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齐俗训
西汉·刘安 📄 .md 原文
📖 原文依权威通行本整理;下列白话译文 · 字词精讲 · 义理赏析为 AI 辅助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原文
率性而行謂之道,
得其天性謂之德。
性失然後貴仁,
道失然後貴義。
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
禮樂飾則純樸散矣,
是非形則百姓眩矣,
珠玉尊則天下爭矣。
凡此四者,
衰世之造也,
末世之用也。
夫禮者,
所以別尊卑,
異貴賤;
義者,
所以合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妻、
朋友之際也。
今世之為禮者,
恭敬而忮;
為義者,
佈施而德。
君臣以相非,
骨肉以生怨,
則失禮義之本也。
故構而多責。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
圭積則生自肉之獸,
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
夫吹灰而欲無眯,
涉水而欲無濡,
不可得也。
古者,
民童蒙不知東西,
貌不羨乎情,
而言不溢乎行。
其衣致暖而無文,
其兵戈銖而無刃,
其歌樂而無轉,
其哭哀而無聲。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無所施其美,
亦不求得。
親戚不相毀譽,
朋友不相怨德。
及至禮義之生,
貨財之貴,
而詐偽萌興,
非譽相紛,
怨德並行。
於是乃有曾參、
孝己之美,
而生盜蹠、
莊蹻之邪。
故有大路龍旌,
羽蓋垂緌,
結駟連騎,
則必有穿窬拊楗,
抽箕逾備之奸;
有詭文繁繡,
弱緆羅紈,
必有菅屩跐踦,
短褐不完者。
故高下之相傾也,
短修之相形也,
亦明矣。
夫蝦蟆為鶉,
水蠆為𧐟莣,
皆生非其類,
唯聖人知其化。
夫胡人見黂,
不知其可以為布也;
越人見毳,
不知其可以為旃也。
故不通於物者,
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
周公旦受封而相見。
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
周公曰:「尊尊親親。」
太公曰:「魯從此弱矣。」
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
太公曰:「舉賢而上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
其後,
齊日以大,
至於霸,
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
魯日以削,
至三十二世而亡。
故《易》曰:「履霜,
堅冰至。」
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故糟丘生乎象箸,
炮烙生乎熱鬥。
子路撜溺而受牛謝。
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
子贛贖人,
而不受金於府,
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
子路受而勸德,
子贛讓而止善。
孔子之明,
以小知大,
以近知遠,
通於論者也。
由此觀之,
廉有所在,
而不可公行也。
故行齊於俗,
可隨也;
事周于能,
易為也。
矜偽以惑世,
伉行以違眾,
聖人不以為民俗。
廣廈闊屋,
連闥通房,
人之所安也;
鳥入之而憂。
高山險阻,
深林叢薄,
虎豹之所樂也;
人入之而畏。
川谷通原,
積水重泉,
黿鼉之所便也;
人入之而死。
咸池、
承雲,
九韶、
六英,
人之所樂也;
鳥獸聞之而驚。
深溪峭岸,
峻木尋枝,
猿狖之所樂也;
人上之而慄。
形殊性詭,
所以為樂者,
乃所以為哀;
所以為安者,
乃所以為危也。
乃至天地之所覆載,
日月之所昭誋,
使各便其性,
安其居,
處其宜,
為其能。
故愚者有所修,
智者有所不足。
柱不可以摘齒,
筐不可以持屋,
馬不可以服重,
牛不可以追速,
鉛不可以為刀,
銅不可以為弩,
鐵不可以為舟,
木不可以為釜。
各用之於其所適,
施之於其所宜,
即萬物一齊,
而無由相過。
夫明鏡便於照形,
其於以函食,
不如簞;
犧牛粹毛,
宜於廟牲,
其於以致雨,
不若黑蜧。
由此觀之,
物無貴賤。
因其所貴而貴之,
物無不貴也;
因其所賤而賤之,
物無不賤也。
夫玉璞不厭厚,
角䚩不厭薄,
漆不厭黑,
粉不厭白。
此四者相反也,
所急則均,
其用一也。
今之裘與蓑,
孰急?
見雨則裘不用,
升堂則蓑不御,
此代為常者也。
譬若舟、
車、
楯、
肆、
窮廬,
故有所宜也。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
言不致魚於木,
沉鳥於淵。
故堯之治天下也,
舜為司徒,
契為司馬,
禹為司空,
後稷為大田師,
奚仲為工。
其導萬民也,
水處者漁,
山處者木,
穀處者牧,
陸處者農。
地宜其事,
事宜其械,
械宜其用,
用宜其人,
澤皋織網,
陵阪耕田,
得以所有易所無,
以所工易所拙。
是故離叛者寡,
而聽從者眾。
譬若播棋丸於地,
員者走澤,
方者處高,
各從其所安,
夫有何上下焉?
若風之遇簫,
忽然感之,
各以清濁應矣。
夫猿狖得茂木,
不舍而穴,
狟貉得埵防,
弗去而緣。
物莫避其所利,
而就其所害。
是故鄰國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
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
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
皆各得其所安。
故亂國若盛,
治國若虛,
亡國若不足,
存國若有餘。
虛者,
非無人也,
皆守其職也;
盛者,
非多人也,
皆徼於末也;
有餘者,
非多財也,
欲節事寡也;
不足者,
非無貨也,
民躁而費多也。
故先王之法籍,
非所作也,
其所因也。
其禁誅,
非所為也,
其所守也。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
以睦;
治睦者不以睦,
以人;
治人者不以人,
以君;
治君者不以君,
以欲;
治欲者不以欲,
以性;
治性者不於性,
以德;
治德者不以德,
以道。
原人之性,
蕪濊不得清明者,
物或堁之也。
羌、
氐、
翟,
嬰兒生皆同聲,
及其長也,
雖重象狄騠,
不能通其言,
教俗殊也。
今三月嬰兒,
生而徙國,
則不能知其故俗。
由此觀之,
衣服禮俗者,
非人之性也,
所受於外也。
夫竹之性浮,
殘以為牒,
束而投之水則沉,
失其體也;
金之性沉,
托之於舟上則浮,
勢有所支也。
夫素之質白,
染之以涅則黑;
縑之性黃,
染之以丹則赤。
人之性無邪,
久湛于俗則易,
易而忘本,
合於若性。
故日月欲明,
浮雲蓋之,
河水欲清,
沙石濊之。
人性欲平,
嗜欲害之,
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
夫乘舟而惑者,
不知東西,
見鬥極則寤矣。
夫性,
亦人之鬥極也。
有以自見也,
則不失物之情;
無以自見,
則動而惑營。
譬若隴西之遊,
愈躁愈沉。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
而汝服於我也亦忘。
雖然,
汝雖忘乎吾,
猶有不忘者存。」
孔子知其本也。
夫縱欲而失性,
動未嘗正也,
以治身則危,
以治國則亂,
以入軍則破。
是故不聞道者,
無以反性。
故古之聖王,
能得諸己,
故令行禁止,
名傳後世,
德施四海。
是故凡將舉事,
必先平意清神;
神清意平,
物乃可正。
若璽之抑埴,
正與之正,
傾與之傾。
故堯之舉舜也,
決之於目;
桓公之取甯戚也,
斷之於耳而已矣。
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
其亂必甚矣。
夫耳目之可以斷也,
反情性也;
聽失於誹譽,
而目淫於采色,
而欲得事正,
則難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
載樂者見哭者而笑。
哀可樂者,
笑可哀者,
載使然也。
是故貴虛。
故水激則波興,
氣亂則智昏;
智昏不可以為政,
波水不可以為平。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
萬物之情既矣,
四夷九州島服矣。
夫一者至貴,
無適於天下,
聖人托于無適,
故民命系矣。
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
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
目所見不過十里,
而欲遍照海內之民,
哀樂弗能給也。
無天下之委財,
而欲遍瞻萬民,
利不能足也。
且喜怒哀樂,
有感而自然者也。
故哭之發於口,
涕之出於目,
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
譬若水之下流,
煙之上尋也。
夫有孰推之者!
故強哭者雖病不哀。
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于中而聲應於外,
故厘負羈之壺餐,
愈于晉獻公之垂棘;
趙宣孟之束脯,
賢于智伯之大鍾。
故禮豐不足以效愛,
而誠心可以懷遠。
故公西華之養親也,
若與朋友處;
曾參之養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
其於養,
一也。
故胡人彈骨,
越人契臂,
中國歃血也。
所由各異,
其於信,
一也。
三苗髽首,
羌人括領,
中國冠笄,
越人劗鬋,
其於服,
一也。
帝顓頊之法,
婦人不辟男子于路者,
拂之于四達之衢。
今之國都,
男女切踦,
肩摩於道,
其於俗,
一也。
故四夷之禮不同,
皆尊其主而愛其親,
敬其兄;
獫狁之俗相反,
皆慈其子而嚴其上。
夫鳥飛成行,
獸處成群,
有孰教之!
故魯國服儒者之禮,
行孔子之術。
地削名卑,
不能親近來遠。
越王勾踐劗發文身,
無皮弁搢笏之服,
拘罷拒折之容,
然而勝夫差於五湖,
南面而霸天下,
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胡、
貉、
匈奴之國,
縱體拖發,
箕倨反言,
而國不亡者,
未必無禮也。
楚莊王裾衣博袍,
令行乎天下,
遂霸諸侯。
晉文君大布之衣,
牂羊之裘,
韋以帶劍,
威立於海內。
豈必鄒、
魯之禮之謂禮乎!
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
入其家者避其諱,
不犯禁而入,
不忤逆而進,
雖之夷狄徒倮之國,
結軌乎遠方之外,
而無所困矣。
禮者,
實之文也;
仁者,
恩之效也。
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
而仁發恲以見容。
禮不過實,
仁不溢恩也,
治世之道也。
夫三年之喪,
是強人所不及也,
而以偽輔情也。
三月之服,
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
夫儒、
墨不原人情之終始,
而務以行相反之制,
五縗之服,
悲哀抱於情,
葬薶稱於養,
不強人之所不能為,
不絕人之所能已,
度量不失於適,
誹譽無所由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盤還之禮也,
蹀采齊、
肆夏之容也,
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
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
古者非不能陳鐘鼓,
盛管簫,
揚幹戚,
奮羽旄,
以為費財亂政,
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
喜不羨於音。
非不能竭國麋民,
虛府殫財,
含珠鱗施,
綸組節束,
追送死也,
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
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
昔舜葬蒼梧,
市不變其肆;
禹葬會稽之山,
農不易其畝。
明乎生死之分,
通乎侈儉之適者也。
亂國則不然,
言與行相悖,
情與貌相反,
禮飾以煩,
樂優以淫,
崇死以害生,
久喪以招行,
是以風俗濁於世,
而誹譽萌於朝。
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
義者,
循理而行宜也;
禮者,
體情制文者也。
義者宜也,
禮者體也。
昔有扈氏為義而亡,
知義而不知宜也;
魯治禮而削,
知禮而不知體也。
有虞氏之祀,
其社用土,
祀中溜,
葬成畝,
其樂咸池、
承雲、
九韶,
其服尚黃;
夏后氏,
其社用松,
祀戶,
葬牆置翣,
其樂夏鑰、
九成、
六佾、
六列、
六英,
其服尚青;
殷人之禮,
其社用石,
祀門,
葬樹松,
其樂大濩、
晨露,
其服尚白;
周人之禮,
其社用栗,
祀灶,
葬樹柏,
其樂大武、
三象、
棘下,
其服尚赤。
禮樂相詭,
服制相反,
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
上下之倫。
今握一君之法籍,
以非傳代之俗,
譬由膠柱而調瑟也。
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
分節行而為帶。
衣足以覆形,
從典墳,
虛循撓,
便身體,
適行步,
不務於奇麗之容,
隅眥之削;
帶足以結紐收衽,
束牢連固,
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尭。
故制禮義,
行至德,
而不拘於儒、
墨。
所謂明者,
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
所謂聰者,
非謂聞彼也,
自聞而已;
所謂達者,
非謂知彼也,
自知而已。
是故身者,
道之所托,
身得則道得矣。
道之得也,
以視則明,
以聽則聰,
以言則公,
以行則從。
故聖人裁財制物也,
猶工匠之斫削鑿枘也,
宰庖之切割分別也。
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拙工則不然,
大則塞而不入,
小則窕而不周。
動于心,
枝於手,
而愈醜。
夫聖人之斫削物也,
剖之判之,
離之散之;
已淫已失,
複揆以一;
既出其根,
複歸其門;
已雕已琢,
還反于樸。
合而為道德,
離而為儀錶。
其轉入玄冥,
其散應無形。
禮儀節行,
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
世之明事者,
多離道德之本,
曰:「禮義足以治天下。」
此未可與言術也。
所謂禮義者,
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
一世之跡也。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文以青黃,
絹以綺繡,
纏以朱絲,
尸祝袀袨,
大夫端冕,
以送迎之。
及其已用之後,
則壤土草薊而已。
夫有孰貴之!
故當舜之時,
有苗不服,
於是舜修政偃兵,
執幹戚而舞之。
禹之時,
天下大雨,
禹令民聚土積薪,
擇丘陵而處之。
武王伐紂,
載尸而行,
海內未定,
故不為三所之喪始。
禹遭洪水之患,
陂塘之事,
故朝死而暮葬。
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
見形而施宜者也。
今之修幹戚而笑钁插,
知三年非一日,
是從牛非馬,
以征笑羽也。
以此應化,
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
夫以一世之變,
欲以耦化應時,
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
夫一儀不可以百發,
一衣不可以出歲。
儀必應乎高下,
衣必遷乎寒暑。
是故世異則事變,
時移則俗易。
故聖人論世而立法,
隨時而舉事。
尚古之王,
封于泰山,
禪于梁父。
七十餘聖,
法度不同,
非務相反也,
時事異也。
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
而法其所以為法。
所以為法者,
與化推移者也。
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
至貴在焉爾。
故狐梁之歌可隨也,
其所以歌者,
不可為也;
聖人之法可觀也,
其所以作法,
不可原也;
辯士之言可聽也,
其所以言,
不可形也;
淳均之劍不可愛也,
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今夫王喬、
赤誦子,
吹嘔呼吸,
吐故內新,
遺形去智,
抱素反真,
以游玄眇,
上通雲天。
今欲學其道,
不得其養氣處神,
而放其一吐一吸,
時詘時伸,
其不能乘雲升假,
亦明矣。
五帝三王,
輕天下,
細萬物,
齊死生,
同變化,
抱大聖之心,
以鏡萬物之情,
上與神明為友,
下與造化為人。
今欲學其道,
不得其清明玄聖,
而守其法籍憲令,
不能為治,
亦明矣。
故曰:「得十利劍,
不若得歐冶之巧;
得百走馬,
不若得伯樂之數。」
樸至大者無形狀,
道至妙者無度量。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
地之方也不得矩,
往古來今謂之宙,
四方上下謂之宇,
道在其間,
而莫知其所。
故其見不遠者,
不可與語大;
其智不閎者,
不可與論至。
昔者馮夷得道,
以潛大川;
鉗且得道,
以處昆侖。
扁鵲以治病,
造父以御馬;
羿以之射,
倕以之斫。
所為者各異,
而所道者一也。
夫稟道以通物者,
無以相非也。
譬若同陂而溉田,
其受水均也。
今屠牛而烹其肉,
或以為酸,
或以為甘,
煎熬燎炙,
齊味萬方,
其本一牛之體。
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
或為棺槨,
或為柱梁,
披斷撥檖,
所用萬方,
然一木之樸也。
故百家之言,
指奏相反,
其合道一體也。
譬若絲、
竹、
金、
石之會樂同也,
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
伯樂、
韓風、
秦牙、
管青,
所相各異,
其知馬一也。
故三皇五帝,
法籍殊方,
其得民心均也。
故湯入夏而用其法,
武王入殷而行其禮,
桀、
紂之所以亡,
而湯、
武之所以為治。
故剞劂銷鋸陳,
非良工不能以制木;
爐橐埵坊設,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
屠牛吐一朝解九牛,
而刀可以剃毛;
庖丁用刀十九年,
而刀如新剖硎。
何則?
遊乎眾虛之間。
若夫規矩鉤繩者,
此巧之具也,
而非所以巧也。
故瑟無弦,
雖師文不能以成曲;
徒弦,
則不能悲。
故弦,
悲之具也;
而非所以為悲也。
若夫工匠之為連鐖、
運開,
陰閉、
眩錯,
入於冥冥之眇,
神調之極,
遊乎心手眾虛之間,
而莫與物為際者,
父不能以教子。
瞽師之放意相物,
寫神愈舞,
而形乎弦者,
兄不能以喻弟。
今夫為平者准也,
為直者繩也。
若夫不在於繩准之中,
可以平直者,
此不共之術也。
故叩宮而宮應,
彈角而角動,
此同音之相應也。
其於五音無所比,
而二十五弦皆應,
此不傳之道也。
故蕭條者,
形之君;
而寂寞者,
音之主也。
天下是非無所定,
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所謂是與非各異,
皆自是而非人。
由此觀之,
事有合於己者,
而未始有是也;
有忤於心者,
而未始有非也。
故求是者,
非求道理也,
求合於己者也;
去非者,
非批邪施也,
去忤於心者也。
忤于我,
未必不合於人也;
合於我,
未必不非於俗也。
至是之是無非,
至非之非無是,
此真是非也。
若夫是于此而非於彼,
非于此而是於彼者,
此之謂一是一非也。
此一是非,
隅曲也;
夫一是非,
宇宙也。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
擇非而去之,
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
不知孰是孰非。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為寬裕者曰勿數撓,
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
師曠舉琴而撞之,
跌衽宮壁,
左右欲塗之,
平公曰:「舍之,
以此為寡人失。」
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
欲來諫者也。」
韓子聞之曰:「臣失禮而弗誅,
是縱過也。
有以也,
夫平公之不霸也。」
故賓有見人于宓子者,
賓出,
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
望我而笑,
是攓也;
談語而不稱師,
是返也;
交淺而言深,
是亂也。」
賓曰:「望君而笑,
是公也;
談語而不稱師,
是通也;
交淺而言深,
是忠也。」
故賓之容,
一體也,
或以為君子,
或以為小人,
所自視之異也。
故趣舍合,
即言忠而益親;
身疏,
即謀當而見疑。
親母為其子治扢禿,
而血流至耳,
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
使在於繼母,
則過者以為嫉也。
事之情一也,
所從觀者異也。
從城上視牛如羊,
視羊如豕,
所居高也。
窺面于盤水則員,
于杯則隋,
面形不變其故,
有所員、
有所隋者,
所自窺之異也。
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
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
若轉化而與世競走,
譬猶逃雨也,
無之而不濡。
常欲在於虛,
則有不能為虛矣。
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
不運於己,
而與轂致千里,
轉無窮之原也。
不通於道者若迷惑,
告以東西南北,
所居聆聆,
一曲而辟,
然忽不得,
複迷惑也。
故終身隸於人,
辟若俔之見風也,
無須臾之間定矣。
故聖人體道反性,
不化以待化,
則幾於免矣。
治世之體易守也,
其事易為也,
其禮易行也,
其責易償也。
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
士農工商,
鄉別州異,
是故農與農言力,
士與士言行,
工與工言巧,
商與商言數。
是以士無遺行,
農無廢功,
工無苦事,
商無折貨,
各安其性,
不得相干。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
修脛者使之蹠钁,
強脊者使之負土,
眇者使之准,
傴者使之塗,
各有所宜,
而人性齊矣。
胡人便於馬,
越人便於舟,
異形殊類,
易事而悖,
失處而賤,
得勢而貴。
聖人總而用之,
其數一也。
夫先知遠見,
達視千里,
人才之隆也,
而治世不以責於民;
博聞強志,
口辯辭給,
人智之美也,
而明主不以求於下;
敖世輕物,
不汙於俗,
士之伉行也,
而治世不以為民化;
神機陰閉,
剞劂無跡,
人巧之妙也,
而治世不以為民業。
故萇弘、
師曠,
先知禍福,
言無遺策,
而不可與眾同職也;
公孫龍折辯抗辭,
別同異,
離堅白,
不可與眾同道也。
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
不可以為世儀。
魯般、
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
三日不集,
而不可使為工也。
故高不可及者,
不可以為人量;
行不可逮者,
不可以為國俗。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
聖人弗用,
而縣之乎銓衡;
視高下不差尺寸,
明主弗任,
而求之乎浣准。
何則?
人才不可專用,
而度量可世傳也。
故國治可與愚守也,
而軍制可與權用也。
夫待騕褭、
飛兔而駕之,
則世莫乘車;
待西施、
毛嬙而為配,
則終身不家矣。
然非待古之英俊,
而人自足者,
因所有而並用之。
夫騏驥千里,
一日而通;
駑馬十舍,
旬亦至之。
由是觀之,
人材不足專恃,
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
高為量而罪不及,
重為任而罰不勝,
危為禁而誅不敢。
民困於三責,
則飾智而詐上,
犯邪而幹免。
故雖峭法嚴刑,
不能禁其奸。
何者?
力不足也。
故諺曰:「鳥窮則觸,
獸窮則𧣈,
人窮則詐。」
此之謂也。
道德之論,
譬猶日月也。
江南河北,
不能易其指;
馳騖千里,
不能易其處。
趨舍禮俗,
猶室宅之居也,
東家謂之西家,
西家謂之東家,
雖皋陶為之理,
不能定其處。
故趨舍同,
誹譽在俗;
意行鈞,
窮達在時。
湯、
武之累行積善,
可及也;
其遭桀、
紂之世,
天授也。
今有湯、
武之意,
而無桀、
紂之時,
而欲成霸王之業,
亦不幾矣。
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
搢笏杖殳以臨朝。
武王既沒,
殷民叛之。
周公踐東宮,
履乘石,
攝天子之位,
負扆而朝諸侯,
放蔡叔,
誅管叔,
克殷殘商,
祀文王於明堂,
七年而致政成王。
夫武王先武而後文,
非意變也,
以應時也;
周公放兄誅弟,
非不仁也,
以匡亂也。
故事周于世則功成,
務合于時則名立。
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
退誅于國以斧鉞;
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
退行于國以禮義。
桓公前柔而後剛,
文公前剛而後柔。
然而令行乎天下,
權制諸侯鈞者,
審於勢之變也。
顏闔,
魯君欲相之而不肯,
使人以幣先焉,
鑿培而遁之,
為天下顯武。
使遇商鞅、
申不害,
刑及三族,
又況身乎!
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
並世有與同者,
而弗知貴也。
非才下也,
時弗宜也。
故六騏驥、
四駃騠,
以濟江河,
不若窾木便者,
處世然也。
是故立功之人,
簡於行而謹于時。
今世俗之人,
以功成為賢,
以勝患為智,
以遭難為愚,
以死為戇。
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
王子比干,
非不知箕子被發佯狂以免其身也,
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
故不為也。
伯夷、
叔齊,
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
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
故不務也。
許由、
善卷,
非不能撫天下、
寧海內以德民也,
然而羞以物滑和,
故弗受也。
豫讓、
要離,
非不知樂家室、
安妻子以偷生也,
然而樂推誠行,
必以死主,
故不留也。
今從箕子視比干,
則愚矣;
從比干視箕子,
則卑矣;
從管、
晏視伯夷,
則戇矣;
從伯夷視管、
晏,
則貪矣。
趨舍相非,
嗜欲相反,
而各樂其務,
將誰使正子?
曾子曰:「擊舟水中,
鳥聞之而高翔,
魚聞之而淵藏。」
故所趨各異,
而皆得所便。
故惠子從車百乘,
以過孟諸,
莊子見之,
棄其餘魚。
鵜胡飲水數鬥而不足,
鱔鮪入口若露而死。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
林類、
榮啟期,
衣若縣衰而意不慊。
由此觀之,
則趣行各異,
何以相非也!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
立節者見難不苟免,
貪祿者見利不顧身,
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
此相為論,
譬猶冰炭鉤繩也。
何時而合!
若以聖人為之中,
則兼覆而並之,
未有可是非者也。
夫飛鳥主巢,
狐狸主穴,
巢者巢成而得棲焉,
穴者穴成而得宿焉。
趨舍行義,
亦人之所棲宿也。
各樂其所安,
致其所蹠,
謂之成人。
故以道論者,
總而齊之。
治國之道,
上無苛令,
官無煩治,
士無偽行,
工無淫巧,
其事經而不擾,
其器完而不飾。
亂世則不然,
為行者相揭以高,
為禮者相矜以偽,
車輿極於雕琢,
器用逐於刻鏤。
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
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
爭為佹辯,
久稽而不訣,
無益於治。
工為奇器,
曆歲而後成,
不周於用。
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
天下有受其饑者;
婦人當年而不織,
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身自耕,
妻親織,
以為天下先。
其導民也,
不貴難得之貨,
不器無用之物。
是故其耕不強者,
無以養生;
其織不強者,
無以掩形。
有餘不足,
各歸其身。
衣食饒溢,
奸邪不生,
安樂無事,
而天下均平。
故孔丘、
曾參無所施其善;
孟賁、
成荊無所行其威。
衰世之俗,
以其知巧詐偽,
飾眾無用,
貴遠方之貨,
珍難得之財,
不積於養生之具。
澆天下之淳,
析天下之樸,
牿服馬牛以為牢。
滑亂萬民,
以清為濁,
性命飛揚,
皆亂以營。
貞信漫瀾,
人失其情性。
於是乃有翡翠犀象、
黼黻文章以亂其目;
芻豢黍粱、
荊吳芬馨以嚂監其口;
鐘鼓管簫、
絲竹金石以淫其耳;
趨舍行義、
禮節謗議以營其心。
於是百姓糜沸豪亂,
暮行逐利,
煩挐澆淺,
法與義相非,
行與利相反。
雖十管仲,
弗能治也。
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
馬飾傅旄象,
帷幕茵席,
綺繡絛組,
青黃相錯,
不可為象。
貧人則夏被褐帶索,
含菽飲水以充腸,
以支暑熱;
冬則羊裘解劄,
短褐不掩形,
而煬灶口。
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
然貧富之相去也,
猶人君與仆虜,
不足以論之。
夫乘奇技、
偽邪施者,
自足乎一世之間;
守正修理,
不苟得者,
不免乎饑寒之患。
而欲民之去末反本,
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
夫雕琢刻鏤,
傷農事者也;
錦繡纂組,
害女工者也。
農事廢,
女工傷,
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
夫饑寒並至,
能不犯法幹誅者,
古今未聞也。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
利害在命不在智。
夫敗軍之卒,
勇武遁逃,
將不能止也;
勝軍之陳,
怯者死行,
懼不能走也。
故江河決,
沉一鄉,
父子兄弟相遺而走,
爭升陵阪,
上高丘,
輕足先升,
不能相顧也。
世樂志平,
見鄰國之人溺,
尚猶哀之,
又況親戚乎!
故身安則恩及鄰國,
志為之滅;
身危則忘親戚,
而人不能解也。
遊者不能拯溺,
手足有所急也;
灼者不能救火,
身體有所痛也。
夫民有餘即讓,
不足則爭,
讓則禮義生,
爭則暴亂起。
扣門求水,
莫弗與者,
所饒足也;
林中不賣薪,
湖上不鬻魚,
所有餘也。
故物豐則欲省,
求澹則爭止。
秦王之時,
或人葅子,
利不足也;
劉氏持政,
獨夫收孤,
財有餘也。
故世治則小人守政,
而利不能誘也;
世亂則君子為奸,
而法弗能禁也。
白话译文
遵循本性而行动叫做“道”,获得自身天然禀赋叫做“德”。本性丧失后才推重“仁”,道缺失后才推重“义”。因此,仁义确立而道德就转移了;礼乐粉饰则淳朴天性就散失了;是非标准形成则百姓就迷惑了;珠玉被看重则天下就争逐了。这四种情况,都是衰乱之世产生的,在末流时代被使用。 礼,是用来区别尊卑、分辨贵贱的;义,是用来融洽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关系的。如今行礼的人,表面恭敬却内心忌刻;行义的人,乐于施舍却自以为有恩德。君臣互相攻击,骨肉因此生出怨恨,这就失去了礼义的根本。所以冲突多而指责多。水积聚了就会产生相互吞食的鱼,财货积聚了就会产生自相残杀的野兽,礼义被粉饰了就会产生虚伪欺诈的根源。想吹起灰尘而不迷眼,想渡水而不沾湿,这是不可能的。 古时候,百姓蒙昧不知东西,外表不羡慕情感,言语不超出行为。衣服够暖就行没有纹饰,兵器只有铁柄没有锋刃,歌唱欢乐而不婉转,哭泣悲哀而不失声。凿井取水喝,耕田吃饭。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美”,也不追求所得。亲友之间不互相毁谤或赞誉,朋友之间不互相怨恨或感恩。等到礼义产生,财货被看重,欺诈虚伪就萌生兴起,诋毁赞誉相互纷杂,怨恨与恩德并行。于是就有了曾参、孝己那样的孝行美名,也产生了盗跖、庄蹻那样的邪恶。所以,有了天子大车、龙旗、羽盖垂饰、四马高车,就一定会有翻墙撬锁、挖洞破壁之类的奸盗;有了奇异花纹、精美刺绣、轻细葛布、洁白丝绸做的华服,就一定会有草鞋破裤、粗布短衣穿不完整的人。高下互相倾倒,长短互相显形,道理是很明显的。 蛤蟆变成鹌鹑,水虿变成蜻蜓,它们出生都不是同类,只有圣人知道它们的变化。胡人见到麻,不知道它可以织布;越人见到细毛,不知道它可以做毡毯。所以不通晓万物之理的人,难以和他谈论变化。 从前太公望、周公旦受封后相见。太公问周公:“你用什么方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重尊贵者,亲爱亲近者。”太公说:“鲁国从此会衰弱了。”周公问太公:“你用什么方法治理齐国?”太公说:“举用贤才,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代一定会有被劫杀的君主。”后来,齐国日益强大,直到称霸,但二十四代后田氏取代了姜氏;鲁国日益削弱,到三十二代就灭亡了。所以《周易》说:“踩到秋霜,寒冬坚冰就会到来。”圣人能从细微的苗头看到事情的结局。因此,糟丘产生于象牙筷子,炮烙酷刑产生于热斗。子路救了溺水的人,接受了对方的牛作为谢礼。孔子说:“鲁国人必定会乐于救人于患难了。”子赣赎了鲁国人,却不去国库领取赏金,孔子说:“鲁国不会再有人赎人了。”子路接受谢礼能鼓励德行,子赣推辞赏金反而抑制了善行。孔子的明察,能从小处推知大处,从近处推知远处,这是通达事理的人。 由此可见,廉洁有其适用的地方,不能普遍推行。所以行为符合习俗,就可以跟随;做事适应能力,就容易成功。夸饰虚伪来迷惑世人,行为高尚来违背众意,圣人不会让这种做法成为民俗。高楼大厦,相连的门庭通达的房舍,是人所安适的;鸟飞进去就会忧愁。高山险阻,深林草丛,是虎豹所喜欢的;人进去就会害怕。河谷相通,积水深渊,是龟鳖所便利的;人进去就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等乐曲,是人所喜欢的;鸟兽听了就会惊骇。深溪峭岸,高树长枝,是猿猴所喜欢的;人爬上去就会战栗。形体不同,性情各异,所以带来快乐的东西,也可能带来悲哀;带来安适的东西,也可能带来危险。乃至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使得万物各自便利其本性,安于其居所,处于其适宜环境,发挥其才能。所以愚人也有擅长的,智人也有不足的。柱子不能用来剔牙,筐子不能用来持屋,马不能承担重载,牛不能追求速度,铅不能做刀,铜不能做弩,铁不能做船,木不能做锅。各自用在适合的地方,用在适宜之处,那么万物就齐一了,没有谁会相互超越。明镜便于照形,用来盛食物,就不如竹箪;纯色的牺牛,适合作庙堂祭牲,用来求雨,就不如黑蜧(神蛇)。 由此可见,事物没有绝对的贵贱。根据它被看重的方面而看重它,没有什么不是贵重的;根据它被轻视的方面而轻视它,没有什么不是低贱的。玉璞不怕厚,兽角不怕薄,漆不怕黑,粉不怕白。这四种东西性质相反,但各自的急需程度是平等的,作用是相同的。现在的皮衣和蓑衣,哪个更急需?见雨皮衣就不需要了,进屋蓑衣就用不上了,这是互相替代为常用之物。就像舟、车、盾牌、席子、草屋,各有其适宜之处。所以老子说“不崇尚贤才”,说的是不要把鱼放到树上,把鸟沉到水里。所以尧治理天下,舜做司徒,契做司马,禹做司空,后稷做农官,奚仲做工匠。他引导万民:住在水边的打渔,住在山里的伐木,住在山谷的放牧,住在平原的种农。土地适合什么营生,就安排什么营生;营生适合什么工具,就提供什么工具;工具适合什么用途,就用在什么用途上;用途适合什么人,就交给什么人。水泽高地编织渔网,山坡梯田耕种庄稼,这样人们能用自己所有的换取没有的,用自己擅长的换取不擅长的。所以背叛的人少,顺从的人多。就像把棋子扔到地上,圆的滚到低洼处,方的留在高处,各自安于自己的位置,哪有什么高下之分呢?就像风吹过箫管,忽然感应,各自以清浊不同的声音相应。猿猴得到茂密的树林,不会离开去打洞;狟貉得到土丘堤防,不会离开去攀爬。万物没有不避开害处而趋向利处的。所以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但足迹不踏入诸侯国境,车轨不连接千里之外,这都是因为各自得到了安身之所。 所以混乱的国家看起来像很兴盛,安定的国家看起来像很空虚,将要灭亡的国家好像不足,将要存续的国家好像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是人人都在恪守职责;兴盛不是人多,是人人都在追求末节;有余不是财物多,是欲望节制、事务简约;不足不是没货物,是百姓浮躁耗费多。所以先王的法度典籍,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所依据的。禁令和惩罚,不是随意制定的,而是用来遵守的。大凡用事物来治理事物的,不用事物本身,而用和睦;用和睦来治理的,不用和睦本身,而用人;用人来治理的,不用人本身,而用君主;用君主来治理的,不用君主本身,而用欲望;用欲望来治理的,不用欲望本身,而用本性;用本性来治理的,不直接作用于本性,而用德;用德来治理的,不用德本身,而用道。追溯人的本性,之所以芜秽不清,是外物扰乱的结果。羌、氐、翟这些部族,婴儿生下来哭声相同,等到他们长大,即使经过多重翻译,也不能通晓对方的语言,这是因为教育习俗不同。现在三个月大的婴儿,出生就迁居到别的国家,就不能知道他原来的习俗了。由此可见,衣服礼俗,并非人的本性,是外在接受的东西。 竹子本性是浮的,剖成竹片,捆扎起来扔到水里就会沉没,这是因为失去了它原本的形体;金子本性是沉的,放在船上就能浮起,是因为有凭借的势力。白绢的本质是白的,用涅(黑矾)染就变黑;黄绢的本性是黄的,用丹砂染就变赤。人的本性没有邪念,长久浸染于习俗就会改变,改变后就忘了根本,好像合于天性了。所以说日月想要明亮,浮云会遮盖它;河水想要清澈,沙石会搅浑它;人性想要平和,嗜好欲望会损害它。只有圣人能舍弃外物而回归自身。乘船而迷惑方向的人,看到北斗星就清醒了。人的本性,就是人的北斗星啊。能够自我明察,就不会失去事物的真情;不能自我明察,就会在行动中迷惑纷乱。就像去陇西游览,越急躁陷得越深。孔子对颜回说:“我对待你,忘记了形式;你对待我,也忘记了形式。虽然如此,你虽然忘了我,仍然有不能忘记的东西存在。”孔子这是把握了根本。放纵欲望就会丧失本性,行动从来没有正确过,用来治身就危险,用来治国就混乱,用来打仗就失败。所以不懂得“道”的人,无法回归本性。所以古代的圣王,能够得之于自身,所以号令能推行,禁令能止息,名声流传后世,恩德布施天下。所以凡是将要办事,一定先平定意念、澄清精神;精神澄清、意念平定,事物才能端正。就像用玺印按压陶泥,印正压出的就正,印斜压出的就斜。所以尧举用舜,是通过观察决断的;齐桓公选用甯戚,是通过听闻决断的。如果因为这样就放弃方法策略而只依赖耳目,那混乱一定会很严重。 耳目能够决断,是因为反观了情性;如果听觉被诽谤赞誉所误导,视觉被美色所迷惑,却想要把事情办正确,那就难了。内心充满悲哀的人听到歌声也会哭泣,内心充满欢乐的人看到哭泣也会发笑。能把悲哀变成欢乐,把欢笑变成悲哀,是内在装载的情感导致的。所以要珍视虚静。 水受激荡就会生波,气被扰乱就会心智昏乱;心智昏乱不能治理政事,波浪之水不能用来做水平仪。所以圣明的君王执守根本之道而不丢失,那么万物的实情就掌握了,四方蛮夷九州就臣服了。这个“根本”是最尊贵的,对天下没有什么特定的适应对象,圣人依托于这种没有特定适应性的“一”,所以百姓的命运就有所寄托了。 施行仁爱的人必须用哀乐来论证,施行道义的人必须用取舍来阐明。眼睛所见不过十里,却想要普遍照耀海内的百姓,哀乐是不能满足的。没有天下的财富,却想要普遍赡养万民,利益是不能充足的。况且喜怒哀乐,是有感而自然产生的。所以哭声发自口中,眼泪出自眼中,这都是内心愤懑而表现在外的。就像水向下流,烟向上升,哪里有谁推动它们呢!所以勉强哭泣的人即使痛苦也不悲哀,勉强亲近的人即使笑也不和悦。真情发自内心而在外面得到响应,所以僖负羁的一壶饭,胜过晋献公的垂棘宝玉;赵宣子的一束肉干,比智伯的大钟更贤良。所以礼物丰厚不足以表现爱,而诚心可以使远方的人归附。 所以公西华赡养父母,像对待朋友相处;曾参赡养父母,像侍奉严厉尊贵的君主;他们在赡养的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用酒洒在骨头上盟誓,越人刻臂盟誓,中原人歃血盟誓。方式不同,但在诚信上是一样的。三苗人扎发髻,羌人打领结,中原人戴冠插笄,越人剪短头发;在服饰上,是一样的。帝颛顼的法规,女子在路上不避让男子的,就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拂除(驱赶)。现在的都城里,男女紧挨着走路,肩膀碰着肩膀;在习俗上,是一样的。所以四方夷狄的礼节不同,但都尊敬君主、爱护亲人、敬重兄长;猃狁的习俗相反(与中原比较而言),但都慈爱子女、严厉对待君上。鸟儿飞行成行列,野兽群居成群体,有谁教导它们呢! 所以鲁国实行儒者的礼节,推行孔子的学说,但领土被削,名声卑微,不能亲近远方。越王勾践剪发纹身,没有皮帽笏板的服饰,没有拘束弯折的仪容,然而在五湖打败夫差,南面称霸天下,泗水一带的十二诸侯都率领九夷来朝拜。胡、貉、匈奴这些国家,身体放纵,头发披散,傲慢地箕坐,说话倒装,国家却没有灭亡,未必是没有礼法。楚庄王穿着宽大长袍,命令通行天下,于是称霸诸侯。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母羊皮的皮衣,用熟牛皮带挂剑,威势树立海内。难道一定要邹、鲁那样的礼仪才算是礼吗! 所以进入别人的国家就遵从他们的风俗,进入别人的家门就避开他们的忌讳,不触犯禁忌而进入,不忤逆意愿而前进,即使到了夷狄裸体之国,车马行驶到远方之外,也不会有什么困窘。礼,是实质的文饰;仁,是恩情的表现。所以礼是依据人情来为之节制修饰,仁是发自内心来表现容貌。礼不超过实质,仁不泛滥恩情,这是治理盛世的方法。三年的丧期,是强人所难的,用虚伪来辅助真情;三个月的丧服,是断绝哀情而逼迫本性。儒家、墨家不探究人情的始终,却致力于推行相反的制度,五服的丧礼,悲哀抱藏于心中,葬礼根据赡养来安排,不强人所不能为,不断绝人所能停止的,度量不失于适中,诽谤赞誉就无从产生。古人不是不知道繁琐的揖让盘旋之礼,踏着采齐、肆夏乐曲节奏的步态,但认为耗费时日烦扰百姓而没有实际用处,所以制定礼仪只在于辅助实质、表达心意而已。古人不是不能陈列钟鼓,充盈管箫,高举盾牌斧钺,挥动羽葆旄旗,但认为耗费财物扰乱政事,制定音乐只在于合欢表达心意即可,喜乐不羡慕音声的繁复。古人不是不能竭尽国力劳役百姓,掏空府库用尽财宝,用珠玉含口中、鳞衣裹身体,用丝带捆扎,来隆重地追送死者,但认为这样会耗尽百姓财源,断绝生计,对枯骨腐肉没有好处,所以埋葬只够收敛隐藏而已。从前舜葬在苍梧,集市的营业没有改变;禹葬在会稽山,农民没有更换田亩。他们明白生死的分别,通晓奢侈节俭的适度。 乱世就不是这样了,言论和行为相违背,情感和外貌相反,礼仪粉饰得繁琐,音乐过分而淫靡,推崇丧事来危害生者,长期服丧来招致行为表现,因此风俗混浊于世,诽谤赞誉萌生于朝廷。所以圣人废弃这些而不用。义,是遵循事理而行动适宜;礼,是体察人情而制定文饰。义就是适宜,礼就是体现本体。从前有扈氏为了“义”而灭亡,是只知道“义”而不知道“适宜”;鲁国治理礼制而被削弱,是只知道“礼”而不知道“体(根本)”。有虞氏的祭祀,土地神用土筑,祭祀中溜(宅神),葬礼就在田亩中,音乐用咸池、承云、九韶,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土地神用松木,祭祀户神,葬礼设墙置翣(棺饰),音乐用夏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仪,土地神用石头,祭祀门神,葬礼种松树,音乐用大濩、晨露,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仪,土地神用栗木,祭祀灶神,葬礼种柏树,音乐用大武、三象、棘下,服饰崇尚赤色。礼乐互相不同,服制互相矛盾,但都没有失去亲疏的恩情、上下的伦理。现在拿着一位君主的法度典籍,去非难历代相传的习俗,就像粘住琴柱来调瑟一样荒谬。 所以明智的君主制定礼义来作为衣服,区分节操品行来作为衣带。衣服足以覆盖身体,依据经典文献,虚心遵循,便利身体,适应行走步态,不追求奇异华丽的容貌、眼角的修饰;衣带足以系结收束衣襟,牢固连接,不急于做文字图案之类华而不实的装饰。所以制定礼义,推行最高的道德,而不拘泥于儒家、墨家。所谓明察,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能看清自己;所谓聪敏,不是说能听清别人,而是能听清自己;所谓通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能了解自己。所以自身,是道所依托的地方,自身得到了,道就得到了。道得到了,用来看就明亮,用来听就聪敏,用来说话就公正,用来行动就顺从。所以圣人裁断财物、制作器物,就像工匠砍削凿榫,屠夫宰割分解一样,处处处理得恰当而不会折断损伤。笨拙的工匠就不是这样,大了塞不进去,小了空荡不周全。心里想着,手上操作,却越来越糟糕。圣人砍削东西,剖开它,分开它,离散它;已经过度散乱了,再用“一”来统摄;已经脱离根本了,再让它回归门径;已经雕琢修饰了,又返回到质朴。聚合起来成为道德,分散开来成为法则仪范。它转入幽深玄妙之境,散布开来回应无形之物。礼仪节制行为,又怎么能穷尽达到最太平的根本呢?世上明白事理的人,大多偏离了道德的根本,说:“礼义足以治理天下。”这种人是不能和他谈论治国方略的。 所谓礼义,是五帝三王的法度典籍和风俗,是一个时代的痕迹。就像祭祀用的刍狗、祈雨用的土龙刚制成时,画上青黄颜色,绣上绮丽花纹,缠上朱红丝线,尸祝穿着礼服,大夫端着礼帽,来迎送它。等到用过之后,就只是泥土草芥罢了。哪里还有什么人珍视它呢!所以在舜的时候,有苗不臣服,于是舜修明政治,停止战争,拿着盾牌斧钺跳舞(以德服人)。禹的时候,天下大雨,禹命令民众堆积土石柴草,选择高丘居住。武王讨伐纣王,载着父亲文王的灵柩前行,天下尚未平定,所以不为(死去的亲人)服三年之丧。禹遇到洪水灾害,忙于修筑堤防,所以早上死去晚上就埋葬。这都是圣人用来顺应时势、配合变化、看到形势而采取适宜措施的做法。现在有人修习盾牌斧钺之舞却嘲笑锄头犁铧,懂得三年之丧不是一天之礼,却用牛来否定马,用古代的征伐礼来嘲笑现在的音乐。用这种态度来应对变化,和弹奏一根弦却想演奏完整的乐曲没有区别。用一个时代的变迁,却想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适应变化,就像冬天穿葛衣夏天穿皮裘一样荒谬。一支箭不能百发百中,一件衣服不能穿一整年。箭靶必须适应高低,衣服必须适应寒暑。所以时代不同,事情就变化;时势推移,习俗就改变。所以圣人根据时代来制定法律,随时势来兴办事业。上古的君王,在泰山封禅,在梁父祭地,有七十多位,法度都不同,不是刻意追求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和事情不同。 所以不效法已经形成的成法,而效法制定法律所依据的根据。制定法律的根据,是与变化一同推移的。能够与变化一同推移、应对变化的人,最尊贵的品质就在这里了。所以狐梁的歌谣可以模仿,但他歌唱的原因(真情实感),却无法复制;圣人的法度可以观看,但他制定法度的根据,却无法追溯;辩士的言论可以听,但他言论的根据,却无法描绘;淳钧宝剑不值得珍爱,而欧冶子的技巧值得珍贵。像王乔、赤诵子(王子乔、赤松子),吐纳呼吸,吐故纳新,遗弃形体,抛弃智巧,抱守质朴,回归真性,来遨游于玄远渺茫之境,上通云天。现在想学习他们的道术,如果不能掌握他们养气处神的方法,而只是模仿他们的一呼一吸、时屈时伸的动作,那他们不能乘云升天,也就很明白了。五帝三王,看轻天下,藐视万物,等同生死,齐一变化,怀抱着大圣之心,来洞察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现在想学习他们的道术,如果不能达到他们的清明玄圣境界,而只是死守他们的法度典籍政令,不能治理好国家,也就很明白了。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子的技巧;得到上百匹快马,不如得到伯乐的相马术。”质朴最大的没有形状,道最精妙的没有度量。所以天是圆的,却不能用圆规来度量;地是方的,却不能用矩尺来丈量;从古到今叫做时间(宙),四面八方叫做空间(宇),道就在其中,却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见识不远大的,不能和他谈论大道理;智慧不宏大的,不能和他讨论最高深的境界。从前冯夷得道,潜入大川成为水神;钳且得道,居住在昆仑山。扁鹊用道来治病,造父用道来驾车;后羿用道来射箭,倕用道来砍削。他们所做的事各不相同,但他们所遵循的“道”是一样的。凡是禀受道来通晓万物的人,是不会相互非难的。就像同一个池塘灌溉田地,它接受的水量是均匀的。现在杀牛来烹煮牛肉,有人觉得酸,有人觉得甜,煎炒烧烤,味道千变万化,但根本来自同一头牛的身体。砍伐楩柟豫樟这些大树并剖开加工,有人做成棺椁,有人做成柱梁,劈开截断,用法万端,但都来自同一棵树的质朴。所以各家各派的言论,旨趣主张相反,但它们合于道、归于一体,却是一样的。就像丝、竹、金、石会合演奏音乐,乐曲各家不同但不失去音乐的本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他们懂马是一样的。所以三皇五帝,法度典籍各不相同,但他们赢得民心的效果是均等的。所以商汤进入夏地就使用夏朝的法度,周武王进入殷地就实行殷朝的礼制,这是桀、纣灭亡的原因,也是汤、武治理成功的原因。 所以刻刀、销、锯等工具摆在那里,不是好工匠不能用来制作木器;熔炉、风箱、模子等设施设置,不是巧匠不能用来冶炼金属。屠牛的吐,一天能分解九头牛,刀锋利到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刀刃还像新磨过的一样锋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众多虚空中(指事物间隙、道理关键)游刃有余。至于规矩钩绳这些工具,是技巧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技巧本身。所以瑟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乐师也不能弹成曲调;只有空弦,也不能奏出悲声。所以弦,是制造悲声的工具,而不是悲声本身。至于工匠制作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运用开合、阴阳、闭塞、交错的技巧,进入深奥精微的境界,精神调配达到极致,在心与手之间的虚空中游走,不与具体事物形成界限,这种境界,父亲不能教给儿子。盲乐师放开心意描摹物象,精神超越形体而体现在琴弦上,哥哥不能比喻给弟弟听。现在做水平的是水准仪,做垂直的是墨线。至于不在水准仪和墨线规范之中,却能够平直的东西,这是不能传授的技艺。所以敲击宫调则宫音应和,弹拨角调则角音振动,这是同音相应。对于五音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二十五根弦都能响应,这是不能传授的大道。所以清虚寂静,是形体的主宰;空旷无声,是声音的本源。 天下的是非没有固定标准,世人各自肯定自己所肯定的,否定自己所否定的。所谓肯定与否定各不相同,都是自以为是而非难他人。由此看来,事情有合乎自己心意的,但未必就是正确的;有违背自己心意的,但未必就是错误的。所以寻求正确,不是在寻求道理,而是在寻求合乎自己心意的;摒弃错误,不是在批判邪僻,而是在去除违背自己心意的。违背我的,未必不合乎别人的心意;合乎我的,未必不被世俗否定。最正确的“是”中没有“非”,最错误的“非”中没有“是”,这才是真正的是非。至于在这里肯定而在那里否定,在那里肯定而在这里否定,这叫做“一是一非”,是局部的、片面的是非。而那种超越具体对立的是非,是宇宙整体的是非。现在我想要选择“是”来坚守,选择“非”来摒弃,却不知道世人所谓的是非,到底哪个是哪个非。 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不要频繁翻动)。”主张宽缓的人说不要多搅动,主张严苛的人说只要加够咸酸就行了。晋平公说话不得当,师旷举起琴撞击他,琴撞在衣襟上,跌落碰到宫墙,左右的人想涂掉撞痕,平公说:“留着它,用它来记下我的过错。”孔子听说后说:“平公不是不痛惜自己的身体,是想招来劝谏的人。”韩非子听说后说:“臣子失礼却不诛杀他,这是放纵过错啊。难怪平公不能称霸了。”所以有个宾客引荐人去见宓子贱,宾客出来后,宓子说:“你的宾客有三个过错:看着我笑,是轻慢;谈话不称道老师,是背叛;交情浅却谈话深,是混乱。”那个宾客说:“看着您笑,是公正;谈话不称道老师,是通达;交情浅却谈话深,是忠诚。”所以宾客的容貌表现,是同一种行为,有人认为是君子,有人认为是小人,这是因为观察者的角度不同。所以志趣投合,就进言忠诚而更加亲近;关系疏远,即使计谋得当也会被怀疑。亲生母亲给儿子治疗疥疮,血流到耳朵,看见的人认为她爱子情深;如果是继母这样做,路过的人就会认为是嫉妒。事情的实情是一样的,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从城墙上看牛像羊,看羊像猪,是因为站得高。在水盆里看脸是圆的,在杯子里看脸是椭圆的,脸的形状并没有变,有时圆有时椭圆,是因为用来照看的工具不同。现在我虽然想端正自身来待人接物,又怎么知道世人是怎样看待我的呢?如果改变自身去与世俗竞争,就像逃避雨水一样,没有哪里不会被淋湿。总是想保持虚空,但有时不能做到虚空。至于不是刻意追求虚空而自然达到虚空境界,这是向往却不能达到的。 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像车轴,自己不转动,却能与车轮一起到达千里之外,转动在无穷的本源上。不通达道的人就像迷惑的人,告诉他东南西北,他暂时明白了一处,但很快又糊涂了,再次陷入迷惑。所以终身受制于人,就像小草见到风一样,没有片刻安定。所以圣人体悟道、回归本性,不主动变化来等待变化,就差不多能免于祸患了。 太平盛世的根本容易坚守,事情容易办理,礼仪容易施行,责任容易承担。所以一人不兼管两个官职,官员不兼管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在乡里州县各有区别。所以农夫和农夫谈论力气,士人和士人谈论品行,工匠和工匠谈论技巧,商人和商人谈论数术。所以士人没有遗漏的品行,农夫没有荒废的劳作,工匠没有艰苦的活计,商人没有亏本的货物,各自安于自己的本性,不得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修土木工程时,让腿长的人挖土,让背强的人背土,让眼睛失明的人测量水平,让驼背的人抹墙,各人有适合的岗位,于是人性就整齐划一了。胡人便利骑马,越人便利行舟,形体不同类别相异,交换事务就会相悖,放错地方就显得低贱,占据有利位置就显得尊贵。圣人总揽并使用他们,方法是一样的。 先知远见,洞察千里,是人才中的上等,但太平之世不要求百姓具备;博闻强记,口才善辩,是人的才智之美,但明智的君主不要求臣下具备;傲视世俗轻视外物,不被流俗玷污,是士人的高尚品行,但太平之世不要求百姓都这样变化;心机深藏不露,制作器物不留痕迹,是人的技巧之妙,但太平之世不要求百姓以此为业。所以苌弘、师旷,能预知祸福,说话万无一失,却不能和他们一起共事;公孙龙雄辩善言,辨别同异,离析坚白,却不能和他们同道。北人无择非议舜而自己投清泠之渊而死,不能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头做成木鸢飞上天,三天不落下来,却不能让他们成为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攀的,不能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行为无法追及的,不能作为国家风俗的准则。 衡量轻重不差一丝一毫,圣人不用亲自做,而是交给秤;观察高下不差一尺一寸,明主不亲自做,而是交给水准仪。为什么?因为人才不能只靠个别使用,而度量标准可以世代传承。所以国家治理好了,可以让愚人来守护;军队制度制定好了,可以灵活运用。如果非要等到騕褭、飞兔这样的千里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有车可坐了;如果非要等到西施、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就终身不能成家了。这样看来,人才不足以专门依赖,而道术方法可以普遍推行。乱世的法令,制定过高的标准来惩罚达不到的人,分配过重的任务来惩罚无法胜任的人,设立危险的禁令来诛杀不敢犯的人。百姓被这三种责任所困,就会使用智巧来欺诈君主,触犯邪僻来求得免罪。所以即使有严酷的法令和刑罚,也不能禁止奸邪。为什么?因为力量不够啊。所以谚语说:“鸟急了会乱撞,兽急了会乱咬,人急了会欺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德的理论,就像日月一样。江南河北,不能改变它的指向;奔驰千里,不能改变它的位置。取舍礼俗,就像居住的房屋,东家说是西家,西家说是东家,即使皋陶来断案,也不能确定它属于哪里。所以志趣取舍相同,诽谤赞誉在于习俗;意念行为一样,困厄显达在于时运。商汤、周武王积累善行,是可以做到的;但他们遭遇桀、纣的时代,是上天授命。现在有商汤、周武王的志向,却没有桀、纣的时势,却想成就霸王之业,也是不可能的。从前武王手持戈钺讨伐纣王战胜殷商,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临朝听政。武王死后,殷商遗民背叛他。周公登上东宫,踏上乘石,代替天子之位,背靠屏风接受诸侯朝见,流放蔡叔,诛杀管叔,征服殷商残余势力,在明堂祭祀文王,七年后把政权交还成王。武王先用武力后用文治,不是随意改变,是为了适应时势;周公流放哥哥诛杀弟弟,不是不仁,是为了匡正混乱。所以做事切合时势就能成功,努力合乎时宜就能立名。从前齐桓公集合诸侯用的是平常车辆,回国后诛杀大臣用的是斧钺;晋文公集合诸侯用的是战车,回国后推行礼义。桓公先前柔和后来刚猛,文公先前刚猛后来柔和。然而他们的命令都能通行天下,控制诸侯的权力相当,是因为他们审察了形势的变化。颜阖,鲁君想拜他为相他不肯,鲁君派人先送礼物,他凿穿墙根逃跑了,成为天下著名的隐士。如果他遇到商鞅、申不害,刑罚会牵连三族,何况自身呢! 世人多称颂古人并推崇他们的行为,同时代有与他们相同的人,却不知道珍视。不是才能低下,是时代不合适。所以六匹骐骥、四匹𫘝 wzglę,用来渡江河,不如一条小木船便利,这是处世的道理。所以建立功业的人,行为简约而谨慎地对待时机。现在的世俗之人,把功成名就当作贤能,把克服患难当作智慧,把遭遇苦难当作愚蠢,把死亡当作戆直。我认为他们只是各自达到自己的极限罢了。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箕子披发装疯来保全自身,但他乐意正直行事竭尽忠诚而守节而死,所以不那样做。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俸禄担任官职来建立功业,但他们乐意远离世俗、行为高尚来超脱众人,所以不追求那些。许由、善卷,不是不能安抚天下、平定四海来恩惠百姓,但他们羞于用外物扰乱内心的平和,所以不接受天下。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家庭温暖、安顿妻子儿女来苟且偷生,但他们乐意推诚行事,必以死报答君主,所以不留恋生命。现在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会觉得他愚蠢;从比干的角度看箕子,会觉得他卑怯;从管仲、晏子的角度看伯夷,会觉得他戆直;从伯夷的角度看管仲、晏子,会觉得他们贪婪。志趣取舍互相否定,嗜好欲望互相矛盾,却各自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又让谁来评判对错呢?曾子说:“在水里敲船,鸟听见了会高高飞走,鱼听见了会深潜水底。”所以各人所追求的不同,却都得到了便利。所以惠子带着百乘车马经过孟渚,庄子见了,把多余的鱼都扔了。鹈鹕喝几斗水还觉得不足,鳝鱼鳗鱼入口就像露水一样很快就死了。智伯拥有三晋之地欲望还不满足,林类、荣启期,衣服像挂着的破麻布却心意满足。由此看来,志趣行为各不相同,为什么要互相非难呢! 那些看重生命的人不会因为利益害己,树立节操的人遇到困难不会苟且免祸,贪图俸禄的人见到利益就不顾性命,爱好名声的人不符合道义就不苟且获取。他们互相辩论,就像冰和炭火、墨线和曲尺一样,什么时候能调和呢!如果由圣人来居中调和,就能普遍覆盖并包容他们,就没有谁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了。就像飞鸟筑巢,狐狸挖洞,巢筑成了就得栖息,洞挖成了就能住宿。志趣取舍、行为准则,也是人们栖息安身的地方。各自乐于自己安适的,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就叫做成人。所以用“道”的标准来评论,就能综合并齐一它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上位者没有苛刻的命令,官员没有繁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分奇巧的技艺,事情简单而不纷扰,器物完整而不追求修饰。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做事的人互相标榜来抬高自己,行礼的人互相夸耀来显示虚假,车马极力雕琢,器用追求刻镂。寻求货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当作珍宝,玩弄文辞的人处在烦扰纷乱中自以为聪明,争着做诡辩,久拖不决,对治理没有益处。工匠制作奇异器物,耗时几年才制成,却不适用。所以神农的法度说:“成年男子如果不耕种,天下就有遭受饥饿的人。”
义理赏析
《淮南子·齐俗训》这段论述,核心在于揭示社会规范与人性本真之间的张力。它认为,当人自然循其天性便是“道”,保全本真即是“德”。一旦淳朴失却,人们才开始标榜仁义;礼乐制度的兴起,恰恰是道德衰微的标志。这种思想与老子“大道废,有仁义”一脉相承,指出了人为规范的两面性:它们本为补救缺失而设,若过度张扬,反而会催生虚伪,使人远离本真。
文中通过一系列生动比喻,如“水积则生相食之鱼”、“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阐明过度雕琢反而损害本质的道理。它强调“物无贵贱”,价值判断取决于具体情境与功用,如同蓑衣与皮裘各应天时,并无绝对高下。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相对主义与实用理性。
其现实启示在于提醒我们,任何社会制度与道德规范都应服务并合乎人情天性,而非压抑或扭曲它。在当今时代,我们亦需警惕形式主义与僵化教条,注重实质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应尊重多样性与个体差异,认识到“各安其性”才能实现和谐。文本最终指向一种通达的智慧:即不执着于外在形式,而把握“与时迁移”的根本原则,在变化中持守适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