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攻上
战国·墨翟及其弟子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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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
此何也?
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
是何故也?
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
此何故也?
以其虧人愈多。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
此何故也?
以其虧人愈多。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
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
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
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
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白话译文
现在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果园,偷窃桃子和李子,人们听说后都会谴责他,当政者抓住他就会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来谋取私利。至于偷窃别人鸡狗猪的人,他的不义又超过了进入别人果园偷桃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他的不仁更严重了,罪责更重了。至于进入别人栏厩,偷走别人马牛的人,他的不仁义又超过了偷窃鸡狗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越多,他的不仁就越严重,罪责就越重。至于杀害无辜的人,夺取他的衣物皮裘,拿走他的戈剑武器,他的不义又超过了进入栏厩偷取马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越多,他的不仁就越严重了,罪责就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天下的君主都知道谴责他,称他为不义。现在最大的不义是攻打别国,却不知道谴责他,反而跟着称赞他,称之为义。这能说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杀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了。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推论,杀十个人就有十倍的不义,必定有十项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百倍的不义,必定有百项死罪。在这种情况下,天下的君子都知道谴责他,称之为不义。现在最大的不义是攻打别国,却不知道谴责他,反而跟着称赞他,称之为义。或许是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这是不义,所以记录下这些称赞的话留给后世。如果知道这是不义,又有什么理由把不义之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呢?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一点点黑色就说黑色,看见很多黑色却说白色,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黑白的区别;稍微尝一点苦味就说苦,尝了很多苦味却说甜,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甜的区别。现在对小的错误,知道谴责它;对攻打别国这样大的错误,却不知道谴责它,反而称赞它,称之为义。这能说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由此可知,天下的君子,在分辨义与不义的问题上是混乱的。
字词精讲
- 亏人自利: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得利。“亏”意为使……受损、使……欠缺。
- 攘(ráng):偷窃、抢夺。
- 不仁兹甚:不仁的行为更加严重。“兹”通“滋”,更加。“甚”为严重。
- 苟:如果。
- 不辜人:无辜的人。没有罪过的人。
- 扡(tuō):夺取,一说通“袉”,指夺取衣物。此处依上下文意取“夺取”解。
- 以此说往:按照这个道理推论。“说”指道理、说法。“往”指推及、类推。
- 十重(chóng)不义:十倍的不义。“重”表示倍数。
- 情不知其不义也:或许(情)确实不知道那是不义的。“情”在这里可理解为“或许”、“确实”,表示推测或肯定的语气。
- 辩:辨别、区别。此处后文“不知白黑之辩”、“不知甘苦之辩”、“辩义与不义之乱”中的“辩”均为此意。
- 乱:混乱,指分辨不清。
义理赏析
墨子在此篇中运用了由浅入深、由小见大的类比推理方法。他从偷窃桃李、家畜、马牛,到杀害无辜夺取财物这些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义行为层层递进,论证“亏人愈多,不义愈甚”的原则。然而,当推论到规模最大的“攻国”行为时,世人却颠倒了是非,不知谴责反而赞美。墨子尖锐地指出,这种“知小非而不知大非”的现象,本质上混淆了“义”与“不义”的根本区别。
其核心义理在于:评判行为的正当性,不应看其名头是否宏大(如“征讨”、“正义”),而应看其行为的本质是否“亏人”——即是否侵犯他人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攻国之战规模虽大,但其“亏人”的本质与偷盗杀戮无异,只是程度更深、范围更广而已,因而是更大的不义。
这种批判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启示: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警惕对大规模、集体性不义行为的美化与盲从。无论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还是“文明使命”为名,若其本质是侵犯和掠夺他者,便应受到同等的道德审视。墨子呼吁保持“辩义与不义”的清醒,即要求道德判断不因对象规模和表面说法而扭曲,需直指行为是否损害他人这一根本。这倡导了一种基于实质平等与普遍利益的正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