，卸下。指马套着车却一直不卸下来。
- 有血气者：指有生命活力的人。
- 茅茨（cí）：茅草屋顶，喻指极其简朴的宫室。
- 汤放桀於大水：商汤将夏桀流放至大水一带。这是历史事件，标志着商朝取代夏朝。
- 《九招（sháo）》：又作《九韶》，相传为舜时的乐曲，此处说商汤命人制作。
- 《象》：相传为周武王时所作的乐曲。
- 《驺虞（zōu yú）》：相传为周成王时所作的乐曲。“驺虞”是古代传说中的仁兽。
- 命：此处可理解为“政令”或“法则”，引申为圣王对音乐的原则和态度。
- 多寡之：使其多或使其少。指根据治国需要来调节音乐的使用。
- 食之利也...因为无知矣：这是一个类比。知道饿了才吃是明智，但如果一直吃不停就会导致消化不良或变得昏沉（“无知”可能指麻木、不明事理）。墨子借此说明，音乐虽有益，但过度则有害。
义理赏析
墨子在此篇中通过与程繁的辩论，系统阐发了其“非乐”（反对过度制礼作乐）思想。其论证核心不在于完全否定音乐的存在与价值，而在于批判将音乐的繁复程度与治国的成效挂钩的流行观念。
墨子的论证层层递进：首先，他以历史上公认的圣王（尧舜、汤、武、成王）为例，指出他们或用简朴之乐，或在功成后才作乐，且音乐越是晚近繁复的王朝（如成王），其治绩反而不如音乐简朴的早期圣王（如尧舜）。从而得出“乐逾繁者，其治逾寡”的结论，直指音乐与治国效率可能存在的负相关。其次，针对程繁关于“休息”的需求，墨子用“马驾不税”“弓张不弛”的比喻，恰恰点明了程繁观点的要害——人不能永远绷紧，需要“弛”。但墨子的回应更具深意：圣王之政如同明智的饮食（饥则食），是节制与适需的。音乐可以作为调剂，但若成为普遍的、繁复的追求，就可能像不停饮食一样，反而“无知”（使人麻木，耗费国力）。
从义理上看，墨子体现了典型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和实用理性立场。他衡量一切文化与制度（包括音乐）的首要标准是“利天下”，看其是否有助于生产、治理和百姓的实在福祉。过度发展音乐，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节用”“非乐”“兼爱”等核心思想一脉相承。这启示我们：在任何时代，文化建设与物质生产、社会治理之间需要寻求平衡。艺术的繁荣不应以牺牲更根本的民生或导致社会资源空转为代价。墨子的观点虽显极端，但其强调的“度”与“实”，对反思文化发展中的形式主义与脱离民生的倾向，仍具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