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攻上
战国·墨翟及其弟子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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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
此何也？
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
是何故也？
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
此何故也？
以其虧人愈多。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
此何故也？
以其虧人愈多。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
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
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
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
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白话译文
现在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果园，偷窃桃子和李子，人们听说后都会谴责他，当政者抓住他就会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来谋取私利。至于偷窃别人鸡狗猪的人，他的不义又超过了进入别人果园偷桃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他的不仁更严重了，罪责更重了。至于进入别人栏厩，偷走别人马牛的人，他的不仁义又超过了偷窃鸡狗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越多，他的不仁就越严重，罪责就越重。至于杀害无辜的人，夺取他的衣物皮裘，拿走他的戈剑武器，他的不义又超过了进入栏厩偷取马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越多，他的不仁就越严重了，罪责就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天下的君主都知道谴责他，称他为不义。现在最大的不义是攻打别国，却不知道谴责他，反而跟着称赞他，称之为义。这能说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杀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了。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推论，杀十个人就有十倍的不义，必定有十项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百倍的不义，必定有百项死罪。在这种情况下，天下的君子都知道谴责他，称之为不义。现在最大的不义是攻打别国，却不知道谴责他，反而跟着称赞他，称之为义。或许是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这是不义，所以记录下这些称赞的话留给后世。如果知道这是不义，又有什么理由把不义之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呢？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一点点黑色就说黑色，看见很多黑色却说白色，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黑白的区别；稍微尝一点苦味就说苦，尝了很多苦味却说甜，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甜的区别。现在对小的错误，知道谴责它；对攻打别国这样大的错误，却不知道谴责它，反而称赞它，称之为义。这能说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由此可知，天下的君子，在分辨义与不义的问题上是混乱的。
字词精讲
- 亏人自利：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得利。“亏”意为使……受损、使……欠缺。
- 攘（ráng）：偷窃、抢夺。
- 不仁兹甚：不仁的行为更加严重。“兹”通“滋”，更加。“甚”为严重。
- 苟：如果。
- 不辜人：无辜的人。没有罪过的人。
- 扡（tuō）：夺取，一说通“袉”，指夺取衣物。此处依上下文意取“夺取”解。
- 以此说往：按照这个道理推论。“说”指道理、说法。“往”指推及、类推。
- 十重（chóng）不义：十倍的不义。“重”表示倍数。
- 情不知其不义也：或许（情）确实不知道那是不义的。“情”在这里可理解为“或许”、“确实”，表示推测或肯定的语气。
- 辩：辨别、区别。此处后文“不知白黑之辩”、“不知甘苦之辩”、“辩义与不义之乱”中的“辩”均为此意。
- 乱：混乱，指分辨不清。
义理赏析
墨子在此篇中运用了由浅入深、由小见大的类比推理方法。他从偷窃桃李、家畜、马牛，到杀害无辜夺取财物这些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义行为层层递进，论证“亏人愈多，不义愈甚”的原则。然而，当推论到规模最大的“攻国”行为时，世人却颠倒了是非，不知谴责反而赞美。墨子尖锐地指出，这种“知小非而不知大非”的现象，本质上混淆了“义”与“不义”的根本区别。
其核心义理在于：评判行为的正当性，不应看其名头是否宏大（如“征讨”、“正义”），而应看其行为的本质是否“亏人”——即是否侵犯他人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攻国之战规模虽大，但其“亏人”的本质与偷盗杀戮无异，只是程度更深、范围更广而已，因而是更大的不义。
这种批判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启示：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警惕对大规模、集体性不义行为的美化与盲从。无论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还是“文明使命”为名，若其本质是侵犯和掠夺他者，便应受到同等的道德审视。墨子呼吁保持“辩义与不义”的清醒，即要求道德判断不因对象规模和表面说法而扭曲，需直指行为是否损害他人这一根本。这倡导了一种基于实质平等与普遍利益的正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