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氾论训
西汉·刘安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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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
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
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澤處複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蟄蚊虻。
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掛,其成猶網羅。
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
後世為之耒耜櫌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古者大川名穀,沖絕道路,不通往來也;
乃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
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乃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而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
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
困其患,則造其備。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
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
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
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
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
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
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
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
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
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
苟利於民,不必法古;
苟周於事,不必循舊。
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
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法度制令,各因其宜。
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
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
《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
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
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武王崩,成王幼少。
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
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複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
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所不能中權亦明矣。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
道猶金石,一調不更;
事猶琴瑟,每弦改調。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
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
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
天下豈有常法哉!
當于世事,行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
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
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策錣而御馯馬也。
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
逮至當今之世,忍訽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
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
晚世之兵,隆沖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鬥。
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
于古為義,於今為笑。
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
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
舜執幹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
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
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
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
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
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
大人作而弟子循。
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
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
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
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
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于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
今夫圖工而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
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
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
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
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
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聖人以身體之。
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
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
愛推則縱,縱則不令;
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
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
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于人心。
何則?
中有所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錶也。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
何則?
目無以接物也。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
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趨舍人異,各有曉心。
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
失其處則無是。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
此之是,非彼之是也;
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發,以勞天下之民。
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
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
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
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
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
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溪壑,出百死而紿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
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
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幹戚。
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
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
為文者,則非武也。
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睹北方;
唯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
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
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
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
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
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
有亡形者,雖成必敗。
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
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
故聖人見存亡之跡,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
富者利,則量粟稱金。
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
存亡之跡,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
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
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
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
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
《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言去殷而遷于周也。
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
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故桀囚于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台;
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
二君處強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
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
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
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
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
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
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回也;
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
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
下言者,上用也。
上言者,常也;
下言者,權也。」
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
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
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
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于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
何謂失禮而有大功?
昔楚恭王戰于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恭王懼而失禮,黃衰微舉足蹴其體,恭王乃覺。
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錶,時屈時伸。
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
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
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蹴其體,天下莫能非也。
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
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發而拯;
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
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
此權之所設也。
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
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可以立,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
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
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
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
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跡之途,凝滯而不化。
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
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
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
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
此皆達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
故萇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
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臾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
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
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而無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以難成而易敗者。
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
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
易為而難成者,事也;
難成而易敗者,名也。
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
誳寸而伸尺,聖人為之;
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
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
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
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
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
河上之丘塚,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
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
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
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于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
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
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于魯國。
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
遁逃奔走,不使其難,不可謂勇;
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
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然而管仲免於累絏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之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
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
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鱔鮪,而蜂房不容鵠卵;
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
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
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
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
而為齊忠臣。
段幹木,晉國之大駔也;
而為文侯師。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
然而相魏,甯其危,解其患。
景陽淫酒,被發而御於婦人;
威服諸修。
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
不能存亡接絕者何?
小節伸而大略屈。
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于眾,體大者節疏,庶距者舉遠。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故《易》曰:「小過亨,利貞。」
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
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
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
是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
求于一人則任以人力,自修則以道德。
責人以人力,易償也;
自修以道德,難為也。
難為則行高矣,自償則求澹矣。
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
其小惡不足妨大美。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
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
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
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絏之中,興于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慚於國家,外不愧于諸侯,符勢有以內合。
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
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
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
何則?
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
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
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
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槁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
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
暗主亂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
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純識矣;
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
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
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
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
視其更難,以知其勇;
動以喜樂,以觀其守;
委以財貨,以論其仁;
振以恐懼,以知其節;
則人情備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
善罰者,刑省而奸禁;
善予者,用約而為德;
善取者,入多而無怨。
趙襄子圍于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
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
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奸事我者也。」
乃烹之。
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
此刑省奸禁者也。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
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
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
吾恐其傷汝等。」
遍飲而去之。
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
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于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
此用約而為德者也。
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
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
此入多而無怨者也。
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
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奸禁。
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
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
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
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
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
越城郭,逾險塞,奸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
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
何以知其然?
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
此執政之所司也。
夫法令者,網其奸邪,勒率隨其蹤跡。
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奸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
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
何則?
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
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
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
或避之,適足以就之。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于水。
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
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
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
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
志所欲,則忘其為矣。
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
受與適,則罪弗累也;
好憎理,則憂弗近也;
喜怒節,則怨弗犯也。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
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故人心猶是也。
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
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
叔孫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受罪祿不能累也;
荊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
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
夫醉者俯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
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
酒濁其神也。
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
見寢石,以為虎也;
懼掩其氣也。
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
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
老槐生火,久血為磷,人弗怪也。
山出梟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
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
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夫見不可布于海內,聞不可明于百姓,是故鬼神禨祥,而為之立禁;
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
何以知其然也?
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
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
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
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
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
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
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便以尊之。
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暖於身也。
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于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
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鬥,而以小事自內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
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
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
離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誡之也。
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
故以禨祥明之。
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
而愚者以為禨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今世之祭井灶、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
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
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
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
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
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
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灶;
禹勞天下,而死為社;
後稷作稼穡,而死為稷;
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
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
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
夜驚而走,追,道及之。
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
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
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
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
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
有如出,不可不私藏。
私藏而富,其於以複嫁易。」
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
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
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
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
為論如此,豈不勃哉!
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
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
兩玦相觸,破乃逾疾。
亂國之治,有似於此。
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眾而走不若蛇。
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強之弱,弱之強,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
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
何以明之?
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
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
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
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眾仰之。
夫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爾。
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白话译文
古时候有(君主)戴头盔、穿卷领衣服而统治天下。他们的德行是让百姓生息而不加侮辱,只给予而不掠夺,天下人不非议他们的服饰,共同感怀他们的德政。那时,阴阳调和,风雨应时,万物繁盛。鸟雀的巢可以俯身探看,禽兽可以驯服跟随。哪里一定需要宽衣大带、襟袖弯绕、头戴章甫的装束呢?
古时候百姓住在水泽边和洞穴里,冬天抵不住霜雪雾露,夏天受不了暑热、虫蛰和蚊虻。圣人于是出现,为他们筑土架木,建造宫室,上有栋梁下有屋檐,用来遮蔽风雨、躲避寒暑,百姓才得以安居。伯余最初发明衣服,搓麻捻线,用手编织,做成的像网罗。后世发明了织布机和梭子,使其使用方便,百姓才得以遮蔽身体抵御寒冷。
古时候削尖木耜耕地,磨利蜃壳锄草,用木钩砍柴,抱着陶罐汲水,百姓劳作而收益微薄。后世发明了耒耜、锄头等农具,用斧头砍柴,用桔槔汲水,百姓安逸而收益增多。
古时候大河名谷,冲断道路,无法通行。于是就用掏空的木头和拼接的木板,做成舟船。这样地势的有无得以连接运输。又制作草鞋和木屐以便远行千里,免除肩挑背扛的辛劳,并发明了弯曲木条制造车轮、搭建车厢,用马牛驾车,百姓可以到达远方而不劳累。因为猛禽猛兽伤害人,无法防御,于是熔铸锻打金属制成兵器,猛兽就不能再为害了。
所以百姓遇到困难,就寻求便利;困于祸患,就创造防备工具。人们各自用他们的知识,去除所害,趋向所利。固定的旧例不能遵循,器物工具不能因循守旧,那么先王的法度,也有需要改变的时候了。古代的制度,婚礼不自称主人,舜不告父母而娶妻,这不合礼。立继承人以长子,周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这不合制度。礼规定三十而娶,文王十五岁就生了武王,这不合礼法。夏后氏停柩在东阶之上,殷人停在堂上两柱之间,周人停在西阶之上,这是礼制的不同。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用堲周烧砖砌在棺外,殷人用外椁,周人在棺外设置饰物,这是葬制的不同。夏后氏在暗处祭祀,殷人在明处祭祀,周人在日出时上朝祭祀,这是祭祀的不同。尧作《大章》乐,舜作《九韶》乐,禹作《大夏》乐,汤作《大濩》乐,周作《武象》乐,这是音乐的不同。所以五帝治道不同,但德泽覆盖天下;三王行事各异,但名声流传后世。这都是依据时势变化而制定礼乐。就像乐师旷调节瑟柱,上下推移,没有固定的尺寸刻度,但没有不合音律的。所以通晓礼乐真情的人能创作音乐,心中有根本主旨,因而知晓规矩法度适用于何处。鲁昭公对抚养自己的慈母很敬爱,她死后,为她服练冠丧服,所以有“慈母之服”的规定。阳侯杀害蓼侯并抢走他的夫人,所以诸侯大飨时就废除了夫人参加的礼仪。先王的制度,不合适的就废除。后世的事情,好的就记载下来,所以礼乐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
所以圣人制定礼乐,却不被礼乐所束缚。治理国家有常规,但以利民为根本;政令教化有法则,但以政令通行为上。如果有利于百姓,不必效法古代;如果符合事情,不必遵循旧规。夏、商衰败,是因为不变法而灭亡;三代兴起,是因为不沿袭旧制而称王。所以圣人法度随时代变化,礼制随风俗转化。衣服器械,各使其方便使用;法令制度,各使其适宜。所以改变古制不可非议,而遵循旧俗也不值得称赞。百川源头不同,但都归于大海;百家行业不同,但都致力于治理。王道缺失而《诗经》创作,周室衰落,礼义败坏而《春秋》创作。《诗》、《春秋》,是学问中的佳作,但都是衰世的产物,儒生遵循它们来教导世人,哪比得上三代的盛世呢!把《诗》、《春秋》当作古代之道而尊崇它们,又有尚未创作《诗》、《春秋》的上古时代。与其称述缺失的王道,不如称述完整的王道。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到他们的言论;听到他们的言论,不如懂得他们为何这样说;懂得他们为何这样说,那是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
所以“道”如果能说出来,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周公侍奉文王,行动不擅自决断,做事不凭借己意,身体好像承受不了衣服的重量,说话好像说不出口,恭敬地侍奉文王,谨慎小心,好像能力不足,唯恐有失,可以说是能尽孝道了。武王驾崩,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的功业,登上天子之位,处理天下政务,平定夷狄的叛乱,诛讨管叔、蔡叔的罪行,背靠屏风接受诸侯朝拜,诛罚赏赐、决断政事,无所顾忌询问,威势震动天地,声威慑服四海,可以说是能行武事了。成王成年后,周公交还政权,面朝北称臣侍奉成王,先请示而后行动,先回复而后执行,没有擅权放纵的心思,没有夸耀功绩的神色,可以说是能恪守臣道了。所以一个人身上有三种变化,是为了适应时势。何况国君多次更替时代,国家多次更换君主,人们凭借其地位来实现好恶,凭借其威势来满足嗜欲,却想用一套固定的礼制、一成不变的法令,来应对变化的时代,这样不能符合权变之理是很明显的了。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叫做“道”,所从事的叫做“事”。道好比钟磬,一种调式永不更改;事好比琴瑟,每根弦都可改调。所以法制礼义,是治理人的工具,而不是治理本身。因此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考量人的才能,并时常省察其功用,即使每天变化也是可以的。天下哪有固定不变的法制呢!只要合乎世间事务,符合人情,顺应天地,对鬼神吉利,就可以正确治理了。古时候人心淳厚,工匠技艺粗放,商人朴实,女子稳重,所以政令教化容易感化,风俗容易转移。如今世道德行衰败,民俗更加浇薄,想用淳朴稳重的法则,来治理已经败坏的百姓,这就像没有嚼子、缰鞭和鞭梢来驾驭烈马一样。从前,神农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百姓服从,唐尧、虞舜有法令制度而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违背诺言,殷人立誓,周人结盟。到了当今之世,忍受耻辱而轻视羞辱,贪图所得而缺少羞耻,想用神农时代的办法来治理,那必定会混乱。伯成子高辞去诸侯之位去耕田,天下人推崇他。如今时代的人,辞官隐居,在乡邑中地位低下,怎么能与古人相同呢!古代的兵器,不过是弓箭刀剑罢了,槽矛没有击刺功能,长戟没有刺杀功能;后世的兵器,用高大的冲车进攻,用护城的设施防守,用连弩射击,用战车格斗。古代征伐他国,不杀小孩,不擒获老人。这在古代是正义的,在如今会成为笑柄。古代认为荣耀的,现在认为是耻辱;古代用来治理的,现在用来导致混乱。神农、伏羲不施行赏罚而百姓不为非作歹,然而执政者不能废除法制来治理百姓;舜手持干戚舞蹈而使有苗臣服,然而征伐者不能放下兵器来制服强暴。由此看来,法制是用来衡量民俗、调节缓急的;器械是根据时势变化而制造适宜的工具。
圣人制定法律,万物都受其制约;贤人创立礼仪,不肖者受其约束。受法律制约的人,不能与他高飞远举;拘泥礼仪的人,不能让他应对变化。耳朵分不清清浊声音的人,不能让他调音;心里不懂治乱根源的人,不能让他制定法律。一定要有独特的听闻、独到的见解,然后才能把握道而行事。殷朝变革夏制,周朝变革殷制,春秋变革周制,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该效法哪个古代呢!长辈制定而弟子遵循。懂得法制产生的根源,就能随时势变化;不懂法制产生的根源,即使遵循古法,最终也会混乱。如今法律典籍随时势变化,礼仪风俗随民俗转化,治学的人却遵循先辈、因袭旧业,依据典籍、坚守旧有教条,认为非这样不能治理,这就像拿着方形的榫头去套圆形的孔洞一样。想要得到适宜、稳固,那就难了!
如今儒、墨两家称颂三代、文王武王却不实行,这是说他们所称颂的而自己不行;非议当今之世却不改变,这是实行他们所非议的。称颂他们认为正确的,实行他们认为错误的,所以整天费尽心思却无益于治理,劳神费力却对君主没有补益。如今那些画工喜好画鬼魅,却憎恨画狗马,为什么呢?因为鬼魅不是世间常有,而狗马每天都看得见。要挽救危亡、治理混乱,没有智慧是不行的;但如果推崇古代,即使是愚人也绰绰有余。所以不实用的法度,圣王不行;没有验证的言论,圣王不听。天地之气没有比“和”更重要的了,“和”就是阴阳调和,日夜分明,因而化生万物。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生长与成熟,必定得到“和”的精华。所以圣人的道,宽厚而威严,严肃而温和,柔和而正直,刚猛而仁慈。太刚硬会折断,太柔软会卷曲,圣人恰在刚柔之间,才得到道的根本。阴气积聚则下沉,阳气积聚则上扬,阴阳交接,才能形成和谐。绳子作为测量工具,可以卷曲也可以伸展,拉直后可以看直,所以圣人用身体来体验它。既不横陈,也不短得穷尽;既挺直,也不刚硬;长久而不被遗忘的,大概只有绳子吧?所以恩惠推行过度就会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严;严厉推行过度就会凶猛,凶猛就不和谐;慈爱推行过度就会放纵,放纵就不能令行禁止;刑罚推行过度就会暴虐,暴虐就无人亲近。从前,齐简公放弃国家权柄,专任大臣,将相揽权势、结私党,公道不行,所以让陈成子田常、鸱夷子皮得以造成祸难。使吕氏断绝祭祀而陈氏拥有齐国,这是由柔弱懦弱造成的。郑子阳刚毅好罚,对于惩罚,抓住就不赦免。门客有折断弓的,害怕获罪被杀,就借狂狗惊扰的机会,杀死了子阳,这是由刚猛暴虐造成的。
如今不懂道的人,看到柔弱者被侵犯,就自以为刚毅;看到刚毅者灭亡,就自以为柔弱。这是心中没有主见,而被外在见闻搅乱,所以终身没有确定的方向。就像不懂音乐的人唱歌,声音低沉则郁结不畅,声音高亢则嘶哑不能成声。等到韩娥、秦青、薛谈的歌唱,侯同、曼声的歌咏,愤激于心志,积蓄于内,满溢而发音,没有不合音律而合乎人心的。为什么呢?心中有根本主旨,以此决定声音的清浊,不受外界影响,自成典范。如今盲人走在路上,人说向左他就向左,说向右他就向右,遇到君子就走平坦路,遇到小人就跌入沟壑。为什么呢?眼睛不能接触外界事物。所以魏国同时任用楼翟、吴起,却丢失了西河;湣王专任淖齿,却死在东庙,是因为没有方法驾驭他们;文王同时任用吕望、召公奭而称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称霸,是因为有方法驾驭他们。
用弦歌鼓舞作为音乐,用盘旋揖让来修习礼仪,用厚葬久丧来送别死者,这是孔子创立的,而墨子非议它。兼爱、尚贤、右鬼、非命,这是墨子创立的,而杨子非议它。保全天性、守护真性,不让外物拖累形体,这是杨子创立的,而孟子非议它。取舍人人不同,各有明晓于心。所以是非有其位置,得到它的位置就没有什么是错误的;失去它的位置就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等地的百姓,是非各不相同,习俗相反,但君臣上下、夫妇父子,各有其相互作用的方式。此处的正确,不是彼处的正确;此处的错误,不是彼处的错误。就像斤斧椎凿各有各的用途。禹的时候,用五音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用来接待四方来士,号令说:“用道教导我的击鼓,用义晓谕我的敲钟,报告事情的摇铃,告知忧虑的击磬,有诉讼的摇鞀鼓。”那时候,吃一顿饭要起身十次,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处理事务),以此辛劳天下百姓。这样还不能表达善意效忠的,那是才能不足。秦朝的时候,高筑楼台亭榭,大建苑囿,远修驰道,铸金人,征发戍卒,征收草料赋税,按人头用簸箕收赋税,输送到少府。成年男子,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石;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路上死的人可以用沟来计量。那时候,忠心劝谏的人被称为不祥,谈论仁义的人被称为狂妄。到了高皇帝(汉高祖)存亡继绝,举天下大义,亲自挥袖执锐,为百姓向皇天请命。那时候,天下英雄豪杰,暴露在野泽,前面冒着箭石,后面掉进溪沟,经历百死而求一生,来争夺天下权位,奋发勇武厉行忠诚,来决定一朝命运。那时候,穿着丰衣博带而谈论儒墨的人,被认为是不肖之徒。等到暴乱平定,海内大定,继承文王的事业,建立武王的功勋,登上天子的位子,制定刘氏的礼冠,总括邹鲁的儒墨,通晓先圣的遗教,打着天子的旗帜,乘坐大车,竖起九旒大旗,撞响大钟,敲起鸣鼓,演奏《咸池》乐,挥舞干戚。那时候,有主张武功的人被怀疑,一文一武交替成为主导,是因时势而运用。
如今主张武的人,就非议文;主张文的人,就非议武。文武互相非议,却不懂得时势的运用。这就像看到屋角的一根手指,却不知道四面八方的广大。所以向东面望,看不见西墙;向南面看,看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人,才无所不通。国家存在的原因,在于有道德;家庭衰亡的原因,在于事理闭塞。尧没有方圆百里的城郭,舜没有立锥之地,却拥有天下;禹没有十人的民众,汤没有七里的分封,却称王诸侯。文王处于岐周之间,土地方圆不过百里,却立为天子,是因为有王道。夏桀、殷纣强盛时,人迹所至,舟车所通,没有不成为郡县的,然而身死人手,被天下人耻笑,是因为有亡国的征兆。所以圣人通过观察变化来预知征兆,德行的盛衰,风俗最先显现。所以得到王道的,虽然弱小必能强大;有亡国征兆的,虽然强盛必会失败。夏朝将亡时,太史令终古先投奔商,三年后夏桀才灭亡。殷朝将败时,太史令向艺先归附周文王,一年后商纣才灭亡。所以圣人观察存亡的踪迹,成败的端倪,不必等到鸣条之战、甲子之日。
如今说强大的会胜利,就盘算土地计算人口;说富有的能获利,就称量粮食称量金银。这样,千乘之君没有不能称霸称王的,而万乘之国没有不破败灭亡的了。存亡的踪迹,像这样容易知晓,就是愚夫蠢妇,也能议论它。赵襄子凭借晋阳城称霸,智伯拥有三晋之地却被擒;湣王凭借强大的齐国灭亡,田单凭借即墨立功。所以国家的灭亡,即使强大也不足以依靠;王道的推行,即使弱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存亡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大小;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大小。《诗经》说:“(上天)回头西看,就在这里居住。”说的是离开殷商而迁居周地。所以混乱国家的君主,致力于扩张土地而不致力于仁义,致力于提高地位而不致力于道德。这是放弃他赖以存在的东西,而制造导致他灭亡的东西。所以夏桀被囚禁在焦门,却不能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后悔没有在夏台杀掉商汤;商纣住在宣室,却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后悔没有在羑里杀掉周文王。这两个君主处在强大的权势地位上,如果修习仁义之道,商汤、武王救自己的罪还来不及,怎敢有什么图谋呢!如果上乱日月星辰之明,下失万民之心,即使没有商汤、武王,谁不能夺取天下呢!如今不审视自身的过失,反而防备他人,天下不止一个商汤、武王,杀掉一个,必定有接替的人。况且商汤、武王之所以处于弱小却能称王,是因为他们有道;夏桀、商纣之所以处于强大却被夺取,是因为他们无道。如今不行使别人称王的方法,反而增加自己被夺取的东西,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周武王打败殷商后,想在五行山建宫殿,周公说:“不行。五行山是坚固险要的地方。假如我的德行能覆盖天下,那么天下向我缴纳贡赋的路途就会迂回;假如我有暴虐的行为,那么天下讨伐我就困难了。”这是周朝能传三十六世而不被夺取的原因。周公可以说是能保持满盈状态的了。从前,《周书》上有这样的话:“在上位的人说的话,在下位的人采用;在下位的人说的话,在上位的人采用。在上位的人说的话是常规;在下位的人说的话是权变。”这是存亡的方法,只有圣人能懂得权变。说话一定守信,约期一定兑现,这是天下人推崇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羊,儿子举报他;尾生和女子约定,女子没来,洪水来了他也不离开,最终淹死。正直到举报父亲,守信到淹死,即使有正直守信,谁能看重他们呢?军队假传命令,是重大的过错。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经过周地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正要向西贩牛,在周、郑之间遇到秦军,就假传郑伯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以宾客之礼对待秦军而使他们撤退,从而保全了郑国。所以事情发展到极致,守信反而成为过错,欺诈反而成为功劳。什么叫失去礼节而有大功?从前楚恭王在阴陵作战,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一起劫持了他。恭王害怕而失态,黄衰微抬脚踢他的身体,恭王才惊醒。恭王对他失态发怒,抖擞精神站起来,四个大夫用车载着他离开。从前苍吾绕娶妻,妻子很漂亮,他让给了兄长,这是所谓的忠诚爱护却行不通。所以圣人判断事情的曲直,根据情况屈伸俯仰,没有固定的模式,随时屈随时伸。柔弱得像蒲苇,并非屈服;刚强勇猛,志向高远,并非本来矜夸,而是借以乘时应变。君臣交往时,屈膝跪拜,互相尊敬礼让;到了危难紧迫时,就踢他的身体,天下人也不会非议。所以忠心所在,礼节不足以非难它。孝子侍奉父母,和颜悦色、卑身下气,捧衣提鞋,到了父母溺水时,就抓住头发来拯救;这不是敢骄横侮辱,而是为了救他们的死。所以溺水时可以抓父亲的头发,祝福时可以直呼君主的名字,形势迫使不得不这样。这就是“权”的设立。所以孔子说:“可以和他一起学习,但未必能一起达到道;可以和他一起达到道,但未必能一起坚守道;可以一起坚守道,未必能和他一起通权达变。”权变,是圣人独有的见解。所以先违逆而后相合的,叫做懂得权变;先相合而后相违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懂权变,好事会变成坏事。所以礼是实质的浮华和虚伪的文饰,在仓促穷迫之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圣人用礼仪与世人交往,却用实质来处理适宜之事,不局限于一条路径,不凝滞而不变通。因此失败的事情少而成功的事情多,号令行于天下,而没有人能够非议。
猩猩知道过去而不知道未来,喜鹊知道未来而不知道过去,这是寿命长短的分别。从前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天文术数的人。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被车裂而死。苏秦,是个平民百姓,穿着草鞋打着伞,周旋于万乘之君,使诸侯服从,然而不能免除车裂的灾祸。徐偃王穿着慈惠的衣服,躬行仁义,陆地来朝拜的有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灭,子孙断绝。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他报仇雪耻,俘获夫差,开地数千里,然而最终伏剑自杀。这些都是通晓治乱关键,却不懂得保全自身的人。所以苌弘懂得天道却不懂人事,苏秦懂得权谋却不懂祸福,徐偃王懂得仁义却不懂时势,大夫文种懂得忠诚却不懂谋略。圣人则不是这样,审视世道而处理事务,权衡事情而进行谋划,所以展开可以覆盖天下而不狭小,纳入寻常之内也不堵塞。假使天下荒乱,礼义断绝,纲纪废弃,强弱相侵,武力征伐,臣主无别,贵贱无序,铠甲长满虮虱,燕雀住在帐幕里,战争不停,这时才开始穿上整齐的衣服,恭行节俭之礼,那就必定会灭亡压抑而不能复兴了。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恭敬和睦,上下相亲,这时才开始意气骄矜,奋发勇力,那就必定免不了刑罚制裁了。所以圣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着时势而动静,凭借条件而建立功业,事物运动知道它的反转,事情萌芽觉察它的变化,变化了就给它描绘形象,运行了就给它做出反应,所以终身没有困窘。
所以事情有可以实行而不能说的,有可以说而不能实行的,有容易做而难成功的,有难成功而容易失败的。所谓可行而不可说的,是个人的取舍选择;可说而不可行的,是虚伪欺诈;易为而难成的,是具体事务;难成而易败的,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自洞见而留意的。屈一寸而伸一尺,圣人这样做;小处受屈而大处正直,君子实行。周公有杀弟的牵累,齐桓公有争国的名声;然而周公用道义弥补缺憾,桓公用功业消除丑闻,所以都是贤人。如今因为人的小过失,掩盖他的大美德,那么天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睛有毛病,不妨碍看东西,不可灼伤它;喉咙有疾病,不妨碍呼吸,不可凿开它。河上的土丘坟冢,数不清,但还算平坦;水波激荡,高下相临,相差哪怕只有一两尺,还算平静。从前,曹沫做鲁国将军,三次作战不胜,丧失土地千里。假使曹沫不顾后果,脚不回转,就在阵前自刎,那么终身都是败军之将了。然而曹沫不以失败为羞,以死而无功为耻。在柯地结盟时,他手持三尺利剑,逼近齐桓公胸口,三次战败丧失的土地,一朝全部收回,勇名闻于天下,功业建立在鲁国。管仲辅佐公子纠不能成功,不能说智慧;逃亡奔走,不为君难尽力,不能说勇敢;被囚受辱,不避讳耻辱,不能说贞节。有这三种行为,平民不和他做朋友,君主不以他为臣子。然而管仲免于囚禁,执掌齐国政权,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假使管仲拼死捐躯,不顾将来图谋,哪里会有这样的霸业功勋呢!如今君主评论他的臣子,不计算他的大功,只概括他的次要品行,而苛求他的小优点,这是失去贤才的方法。
所以人有大德,不必问他的小节;有大的声誉,不必挑剔他的小过。牛蹄印里的小水坑,不能养鳝鱼大鱼;蜂房容不下天鹅蛋;小的形体不足以包含大的内容。人之常情,没有没有短处的。如果他的大节是对的,即使有些小过失,不足以成为牵累;如果他的大节是错的,即使有乡里的善行,也不足以称道。颜喙聚,是梁父的大盗;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是晋国的大经纪人;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孟卯娶了他的嫂子,生了五个孩子;然而他辅佐魏国,安定危局,解除祸患。景阳酗酒,披头散发在女人堆里混;却威服其他诸侯。这四个人,都有短处,然而功名不灭,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可取。季襄、陈仲子,坚守节操,不入污浊君主的朝廷,不吃乱世的食物,最终饿死。为什么不能挽救危亡、延续绝祀呢?因为小节伸张而大节受屈。所以谨小慎微的人没有成功,非议品行的人不被众人容纳,身体大的人节操疏阔,足力强健的人能走远路。从古至今,五帝三王,没有能完全无缺的。所以《易经》说:“小有过失亨通,利于守正。”是说人没有没有过错的,但不希望有过大的过错。尧、舜、汤、武,是当代君主的巅峰;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的豪杰。然而尧有不慈的名声,舜有轻慢父亲的非议,汤武有放逐弑君的事情,五霸有暴乱的图谋。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一个人,方正而不刻板切割,廉直而不尖刻,博学而不非议,文武兼备而不责备。要求别人就发挥他的能力,修养自己就用道德。要求别人用能力,容易实现;修养自己用道德,难以做到。难以做到则品行高尚,容易实现则所求淡薄。夏后氏的美玉不能没有瑕疵,明月之珠不能没有斑点。然而天下人珍宝它,为什么呢?它的小缺点不足以妨碍大美。如今专记别人的短处,而忘记别人的长处,想在天下求得贤才,那就难了。百里奚喂牛,伊尹背鼎,太公操刀屠猪,甯戚在商旅中唱歌,他们身上都有美德存在。众人看到他们地位卑贱,事情污辱,却不知道他们的大节,认为他们不肖。等到他们成为天子三公,立为诸侯贤相,才开始被不同于众人的信任。他们从厨房灶台之间兴起,从屠宰卖酒的店铺中出来,从囚禁中解脱,在牛下巴下兴起,用热水洗濯,用火把祓除不祥,立于朝廷之上,身居三公之位,内对国家不惭愧,对外对诸侯无愧色,符命权势在内相合。
所以没有功劳就知晓其贤能的,是尧对舜的了解;功成事立后才知晓其贤能的,是普通人对舜的了解。因为这个缘故放弃标准而在朝堂、市井、草莽之中寻求,那错失人才一定很多。为什么呢?能效仿他们寻求,却不知道他们用人的标准。事物相类似的,是君主所迷惑的;形貌相似的,是众人所眼花的。所以凶狠的人类似智慧而非智慧,愚昧的人类似仁爱而非仁爱,刚直的人类似勇敢而非勇敢。如果人与人的差别,像玉石和石头,美好和丑恶一样分明,那么评论人就容易了。乱人的东西,像芎䓖和稿本,蛇床和蘼芜,这些都是相似的。所以剑匠被像莫邪的剑迷惑,只有欧冶能辨明它的种类;玉匠被像碧卢的玉迷惑,只有猗顿不失其真;昏暗的君主被奸臣、小人对君子的诬陷迷惑,只有圣人能见微知著。所以蛇抬起头,长短可知;大象露出牙齿,大小可论。薛烛(烛之武)庸俗之人,看到像狐毛一样的剑刃,就能识别利钝;臾儿、易牙,淄水、渑水合流,尝一口水就能知道甘苦。所以圣人评论贤才,看到他的一行就能分辨贤与不肖。孔子辞去廪丘,终究不偷刀钩;许由辞让天子,终究不贪图封侯。所以没有被灼烧过而不敢握火,是因为看到它会烧伤;没有被伤害过而不敢握刀,是因为看到它会伤害人。由此看来,观察到的可以论及未发生的,观察小节可以知道大体。所以评论人的方法:高贵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富裕时看他施舍什么,困窘时看他拒绝什么,贫贱时看他不做什么,贫穷时看他不取什么。观察他处理困难,来知道他的勇敢;用喜乐事来观察他的操守;用钱财货物委托他,来评论他的仁爱;用恐惧惊吓他,来知道他的气节;那么人的情态就完备了。
古代善于赏赐的,花费少而劝勉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刑罚少而奸邪被禁止;善于给予的,用度简约而成为恩德;善于索取的,收入多而没有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人五人,高赫作为受赏的首位,左右的人说:“晋阳之难,赫没有大功,现在作为赏首,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被围时,我的国家危急,群臣无不有骄横轻慢之心,只有赫不失君臣之礼。”所以赏赐一人,而天下想做忠臣的人没有不愿意对君主尽忠的。这是赏赐少而劝善的人多。齐威王在庭中放置大鼎,数落无盐县令说:“你的名声每天传到我耳中,考察你的政绩,田野荒芜,仓库空虚,监狱关满人。你是用奸邪来侍奉我的。”就烹杀了他。齐国因此三十二年路不拾遗。这是刑罚少而奸邪被禁止。秦穆公出游时车坏了,右边的马丢了,被农夫捡到。穆公追到岐山南面,农夫正要杀马吃肉。穆公说:“吃骏马的肉,如果不马上喝酒,会伤身体。我恐怕它伤害你们。”给每个人都喝了酒然后离开。过了一年,与晋惠公在韩原作战,晋军包围穆公的战车,梁由靡抓住了穆公的骖马,要俘获他。三百多个吃过马肉的人,都拼死在车下为穆公战斗,于是打败了晋国,俘虏了惠公而归。这是用度简约而成为恩德。齐桓公将要征伐,兵甲不足,命令犯重罪的出犀牛皮做的铠甲和一支戟,犯轻罪的用黄金赎罪,诉讼失败的交一束箭。百姓都很高兴,于是矫正箭杆为箭,熔铸金属为刃,去征伐不义无道的国家,于是称霸天下。这是收入多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根据百姓所喜欢的来劝勉善行,根据百姓所厌恶的来禁止奸邪。所以赏赐一人而天下赞誉,惩罚一人而天下畏惧。所以最好的赏赐不耗费,最好的刑罚不滥用。孔子诛杀少正卯而鲁国的邪气被堵塞;子产诛杀邓析而郑国的奸邪被禁止。用近事喻远事,以小知大。所以圣人掌握简约之道而治理广大之事,说的就是这个。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也没有比做不善事更难的了。所谓做善事,是清静无为;所谓做不善事,是急躁多欲。满足性情,辞去多余,不被诱惑,遵循本性,保存真我,不改变自己,所以说做善事容易。翻越城郭,逾越险关,伪造符节,盗取锁钥,篡权弑君,诬陷欺诈,这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做不善事难。如今人们之所以犯下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祸,是因为嗜欲无厌,不遵循法度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官府法令说:“挖墓的诛杀,偷窃的处刑。”这是执政者掌管的。法令是网罗奸邪,追踪他们的踪迹。即使是愚夫蠢妇,都知道做奸邪之事不能逃脱,触犯禁令不能免除。然而不成器的人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蒙受死罪,遭受刑戮的羞辱。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一类的执法者接踵于门,而被处死在闹市的人血流满路。为什么呢?
字词精讲
- 鍪(móu):古代战士戴的头盔。
- 绻(quǎn)领:卷领。指衣领向上翻卷的古朴服式。
- 蕃息:滋生繁殖。
- 羁(jī):原指马笼头,此处用作动词,意为束缚、牵引。
- 緂(chān)麻索缕:捻麻成线。緂,搓捻;索,搓绳;缕,线。
- 剡(yǎn)耜(sì):磨利的犁铧。剡,削尖;耜,古代农具,类似犁。
- 摩蜃(shèn)而耨(nòu):用蚌壳磨制的工具锄草。蜃,大蛤蜊;耨,除草。
- 甀(zhuì):小口陶罐。
- 桔槔(jié gāo):一种杠杆汲水装置。
- 窬(yú)木方版:凿空的木头与拼接的木板。窬,空;版,木板。
- 靻(cū)蹻(juē):草鞋。靻,鞋带;蹻,草鞋。
- 楺(róu)轮建舆:弯曲木料制造车轮,竖立车架造车。楺,使木弯曲。
- 阼(zuò)阶:东阶,古代主人之位。
- 堲(jí)周:烧土为砖置于棺外。堲,烧制。
- 翣(shà):古代棺饰,如扇形,置于棺材两旁及上面。
- 矩彟(yuē):法度、标准。矩,画直角的工具;彟,量长短的尺度。
- 练冠:用白色熟绢做的丧冠,为慈母(抚育自己的庶母)服丧的礼制。
- 大飨:古代诸侯间最隆重的宴会礼。
- 中(zhòng)音:符合音律。
- 属(zhǔ)籍:移交政权与名籍。
- 负扆(yǐ):背靠屏风。扆,古代庙堂内设在户牖之间的屏风。
- 伐矜:夸耀功劳。
- 镝(dí)衔策錣(zhuì):马具。镝,马勒;衔,马嚼子;策,马鞭;錣,鞭梢。
- 馯(hàn)马:烈马。
- 槽矛无击:装在矛柄端部的铜饰,无杀伤力。击,古代一种似矛的兵器。
- 渠幨(chān):大型帷幔,用于守卫。
- 黄口:幼儿,指年幼的俘虏或百姓。
- 二毛:头发花白的老人。
- 干戚:盾与斧,古代武舞所持兵器。
- 有苗:即三苗,古代部族名。
- 员凿:圆孔。员,通“圆”。
- 枘(ruì):榫头,方木。
- 猘(zhì)狗:疯狗。
- 右:尊尚、重视。
- 鞀(táo):一种长柄的小鼓,即鼗鼓,用于召集或谏言。
- 头会箕赋:按人头征税,用簸箕征收。形容赋税繁苛。
- 刍(chú)稿:草料,指代军赋。
- 直躬:人名,以其“直身”行为得名。典出其父攘羊(偷羊),他出面作证的故事。
- 尾生:人名,以守信著称。典出与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至而洪水来,他抱桥柱而死。
- 矫(jiǎo)命:假传命令。
- 蹴(cù):踢。
- 捽(zuó):揪住。
- 蒲苇:蒲草与芦苇,喻柔韧之物。
- 执数:掌握天文历法、术数。
- 靻蹻嬴盖:草鞋、斗笠,指行装简朴。嬴,通“赢”,担;盖,伞盖。
- 属镂(lóu):古代剑名,夫差赐剑令文种自刎。
- 胥余:即“须臾”,片刻。此指“属臾”为礼容,指谦恭谨慎的仪态。
- 誳(qū)寸而伸尺:弯曲一寸而伸展一尺。指为了整体而暂时妥协。
- 小枉而大直:小处委屈而大节正直。
- 涔(cén):积水坑。
- 鳝鲔(wěi):鳝鱼和鲟鳇鱼。
- 闾里:乡里,民间。
- 高赫:赵襄子的臣子。
- 矫箭为矢:把直箭的箭杆矫直。矫,使曲者变直。
- 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孔子诛杀之。
- 邓析:春秋时郑国大夫,曾作《竹刑》,后被诛。
义理赏析
《淮南子·氾论训》以宏阔的视野,阐述了事物变化与适应时势的深刻哲理。文本的核心义理在于强调“变”与“常”的辩证统一:制度、礼法乃至行为方式,皆应随时代变迁而调整,不可泥古不化。例如,文中指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认为夏、商、周三代礼制各异,却都能成就王道,正因为其顺应了不同民情时势。同时,又以“仁以为经,义以为纪”点明仁义作为根本原则的恒常性,为变化确立不移的轴心。这种“经权并用”的思想,尤为注重“权”的智慧,即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变通,如周公在不同阶段承担不同角色,正是应时而动的典范。
这一思想对现代生活具有重要启示。在个人层面,它教导我们原则与变通需相辅相成:坚守道德根本,同时在处事方法上灵活应变,避免固执僵化。在社会管理中,它提醒制度建设应与时俱进,以民众福祉为本,不可拘泥旧规而阻碍进步。同时,文本以小见大的观察法——如从细节品评人才、赏罚引导风气——启示我们在教育、管理中注重潜移默化,以恰当的激励塑造良好风尚。总之,这一智慧鼓励我们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定力,以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精神,寻求动态平衡,从而应对纷繁复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