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子·齐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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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遵循本性而行动叫做“道”，获得自身天然禀赋叫做“德”

## 原文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圭积则生自肉之兽，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财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於是乃有曾参、孝己之美，而生盗跖、庄蹻之邪。故有大路龙旌，羽盖垂緌，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楗，抽箕逾备之奸；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
夫虾蟆为鹑，水虿为𧐟莣，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夫胡人见黂，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难与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箸，炮烙生乎热斗。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於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於论者也。
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於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圣人不以为民俗。广厦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鼋鼍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栗。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昭誋，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於其所适，施之於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夫明镜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箪；牺牛粹毛，宜於庙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
由此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夫玉璞不厌厚，角䚩不厌薄，漆不厌黑，粉不厌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则均，其用一也。今之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常者也。譬若舟、车、楯、肆、穷庐，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贤」者，言不致鱼於木，沉鸟於渊。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於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风之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貉得埵防，弗去而缘。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芜濊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羌、氐、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𫘨，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
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於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也，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譬若陇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故尧之举舜也，决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断之於耳而已矣。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其乱必甚矣。
夫耳目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听失於诽誉，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矣。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
故水激则波兴，气乱则智昏；智昏不可以为政，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而勿失，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岛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於天下，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无天下之委财，而欲遍瞻万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於外，故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
故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其於养，一也。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踦，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
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威立於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
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恲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悲哀抱於情，葬薶称於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适，诽誉无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盘还之礼也，蹀采齐、肆夏之容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於音。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敛盖藏而已。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
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是以风俗浊於世，而诽誉萌於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溜，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
故明主制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以覆形，从典坟，虚循挠，便身体，适行步，不务於奇丽之容，隅眦之削；带足以结纽收衽，束牢连固，不亟於为文句疏短之尭。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故圣人裁财制物也，犹工匠之斫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於手，而愈丑。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离之散之；已淫已失，复揆以一；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其转入玄冥，其散应无形。礼仪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
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蓟而已。夫有孰贵之！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所之丧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镢插，知三年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征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於弹一弦而会棘下。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迁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事异也。
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故狐梁之歌可随也，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辩士之言可听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内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妙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於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桀、纣之所以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
故剞劂销锯陈，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埵坊设，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则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若夫工匠之为连鐖、运开，阴闭、眩错，入於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写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於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於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故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於彼，非于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臣失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扢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於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若转化而与世竞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故通於道者如车轴，不运於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故终身隶於人，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故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於免矣。
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镢，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於马，越人便於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
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於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轻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
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騕褭、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於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触，兽穷则𧣈，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钧，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殳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叔，诛管叔，克殷残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於势之变也。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为天下显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
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四𫘝𫘨，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处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於行而谨于时。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为戆。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将谁使正子？曾子曰：「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渊藏。」故所趋各异，而皆得所便。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鹈胡饮水数斗而不足，鳝鲔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宿也。各乐其所安，致其所跖，谓之成人。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於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於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成荆无所行其威。
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於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监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挐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劄，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发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未闻也。
故仕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武遁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怯者死行，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沉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阪，上高丘，轻足先升，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况亲戚乎！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身危则忘亲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遵循本性而行动叫做“道”，获得自身天然禀赋叫做“德”。本性丧失后才推重“仁”，道缺失后才推重“义”。因此，仁义确立而道德就转移了；礼乐粉饰则淳朴天性就散失了；是非标准形成则百姓就迷惑了；珠玉被看重则天下就争逐了。这四种情况，都是衰乱之世产生的，在末流时代被使用。
礼，是用来区别尊卑、分辨贵贱的；义，是用来融洽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关系的。如今行礼的人，表面恭敬却内心忌刻；行义的人，乐于施舍却自以为有恩德。君臣互相攻击，骨肉因此生出怨恨，这就失去了礼义的根本。所以冲突多而指责多。水积聚了就会产生相互吞食的鱼，财货积聚了就会产生自相残杀的野兽，礼义被粉饰了就会产生虚伪欺诈的根源。想吹起灰尘而不迷眼，想渡水而不沾湿，这是不可能的。
古时候，百姓蒙昧不知东西，外表不羡慕情感，言语不超出行为。衣服够暖就行没有纹饰，兵器只有铁柄没有锋刃，歌唱欢乐而不婉转，哭泣悲哀而不失声。凿井取水喝，耕田吃饭。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美”，也不追求所得。亲友之间不互相毁谤或赞誉，朋友之间不互相怨恨或感恩。等到礼义产生，财货被看重，欺诈虚伪就萌生兴起，诋毁赞誉相互纷杂，怨恨与恩德并行。于是就有了曾参、孝己那样的孝行美名，也产生了盗跖、庄蹻那样的邪恶。所以，有了天子大车、龙旗、羽盖垂饰、四马高车，就一定会有翻墙撬锁、挖洞破壁之类的奸盗；有了奇异花纹、精美刺绣、轻细葛布、洁白丝绸做的华服，就一定会有草鞋破裤、粗布短衣穿不完整的人。高下互相倾倒，长短互相显形，道理是很明显的。
蛤蟆变成鹌鹑，水虿变成蜻蜓，它们出生都不是同类，只有圣人知道它们的变化。胡人见到麻，不知道它可以织布；越人见到细毛，不知道它可以做毡毯。所以不通晓万物之理的人，难以和他谈论变化。
从前太公望、周公旦受封后相见。太公问周公：“你用什么方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重尊贵者，亲爱亲近者。”太公说：“鲁国从此会衰弱了。”周公问太公：“你用什么方法治理齐国？”太公说：“举用贤才，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代一定会有被劫杀的君主。”后来，齐国日益强大，直到称霸，但二十四代后田氏取代了姜氏；鲁国日益削弱，到三十二代就灭亡了。所以《周易》说：“踩到秋霜，寒冬坚冰就会到来。”圣人能从细微的苗头看到事情的结局。因此，糟丘产生于象牙筷子，炮烙酷刑产生于热斗。子路救了溺水的人，接受了对方的牛作为谢礼。孔子说：“鲁国人必定会乐于救人于患难了。”子赣赎了鲁国人，却不去国库领取赏金，孔子说：“鲁国不会再有人赎人了。”子路接受谢礼能鼓励德行，子赣推辞赏金反而抑制了善行。孔子的明察，能从小处推知大处，从近处推知远处，这是通达事理的人。
由此可见，廉洁有其适用的地方，不能普遍推行。所以行为符合习俗，就可以跟随；做事适应能力，就容易成功。夸饰虚伪来迷惑世人，行为高尚来违背众意，圣人不会让这种做法成为民俗。高楼大厦，相连的门庭通达的房舍，是人所安适的；鸟飞进去就会忧愁。高山险阻，深林草丛，是虎豹所喜欢的；人进去就会害怕。河谷相通，积水深渊，是龟鳖所便利的；人进去就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等乐曲，是人所喜欢的；鸟兽听了就会惊骇。深溪峭岸，高树长枝，是猿猴所喜欢的；人爬上去就会战栗。形体不同，性情各异，所以带来快乐的东西，也可能带来悲哀；带来安适的东西，也可能带来危险。乃至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使得万物各自便利其本性，安于其居所，处于其适宜环境，发挥其才能。所以愚人也有擅长的，智人也有不足的。柱子不能用来剔牙，筐子不能用来持屋，马不能承担重载，牛不能追求速度，铅不能做刀，铜不能做弩，铁不能做船，木不能做锅。各自用在适合的地方，用在适宜之处，那么万物就齐一了，没有谁会相互超越。明镜便于照形，用来盛食物，就不如竹箪；纯色的牺牛，适合作庙堂祭牲，用来求雨，就不如黑蜧（神蛇）。
由此可见，事物没有绝对的贵贱。根据它被看重的方面而看重它，没有什么不是贵重的；根据它被轻视的方面而轻视它，没有什么不是低贱的。玉璞不怕厚，兽角不怕薄，漆不怕黑，粉不怕白。这四种东西性质相反，但各自的急需程度是平等的，作用是相同的。现在的皮衣和蓑衣，哪个更急需？见雨皮衣就不需要了，进屋蓑衣就用不上了，这是互相替代为常用之物。就像舟、车、盾牌、席子、草屋，各有其适宜之处。所以老子说“不崇尚贤才”，说的是不要把鱼放到树上，把鸟沉到水里。所以尧治理天下，舜做司徒，契做司马，禹做司空，后稷做农官，奚仲做工匠。他引导万民：住在水边的打渔，住在山里的伐木，住在山谷的放牧，住在平原的种农。土地适合什么营生，就安排什么营生；营生适合什么工具，就提供什么工具；工具适合什么用途，就用在什么用途上；用途适合什么人，就交给什么人。水泽高地编织渔网，山坡梯田耕种庄稼，这样人们能用自己所有的换取没有的，用自己擅长的换取不擅长的。所以背叛的人少，顺从的人多。就像把棋子扔到地上，圆的滚到低洼处，方的留在高处，各自安于自己的位置，哪有什么高下之分呢？就像风吹过箫管，忽然感应，各自以清浊不同的声音相应。猿猴得到茂密的树林，不会离开去打洞；狟貉得到土丘堤防，不会离开去攀爬。万物没有不避开害处而趋向利处的。所以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但足迹不踏入诸侯国境，车轨不连接千里之外，这都是因为各自得到了安身之所。
所以混乱的国家看起来像很兴盛，安定的国家看起来像很空虚，将要灭亡的国家好像不足，将要存续的国家好像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是人人都在恪守职责；兴盛不是人多，是人人都在追求末节；有余不是财物多，是欲望节制、事务简约；不足不是没货物，是百姓浮躁耗费多。所以先王的法度典籍，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所依据的。禁令和惩罚，不是随意制定的，而是用来遵守的。大凡用事物来治理事物的，不用事物本身，而用和睦；用和睦来治理的，不用和睦本身，而用人；用人来治理的，不用人本身，而用君主；用君主来治理的，不用君主本身，而用欲望；用欲望来治理的，不用欲望本身，而用本性；用本性来治理的，不直接作用于本性，而用德；用德来治理的，不用德本身，而用道。追溯人的本性，之所以芜秽不清，是外物扰乱的结果。羌、氐、翟这些部族，婴儿生下来哭声相同，等到他们长大，即使经过多重翻译，也不能通晓对方的语言，这是因为教育习俗不同。现在三个月大的婴儿，出生就迁居到别的国家，就不能知道他原来的习俗了。由此可见，衣服礼俗，并非人的本性，是外在接受的东西。
竹子本性是浮的，剖成竹片，捆扎起来扔到水里就会沉没，这是因为失去了它原本的形体；金子本性是沉的，放在船上就能浮起，是因为有凭借的势力。白绢的本质是白的，用涅（黑矾）染就变黑；黄绢的本性是黄的，用丹砂染就变赤。人的本性没有邪念，长久浸染于习俗就会改变，改变后就忘了根本，好像合于天性了。所以说日月想要明亮，浮云会遮盖它；河水想要清澈，沙石会搅浑它；人性想要平和，嗜好欲望会损害它。只有圣人能舍弃外物而回归自身。乘船而迷惑方向的人，看到北斗星就清醒了。人的本性，就是人的北斗星啊。能够自我明察，就不会失去事物的真情；不能自我明察，就会在行动中迷惑纷乱。就像去陇西游览，越急躁陷得越深。孔子对颜回说：“我对待你，忘记了形式；你对待我，也忘记了形式。虽然如此，你虽然忘了我，仍然有不能忘记的东西存在。”孔子这是把握了根本。放纵欲望就会丧失本性，行动从来没有正确过，用来治身就危险，用来治国就混乱，用来打仗就失败。所以不懂得“道”的人，无法回归本性。所以古代的圣王，能够得之于自身，所以号令能推行，禁令能止息，名声流传后世，恩德布施天下。所以凡是将要办事，一定先平定意念、澄清精神；精神澄清、意念平定，事物才能端正。就像用玺印按压陶泥，印正压出的就正，印斜压出的就斜。所以尧举用舜，是通过观察决断的；齐桓公选用甯戚，是通过听闻决断的。如果因为这样就放弃方法策略而只依赖耳目，那混乱一定会很严重。
耳目能够决断，是因为反观了情性；如果听觉被诽谤赞誉所误导，视觉被美色所迷惑，却想要把事情办正确，那就难了。内心充满悲哀的人听到歌声也会哭泣，内心充满欢乐的人看到哭泣也会发笑。能把悲哀变成欢乐，把欢笑变成悲哀，是内在装载的情感导致的。所以要珍视虚静。
水受激荡就会生波，气被扰乱就会心智昏乱；心智昏乱不能治理政事，波浪之水不能用来做水平仪。所以圣明的君王执守根本之道而不丢失，那么万物的实情就掌握了，四方蛮夷九州就臣服了。这个“根本”是最尊贵的，对天下没有什么特定的适应对象，圣人依托于这种没有特定适应性的“一”，所以百姓的命运就有所寄托了。
施行仁爱的人必须用哀乐来论证，施行道义的人必须用取舍来阐明。眼睛所见不过十里，却想要普遍照耀海内的百姓，哀乐是不能满足的。没有天下的财富，却想要普遍赡养万民，利益是不能充足的。况且喜怒哀乐，是有感而自然产生的。所以哭声发自口中，眼泪出自眼中，这都是内心愤懑而表现在外的。就像水向下流，烟向上升，哪里有谁推动它们呢！所以勉强哭泣的人即使痛苦也不悲哀，勉强亲近的人即使笑也不和悦。真情发自内心而在外面得到响应，所以僖负羁的一壶饭，胜过晋献公的垂棘宝玉；赵宣子的一束肉干，比智伯的大钟更贤良。所以礼物丰厚不足以表现爱，而诚心可以使远方的人归附。
所以公西华赡养父母，像对待朋友相处；曾参赡养父母，像侍奉严厉尊贵的君主；他们在赡养的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用酒洒在骨头上盟誓，越人刻臂盟誓，中原人歃血盟誓。方式不同，但在诚信上是一样的。三苗人扎发髻，羌人打领结，中原人戴冠插笄，越人剪短头发；在服饰上，是一样的。帝颛顼的法规，女子在路上不避让男子的，就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拂除（驱赶）。现在的都城里，男女紧挨着走路，肩膀碰着肩膀；在习俗上，是一样的。所以四方夷狄的礼节不同，但都尊敬君主、爱护亲人、敬重兄长；猃狁的习俗相反（与中原比较而言），但都慈爱子女、严厉对待君上。鸟儿飞行成行列，野兽群居成群体，有谁教导它们呢！
所以鲁国实行儒者的礼节，推行孔子的学说，但领土被削，名声卑微，不能亲近远方。越王勾践剪发纹身，没有皮帽笏板的服饰，没有拘束弯折的仪容，然而在五湖打败夫差，南面称霸天下，泗水一带的十二诸侯都率领九夷来朝拜。胡、貉、匈奴这些国家，身体放纵，头发披散，傲慢地箕坐，说话倒装，国家却没有灭亡，未必是没有礼法。楚庄王穿着宽大长袍，命令通行天下，于是称霸诸侯。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母羊皮的皮衣，用熟牛皮带挂剑，威势树立海内。难道一定要邹、鲁那样的礼仪才算是礼吗！
所以进入别人的国家就遵从他们的风俗，进入别人的家门就避开他们的忌讳，不触犯禁忌而进入，不忤逆意愿而前进，即使到了夷狄裸体之国，车马行驶到远方之外，也不会有什么困窘。礼，是实质的文饰；仁，是恩情的表现。所以礼是依据人情来为之节制修饰，仁是发自内心来表现容貌。礼不超过实质，仁不泛滥恩情，这是治理盛世的方法。三年的丧期，是强人所难的，用虚伪来辅助真情；三个月的丧服，是断绝哀情而逼迫本性。儒家、墨家不探究人情的始终，却致力于推行相反的制度，五服的丧礼，悲哀抱藏于心中，葬礼根据赡养来安排，不强人所不能为，不断绝人所能停止的，度量不失于适中，诽谤赞誉就无从产生。古人不是不知道繁琐的揖让盘旋之礼，踏着采齐、肆夏乐曲节奏的步态，但认为耗费时日烦扰百姓而没有实际用处，所以制定礼仪只在于辅助实质、表达心意而已。古人不是不能陈列钟鼓，充盈管箫，高举盾牌斧钺，挥动羽葆旄旗，但认为耗费财物扰乱政事，制定音乐只在于合欢表达心意即可，喜乐不羡慕音声的繁复。古人不是不能竭尽国力劳役百姓，掏空府库用尽财宝，用珠玉含口中、鳞衣裹身体，用丝带捆扎，来隆重地追送死者，但认为这样会耗尽百姓财源，断绝生计，对枯骨腐肉没有好处，所以埋葬只够收敛隐藏而已。从前舜葬在苍梧，集市的营业没有改变；禹葬在会稽山，农民没有更换田亩。他们明白生死的分别，通晓奢侈节俭的适度。
乱世就不是这样了，言论和行为相违背，情感和外貌相反，礼仪粉饰得繁琐，音乐过分而淫靡，推崇丧事来危害生者，长期服丧来招致行为表现，因此风俗混浊于世，诽谤赞誉萌生于朝廷。所以圣人废弃这些而不用。义，是遵循事理而行动适宜；礼，是体察人情而制定文饰。义就是适宜，礼就是体现本体。从前有扈氏为了“义”而灭亡，是只知道“义”而不知道“适宜”；鲁国治理礼制而被削弱，是只知道“礼”而不知道“体（根本）”。有虞氏的祭祀，土地神用土筑，祭祀中溜（宅神），葬礼就在田亩中，音乐用咸池、承云、九韶，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土地神用松木，祭祀户神，葬礼设墙置翣（棺饰），音乐用夏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仪，土地神用石头，祭祀门神，葬礼种松树，音乐用大濩、晨露，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仪，土地神用栗木，祭祀灶神，葬礼种柏树，音乐用大武、三象、棘下，服饰崇尚赤色。礼乐互相不同，服制互相矛盾，但都没有失去亲疏的恩情、上下的伦理。现在拿着一位君主的法度典籍，去非难历代相传的习俗，就像粘住琴柱来调瑟一样荒谬。
所以明智的君主制定礼义来作为衣服，区分节操品行来作为衣带。衣服足以覆盖身体，依据经典文献，虚心遵循，便利身体，适应行走步态，不追求奇异华丽的容貌、眼角的修饰；衣带足以系结收束衣襟，牢固连接，不急于做文字图案之类华而不实的装饰。所以制定礼义，推行最高的道德，而不拘泥于儒家、墨家。所谓明察，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能看清自己；所谓聪敏，不是说能听清别人，而是能听清自己；所谓通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能了解自己。所以自身，是道所依托的地方，自身得到了，道就得到了。道得到了，用来看就明亮，用来听就聪敏，用来说话就公正，用来行动就顺从。所以圣人裁断财物、制作器物，就像工匠砍削凿榫，屠夫宰割分解一样，处处处理得恰当而不会折断损伤。笨拙的工匠就不是这样，大了塞不进去，小了空荡不周全。心里想着，手上操作，却越来越糟糕。圣人砍削东西，剖开它，分开它，离散它；已经过度散乱了，再用“一”来统摄；已经脱离根本了，再让它回归门径；已经雕琢修饰了，又返回到质朴。聚合起来成为道德，分散开来成为法则仪范。它转入幽深玄妙之境，散布开来回应无形之物。礼仪节制行为，又怎么能穷尽达到最太平的根本呢？世上明白事理的人，大多偏离了道德的根本，说：“礼义足以治理天下。”这种人是不能和他谈论治国方略的。
所谓礼义，是五帝三王的法度典籍和风俗，是一个时代的痕迹。就像祭祀用的刍狗、祈雨用的土龙刚制成时，画上青黄颜色，绣上绮丽花纹，缠上朱红丝线，尸祝穿着礼服，大夫端着礼帽，来迎送它。等到用过之后，就只是泥土草芥罢了。哪里还有什么人珍视它呢！所以在舜的时候，有苗不臣服，于是舜修明政治，停止战争，拿着盾牌斧钺跳舞（以德服人）。禹的时候，天下大雨，禹命令民众堆积土石柴草，选择高丘居住。武王讨伐纣王，载着父亲文王的灵柩前行，天下尚未平定，所以不为（死去的亲人）服三年之丧。禹遇到洪水灾害，忙于修筑堤防，所以早上死去晚上就埋葬。这都是圣人用来顺应时势、配合变化、看到形势而采取适宜措施的做法。现在有人修习盾牌斧钺之舞却嘲笑锄头犁铧，懂得三年之丧不是一天之礼，却用牛来否定马，用古代的征伐礼来嘲笑现在的音乐。用这种态度来应对变化，和弹奏一根弦却想演奏完整的乐曲没有区别。用一个时代的变迁，却想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适应变化，就像冬天穿葛衣夏天穿皮裘一样荒谬。一支箭不能百发百中，一件衣服不能穿一整年。箭靶必须适应高低，衣服必须适应寒暑。所以时代不同，事情就变化；时势推移，习俗就改变。所以圣人根据时代来制定法律，随时势来兴办事业。上古的君王，在泰山封禅，在梁父祭地，有七十多位，法度都不同，不是刻意追求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和事情不同。
所以不效法已经形成的成法，而效法制定法律所依据的根据。制定法律的根据，是与变化一同推移的。能够与变化一同推移、应对变化的人，最尊贵的品质就在这里了。所以狐梁的歌谣可以模仿，但他歌唱的原因（真情实感），却无法复制；圣人的法度可以观看，但他制定法度的根据，却无法追溯；辩士的言论可以听，但他言论的根据，却无法描绘；淳钧宝剑不值得珍爱，而欧冶子的技巧值得珍贵。像王乔、赤诵子（王子乔、赤松子），吐纳呼吸，吐故纳新，遗弃形体，抛弃智巧，抱守质朴，回归真性，来遨游于玄远渺茫之境，上通云天。现在想学习他们的道术，如果不能掌握他们养气处神的方法，而只是模仿他们的一呼一吸、时屈时伸的动作，那他们不能乘云升天，也就很明白了。五帝三王，看轻天下，藐视万物，等同生死，齐一变化，怀抱着大圣之心，来洞察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现在想学习他们的道术，如果不能达到他们的清明玄圣境界，而只是死守他们的法度典籍政令，不能治理好国家，也就很明白了。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子的技巧；得到上百匹快马，不如得到伯乐的相马术。”质朴最大的没有形状，道最精妙的没有度量。所以天是圆的，却不能用圆规来度量；地是方的，却不能用矩尺来丈量；从古到今叫做时间（宙），四面八方叫做空间（宇），道就在其中，却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见识不远大的，不能和他谈论大道理；智慧不宏大的，不能和他讨论最高深的境界。从前冯夷得道，潜入大川成为水神；钳且得道，居住在昆仑山。扁鹊用道来治病，造父用道来驾车；后羿用道来射箭，倕用道来砍削。他们所做的事各不相同，但他们所遵循的“道”是一样的。凡是禀受道来通晓万物的人，是不会相互非难的。就像同一个池塘灌溉田地，它接受的水量是均匀的。现在杀牛来烹煮牛肉，有人觉得酸，有人觉得甜，煎炒烧烤，味道千变万化，但根本来自同一头牛的身体。砍伐楩柟豫樟这些大树并剖开加工，有人做成棺椁，有人做成柱梁，劈开截断，用法万端，但都来自同一棵树的质朴。所以各家各派的言论，旨趣主张相反，但它们合于道、归于一体，却是一样的。就像丝、竹、金、石会合演奏音乐，乐曲各家不同但不失去音乐的本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他们懂马是一样的。所以三皇五帝，法度典籍各不相同，但他们赢得民心的效果是均等的。所以商汤进入夏地就使用夏朝的法度，周武王进入殷地就实行殷朝的礼制，这是桀、纣灭亡的原因，也是汤、武治理成功的原因。
所以刻刀、销、锯等工具摆在那里，不是好工匠不能用来制作木器；熔炉、风箱、模子等设施设置，不是巧匠不能用来冶炼金属。屠牛的吐，一天能分解九头牛，刀锋利到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刀刃还像新磨过的一样锋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众多虚空中（指事物间隙、道理关键）游刃有余。至于规矩钩绳这些工具，是技巧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技巧本身。所以瑟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乐师也不能弹成曲调；只有空弦，也不能奏出悲声。所以弦，是制造悲声的工具，而不是悲声本身。至于工匠制作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运用开合、阴阳、闭塞、交错的技巧，进入深奥精微的境界，精神调配达到极致，在心与手之间的虚空中游走，不与具体事物形成界限，这种境界，父亲不能教给儿子。盲乐师放开心意描摹物象，精神超越形体而体现在琴弦上，哥哥不能比喻给弟弟听。现在做水平的是水准仪，做垂直的是墨线。至于不在水准仪和墨线规范之中，却能够平直的东西，这是不能传授的技艺。所以敲击宫调则宫音应和，弹拨角调则角音振动，这是同音相应。对于五音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二十五根弦都能响应，这是不能传授的大道。所以清虚寂静，是形体的主宰；空旷无声，是声音的本源。
天下的是非没有固定标准，世人各自肯定自己所肯定的，否定自己所否定的。所谓肯定与否定各不相同，都是自以为是而非难他人。由此看来，事情有合乎自己心意的，但未必就是正确的；有违背自己心意的，但未必就是错误的。所以寻求正确，不是在寻求道理，而是在寻求合乎自己心意的；摒弃错误，不是在批判邪僻，而是在去除违背自己心意的。违背我的，未必不合乎别人的心意；合乎我的，未必不被世俗否定。最正确的“是”中没有“非”，最错误的“非”中没有“是”，这才是真正的是非。至于在这里肯定而在那里否定，在那里肯定而在这里否定，这叫做“一是一非”，是局部的、片面的是非。而那种超越具体对立的是非，是宇宙整体的是非。现在我想要选择“是”来坚守，选择“非”来摒弃，却不知道世人所谓的是非，到底哪个是哪个非。
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不要频繁翻动）。”主张宽缓的人说不要多搅动，主张严苛的人说只要加够咸酸就行了。晋平公说话不得当，师旷举起琴撞击他，琴撞在衣襟上，跌落碰到宫墙，左右的人想涂掉撞痕，平公说：“留着它，用它来记下我的过错。”孔子听说后说：“平公不是不痛惜自己的身体，是想招来劝谏的人。”韩非子听说后说：“臣子失礼却不诛杀他，这是放纵过错啊。难怪平公不能称霸了。”所以有个宾客引荐人去见宓子贱，宾客出来后，宓子说：“你的宾客有三个过错：看着我笑，是轻慢；谈话不称道老师，是背叛；交情浅却谈话深，是混乱。”那个宾客说：“看着您笑，是公正；谈话不称道老师，是通达；交情浅却谈话深，是忠诚。”所以宾客的容貌表现，是同一种行为，有人认为是君子，有人认为是小人，这是因为观察者的角度不同。所以志趣投合，就进言忠诚而更加亲近；关系疏远，即使计谋得当也会被怀疑。亲生母亲给儿子治疗疥疮，血流到耳朵，看见的人认为她爱子情深；如果是继母这样做，路过的人就会认为是嫉妒。事情的实情是一样的，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从城墙上看牛像羊，看羊像猪，是因为站得高。在水盆里看脸是圆的，在杯子里看脸是椭圆的，脸的形状并没有变，有时圆有时椭圆，是因为用来照看的工具不同。现在我虽然想端正自身来待人接物，又怎么知道世人是怎样看待我的呢？如果改变自身去与世俗竞争，就像逃避雨水一样，没有哪里不会被淋湿。总是想保持虚空，但有时不能做到虚空。至于不是刻意追求虚空而自然达到虚空境界，这是向往却不能达到的。
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像车轴，自己不转动，却能与车轮一起到达千里之外，转动在无穷的本源上。不通达道的人就像迷惑的人，告诉他东南西北，他暂时明白了一处，但很快又糊涂了，再次陷入迷惑。所以终身受制于人，就像小草见到风一样，没有片刻安定。所以圣人体悟道、回归本性，不主动变化来等待变化，就差不多能免于祸患了。
太平盛世的根本容易坚守，事情容易办理，礼仪容易施行，责任容易承担。所以一人不兼管两个官职，官员不兼管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在乡里州县各有区别。所以农夫和农夫谈论力气，士人和士人谈论品行，工匠和工匠谈论技巧，商人和商人谈论数术。所以士人没有遗漏的品行，农夫没有荒废的劳作，工匠没有艰苦的活计，商人没有亏本的货物，各自安于自己的本性，不得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修土木工程时，让腿长的人挖土，让背强的人背土，让眼睛失明的人测量水平，让驼背的人抹墙，各人有适合的岗位，于是人性就整齐划一了。胡人便利骑马，越人便利行舟，形体不同类别相异，交换事务就会相悖，放错地方就显得低贱，占据有利位置就显得尊贵。圣人总揽并使用他们，方法是一样的。
先知远见，洞察千里，是人才中的上等，但太平之世不要求百姓具备；博闻强记，口才善辩，是人的才智之美，但明智的君主不要求臣下具备；傲视世俗轻视外物，不被流俗玷污，是士人的高尚品行，但太平之世不要求百姓都这样变化；心机深藏不露，制作器物不留痕迹，是人的技巧之妙，但太平之世不要求百姓以此为业。所以苌弘、师旷，能预知祸福，说话万无一失，却不能和他们一起共事；公孙龙雄辩善言，辨别同异，离析坚白，却不能和他们同道。北人无择非议舜而自己投清泠之渊而死，不能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头做成木鸢飞上天，三天不落下来，却不能让他们成为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攀的，不能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行为无法追及的，不能作为国家风俗的准则。
衡量轻重不差一丝一毫，圣人不用亲自做，而是交给秤；观察高下不差一尺一寸，明主不亲自做，而是交给水准仪。为什么？因为人才不能只靠个别使用，而度量标准可以世代传承。所以国家治理好了，可以让愚人来守护；军队制度制定好了，可以灵活运用。如果非要等到騕褭、飞兔这样的千里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有车可坐了；如果非要等到西施、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就终身不能成家了。这样看来，人才不足以专门依赖，而道术方法可以普遍推行。乱世的法令，制定过高的标准来惩罚达不到的人，分配过重的任务来惩罚无法胜任的人，设立危险的禁令来诛杀不敢犯的人。百姓被这三种责任所困，就会使用智巧来欺诈君主，触犯邪僻来求得免罪。所以即使有严酷的法令和刑罚，也不能禁止奸邪。为什么？因为力量不够啊。所以谚语说：“鸟急了会乱撞，兽急了会乱咬，人急了会欺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德的理论，就像日月一样。江南河北，不能改变它的指向；奔驰千里，不能改变它的位置。取舍礼俗，就像居住的房屋，东家说是西家，西家说是东家，即使皋陶来断案，也不能确定它属于哪里。所以志趣取舍相同，诽谤赞誉在于习俗；意念行为一样，困厄显达在于时运。商汤、周武王积累善行，是可以做到的；但他们遭遇桀、纣的时代，是上天授命。现在有商汤、周武王的志向，却没有桀、纣的时势，却想成就霸王之业，也是不可能的。从前武王手持戈钺讨伐纣王战胜殷商，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临朝听政。武王死后，殷商遗民背叛他。周公登上东宫，踏上乘石，代替天子之位，背靠屏风接受诸侯朝见，流放蔡叔，诛杀管叔，征服殷商残余势力，在明堂祭祀文王，七年后把政权交还成王。武王先用武力后用文治，不是随意改变，是为了适应时势；周公流放哥哥诛杀弟弟，不是不仁，是为了匡正混乱。所以做事切合时势就能成功，努力合乎时宜就能立名。从前齐桓公集合诸侯用的是平常车辆，回国后诛杀大臣用的是斧钺；晋文公集合诸侯用的是战车，回国后推行礼义。桓公先前柔和后来刚猛，文公先前刚猛后来柔和。然而他们的命令都能通行天下，控制诸侯的权力相当，是因为他们审察了形势的变化。颜阖，鲁君想拜他为相他不肯，鲁君派人先送礼物，他凿穿墙根逃跑了，成为天下著名的隐士。如果他遇到商鞅、申不害，刑罚会牵连三族，何况自身呢！
世人多称颂古人并推崇他们的行为，同时代有与他们相同的人，却不知道珍视。不是才能低下，是时代不合适。所以六匹骐骥、四匹𫘝 wzglę，用来渡江河，不如一条小木船便利，这是处世的道理。所以建立功业的人，行为简约而谨慎地对待时机。现在的世俗之人，把功成名就当作贤能，把克服患难当作智慧，把遭遇苦难当作愚蠢，把死亡当作戆直。我认为他们只是各自达到自己的极限罢了。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箕子披发装疯来保全自身，但他乐意正直行事竭尽忠诚而守节而死，所以不那样做。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俸禄担任官职来建立功业，但他们乐意远离世俗、行为高尚来超脱众人，所以不追求那些。许由、善卷，不是不能安抚天下、平定四海来恩惠百姓，但他们羞于用外物扰乱内心的平和，所以不接受天下。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家庭温暖、安顿妻子儿女来苟且偷生，但他们乐意推诚行事，必以死报答君主，所以不留恋生命。现在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会觉得他愚蠢；从比干的角度看箕子，会觉得他卑怯；从管仲、晏子的角度看伯夷，会觉得他戆直；从伯夷的角度看管仲、晏子，会觉得他们贪婪。志趣取舍互相否定，嗜好欲望互相矛盾，却各自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又让谁来评判对错呢？曾子说：“在水里敲船，鸟听见了会高高飞走，鱼听见了会深潜水底。”所以各人所追求的不同，却都得到了便利。所以惠子带着百乘车马经过孟渚，庄子见了，把多余的鱼都扔了。鹈鹕喝几斗水还觉得不足，鳝鱼鳗鱼入口就像露水一样很快就死了。智伯拥有三晋之地欲望还不满足，林类、荣启期，衣服像挂着的破麻布却心意满足。由此看来，志趣行为各不相同，为什么要互相非难呢！
那些看重生命的人不会因为利益害己，树立节操的人遇到困难不会苟且免祸，贪图俸禄的人见到利益就不顾性命，爱好名声的人不符合道义就不苟且获取。他们互相辩论，就像冰和炭火、墨线和曲尺一样，什么时候能调和呢！如果由圣人来居中调和，就能普遍覆盖并包容他们，就没有谁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了。就像飞鸟筑巢，狐狸挖洞，巢筑成了就得栖息，洞挖成了就能住宿。志趣取舍、行为准则，也是人们栖息安身的地方。各自乐于自己安适的，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就叫做成人。所以用“道”的标准来评论，就能综合并齐一它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上位者没有苛刻的命令，官员没有繁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分奇巧的技艺，事情简单而不纷扰，器物完整而不追求修饰。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做事的人互相标榜来抬高自己，行礼的人互相夸耀来显示虚假，车马极力雕琢，器用追求刻镂。寻求货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当作珍宝，玩弄文辞的人处在烦扰纷乱中自以为聪明，争着做诡辩，久拖不决，对治理没有益处。工匠制作奇异器物，耗时几年才制成，却不适用。所以神农的法度说：“成年男子如果不耕种，天下就有遭受饥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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