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子·氾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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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古时候有（君主）戴头盔、穿卷领衣服而统治天下

## 原文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櫌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
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於阼阶之上，殷人殡於两楹之间，周人殡於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阳，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矩彟之所周者也。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异源，而皆归於海；百家殊业，而皆务於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於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所不能中权亦明矣。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行於人理，顺於天地，祥於鬼神，则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於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
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於主也。今夫图工而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天地之气莫大於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於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於中，而见闻舛驰於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於志，积於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於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所本主，以定清浊，不受於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於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於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
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徵，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
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湣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於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於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於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筑宫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礼，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奋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於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於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实从事於宜，不结於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乾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於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而无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以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於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於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使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絏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今人君之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
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鳝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甯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於妇人；威服诸修。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庶距者举远。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自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类。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於异众也。夫发於鼎俎之间，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絏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内不惭於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
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䓖之与槁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於剑，而利纯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愿忠於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於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
天下莫易於为善，而莫难於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於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蠢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於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於财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於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
叔孙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受罪禄不能累也；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掩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雏，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复，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跖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於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於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於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於书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於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於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
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
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於此。
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於郊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古时候有（君主）戴头盔、穿卷领衣服而统治天下。他们的德行是让百姓生息而不加侮辱，只给予而不掠夺，天下人不非议他们的服饰，共同感怀他们的德政。那时，阴阳调和，风雨应时，万物繁盛。鸟雀的巢可以俯身探看，禽兽可以驯服跟随。哪里一定需要宽衣大带、襟袖弯绕、头戴章甫的装束呢？

古时候百姓住在水泽边和洞穴里，冬天抵不住霜雪雾露，夏天受不了暑热、虫蛰和蚊虻。圣人于是出现，为他们筑土架木，建造宫室，上有栋梁下有屋檐，用来遮蔽风雨、躲避寒暑，百姓才得以安居。伯余最初发明衣服，搓麻捻线，用手编织，做成的像网罗。后世发明了织布机和梭子，使其使用方便，百姓才得以遮蔽身体抵御寒冷。

古时候削尖木耜耕地，磨利蜃壳锄草，用木钩砍柴，抱着陶罐汲水，百姓劳作而收益微薄。后世发明了耒耜、锄头等农具，用斧头砍柴，用桔槔汲水，百姓安逸而收益增多。

古时候大河名谷，冲断道路，无法通行。于是就用掏空的木头和拼接的木板，做成舟船。这样地势的有无得以连接运输。又制作草鞋和木屐以便远行千里，免除肩挑背扛的辛劳，并发明了弯曲木条制造车轮、搭建车厢，用马牛驾车，百姓可以到达远方而不劳累。因为猛禽猛兽伤害人，无法防御，于是熔铸锻打金属制成兵器，猛兽就不能再为害了。

所以百姓遇到困难，就寻求便利；困于祸患，就创造防备工具。人们各自用他们的知识，去除所害，趋向所利。固定的旧例不能遵循，器物工具不能因循守旧，那么先王的法度，也有需要改变的时候了。古代的制度，婚礼不自称主人，舜不告父母而娶妻，这不合礼。立继承人以长子，周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这不合制度。礼规定三十而娶，文王十五岁就生了武王，这不合礼法。夏后氏停柩在东阶之上，殷人停在堂上两柱之间，周人停在西阶之上，这是礼制的不同。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用堲周烧砖砌在棺外，殷人用外椁，周人在棺外设置饰物，这是葬制的不同。夏后氏在暗处祭祀，殷人在明处祭祀，周人在日出时上朝祭祀，这是祭祀的不同。尧作《大章》乐，舜作《九韶》乐，禹作《大夏》乐，汤作《大濩》乐，周作《武象》乐，这是音乐的不同。所以五帝治道不同，但德泽覆盖天下；三王行事各异，但名声流传后世。这都是依据时势变化而制定礼乐。就像乐师旷调节瑟柱，上下推移，没有固定的尺寸刻度，但没有不合音律的。所以通晓礼乐真情的人能创作音乐，心中有根本主旨，因而知晓规矩法度适用于何处。鲁昭公对抚养自己的慈母很敬爱，她死后，为她服练冠丧服，所以有“慈母之服”的规定。阳侯杀害蓼侯并抢走他的夫人，所以诸侯大飨时就废除了夫人参加的礼仪。先王的制度，不合适的就废除。后世的事情，好的就记载下来，所以礼乐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

所以圣人制定礼乐，却不被礼乐所束缚。治理国家有常规，但以利民为根本；政令教化有法则，但以政令通行为上。如果有利于百姓，不必效法古代；如果符合事情，不必遵循旧规。夏、商衰败，是因为不变法而灭亡；三代兴起，是因为不沿袭旧制而称王。所以圣人法度随时代变化，礼制随风俗转化。衣服器械，各使其方便使用；法令制度，各使其适宜。所以改变古制不可非议，而遵循旧俗也不值得称赞。百川源头不同，但都归于大海；百家行业不同，但都致力于治理。王道缺失而《诗经》创作，周室衰落，礼义败坏而《春秋》创作。《诗》、《春秋》，是学问中的佳作，但都是衰世的产物，儒生遵循它们来教导世人，哪比得上三代的盛世呢！把《诗》、《春秋》当作古代之道而尊崇它们，又有尚未创作《诗》、《春秋》的上古时代。与其称述缺失的王道，不如称述完整的王道。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到他们的言论；听到他们的言论，不如懂得他们为何这样说；懂得他们为何这样说，那是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

所以“道”如果能说出来，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周公侍奉文王，行动不擅自决断，做事不凭借己意，身体好像承受不了衣服的重量，说话好像说不出口，恭敬地侍奉文王，谨慎小心，好像能力不足，唯恐有失，可以说是能尽孝道了。武王驾崩，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的功业，登上天子之位，处理天下政务，平定夷狄的叛乱，诛讨管叔、蔡叔的罪行，背靠屏风接受诸侯朝拜，诛罚赏赐、决断政事，无所顾忌询问，威势震动天地，声威慑服四海，可以说是能行武事了。成王成年后，周公交还政权，面朝北称臣侍奉成王，先请示而后行动，先回复而后执行，没有擅权放纵的心思，没有夸耀功绩的神色，可以说是能恪守臣道了。所以一个人身上有三种变化，是为了适应时势。何况国君多次更替时代，国家多次更换君主，人们凭借其地位来实现好恶，凭借其威势来满足嗜欲，却想用一套固定的礼制、一成不变的法令，来应对变化的时代，这样不能符合权变之理是很明显的了。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叫做“道”，所从事的叫做“事”。道好比钟磬，一种调式永不更改；事好比琴瑟，每根弦都可改调。所以法制礼义，是治理人的工具，而不是治理本身。因此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考量人的才能，并时常省察其功用，即使每天变化也是可以的。天下哪有固定不变的法制呢！只要合乎世间事务，符合人情，顺应天地，对鬼神吉利，就可以正确治理了。古时候人心淳厚，工匠技艺粗放，商人朴实，女子稳重，所以政令教化容易感化，风俗容易转移。如今世道德行衰败，民俗更加浇薄，想用淳朴稳重的法则，来治理已经败坏的百姓，这就像没有嚼子、缰鞭和鞭梢来驾驭烈马一样。从前，神农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百姓服从，唐尧、虞舜有法令制度而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违背诺言，殷人立誓，周人结盟。到了当今之世，忍受耻辱而轻视羞辱，贪图所得而缺少羞耻，想用神农时代的办法来治理，那必定会混乱。伯成子高辞去诸侯之位去耕田，天下人推崇他。如今时代的人，辞官隐居，在乡邑中地位低下，怎么能与古人相同呢！古代的兵器，不过是弓箭刀剑罢了，槽矛没有击刺功能，长戟没有刺杀功能；后世的兵器，用高大的冲车进攻，用护城的设施防守，用连弩射击，用战车格斗。古代征伐他国，不杀小孩，不擒获老人。这在古代是正义的，在如今会成为笑柄。古代认为荣耀的，现在认为是耻辱；古代用来治理的，现在用来导致混乱。神农、伏羲不施行赏罚而百姓不为非作歹，然而执政者不能废除法制来治理百姓；舜手持干戚舞蹈而使有苗臣服，然而征伐者不能放下兵器来制服强暴。由此看来，法制是用来衡量民俗、调节缓急的；器械是根据时势变化而制造适宜的工具。

圣人制定法律，万物都受其制约；贤人创立礼仪，不肖者受其约束。受法律制约的人，不能与他高飞远举；拘泥礼仪的人，不能让他应对变化。耳朵分不清清浊声音的人，不能让他调音；心里不懂治乱根源的人，不能让他制定法律。一定要有独特的听闻、独到的见解，然后才能把握道而行事。殷朝变革夏制，周朝变革殷制，春秋变革周制，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该效法哪个古代呢！长辈制定而弟子遵循。懂得法制产生的根源，就能随时势变化；不懂法制产生的根源，即使遵循古法，最终也会混乱。如今法律典籍随时势变化，礼仪风俗随民俗转化，治学的人却遵循先辈、因袭旧业，依据典籍、坚守旧有教条，认为非这样不能治理，这就像拿着方形的榫头去套圆形的孔洞一样。想要得到适宜、稳固，那就难了！

如今儒、墨两家称颂三代、文王武王却不实行，这是说他们所称颂的而自己不行；非议当今之世却不改变，这是实行他们所非议的。称颂他们认为正确的，实行他们认为错误的，所以整天费尽心思却无益于治理，劳神费力却对君主没有补益。如今那些画工喜好画鬼魅，却憎恨画狗马，为什么呢？因为鬼魅不是世间常有，而狗马每天都看得见。要挽救危亡、治理混乱，没有智慧是不行的；但如果推崇古代，即使是愚人也绰绰有余。所以不实用的法度，圣王不行；没有验证的言论，圣王不听。天地之气没有比“和”更重要的了，“和”就是阴阳调和，日夜分明，因而化生万物。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生长与成熟，必定得到“和”的精华。所以圣人的道，宽厚而威严，严肃而温和，柔和而正直，刚猛而仁慈。太刚硬会折断，太柔软会卷曲，圣人恰在刚柔之间，才得到道的根本。阴气积聚则下沉，阳气积聚则上扬，阴阳交接，才能形成和谐。绳子作为测量工具，可以卷曲也可以伸展，拉直后可以看直，所以圣人用身体来体验它。既不横陈，也不短得穷尽；既挺直，也不刚硬；长久而不被遗忘的，大概只有绳子吧？所以恩惠推行过度就会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严；严厉推行过度就会凶猛，凶猛就不和谐；慈爱推行过度就会放纵，放纵就不能令行禁止；刑罚推行过度就会暴虐，暴虐就无人亲近。从前，齐简公放弃国家权柄，专任大臣，将相揽权势、结私党，公道不行，所以让陈成子田常、鸱夷子皮得以造成祸难。使吕氏断绝祭祀而陈氏拥有齐国，这是由柔弱懦弱造成的。郑子阳刚毅好罚，对于惩罚，抓住就不赦免。门客有折断弓的，害怕获罪被杀，就借狂狗惊扰的机会，杀死了子阳，这是由刚猛暴虐造成的。

如今不懂道的人，看到柔弱者被侵犯，就自以为刚毅；看到刚毅者灭亡，就自以为柔弱。这是心中没有主见，而被外在见闻搅乱，所以终身没有确定的方向。就像不懂音乐的人唱歌，声音低沉则郁结不畅，声音高亢则嘶哑不能成声。等到韩娥、秦青、薛谈的歌唱，侯同、曼声的歌咏，愤激于心志，积蓄于内，满溢而发音，没有不合音律而合乎人心的。为什么呢？心中有根本主旨，以此决定声音的清浊，不受外界影响，自成典范。如今盲人走在路上，人说向左他就向左，说向右他就向右，遇到君子就走平坦路，遇到小人就跌入沟壑。为什么呢？眼睛不能接触外界事物。所以魏国同时任用楼翟、吴起，却丢失了西河；湣王专任淖齿，却死在东庙，是因为没有方法驾驭他们；文王同时任用吕望、召公奭而称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称霸，是因为有方法驾驭他们。

用弦歌鼓舞作为音乐，用盘旋揖让来修习礼仪，用厚葬久丧来送别死者，这是孔子创立的，而墨子非议它。兼爱、尚贤、右鬼、非命，这是墨子创立的，而杨子非议它。保全天性、守护真性，不让外物拖累形体，这是杨子创立的，而孟子非议它。取舍人人不同，各有明晓于心。所以是非有其位置，得到它的位置就没有什么是错误的；失去它的位置就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等地的百姓，是非各不相同，习俗相反，但君臣上下、夫妇父子，各有其相互作用的方式。此处的正确，不是彼处的正确；此处的错误，不是彼处的错误。就像斤斧椎凿各有各的用途。禹的时候，用五音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用来接待四方来士，号令说：“用道教导我的击鼓，用义晓谕我的敲钟，报告事情的摇铃，告知忧虑的击磬，有诉讼的摇鞀鼓。”那时候，吃一顿饭要起身十次，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处理事务），以此辛劳天下百姓。这样还不能表达善意效忠的，那是才能不足。秦朝的时候，高筑楼台亭榭，大建苑囿，远修驰道，铸金人，征发戍卒，征收草料赋税，按人头用簸箕收赋税，输送到少府。成年男子，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石；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路上死的人可以用沟来计量。那时候，忠心劝谏的人被称为不祥，谈论仁义的人被称为狂妄。到了高皇帝（汉高祖）存亡继绝，举天下大义，亲自挥袖执锐，为百姓向皇天请命。那时候，天下英雄豪杰，暴露在野泽，前面冒着箭石，后面掉进溪沟，经历百死而求一生，来争夺天下权位，奋发勇武厉行忠诚，来决定一朝命运。那时候，穿着丰衣博带而谈论儒墨的人，被认为是不肖之徒。等到暴乱平定，海内大定，继承文王的事业，建立武王的功勋，登上天子的位子，制定刘氏的礼冠，总括邹鲁的儒墨，通晓先圣的遗教，打着天子的旗帜，乘坐大车，竖起九旒大旗，撞响大钟，敲起鸣鼓，演奏《咸池》乐，挥舞干戚。那时候，有主张武功的人被怀疑，一文一武交替成为主导，是因时势而运用。

如今主张武的人，就非议文；主张文的人，就非议武。文武互相非议，却不懂得时势的运用。这就像看到屋角的一根手指，却不知道四面八方的广大。所以向东面望，看不见西墙；向南面看，看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人，才无所不通。国家存在的原因，在于有道德；家庭衰亡的原因，在于事理闭塞。尧没有方圆百里的城郭，舜没有立锥之地，却拥有天下；禹没有十人的民众，汤没有七里的分封，却称王诸侯。文王处于岐周之间，土地方圆不过百里，却立为天子，是因为有王道。夏桀、殷纣强盛时，人迹所至，舟车所通，没有不成为郡县的，然而身死人手，被天下人耻笑，是因为有亡国的征兆。所以圣人通过观察变化来预知征兆，德行的盛衰，风俗最先显现。所以得到王道的，虽然弱小必能强大；有亡国征兆的，虽然强盛必会失败。夏朝将亡时，太史令终古先投奔商，三年后夏桀才灭亡。殷朝将败时，太史令向艺先归附周文王，一年后商纣才灭亡。所以圣人观察存亡的踪迹，成败的端倪，不必等到鸣条之战、甲子之日。

如今说强大的会胜利，就盘算土地计算人口；说富有的能获利，就称量粮食称量金银。这样，千乘之君没有不能称霸称王的，而万乘之国没有不破败灭亡的了。存亡的踪迹，像这样容易知晓，就是愚夫蠢妇，也能议论它。赵襄子凭借晋阳城称霸，智伯拥有三晋之地却被擒；湣王凭借强大的齐国灭亡，田单凭借即墨立功。所以国家的灭亡，即使强大也不足以依靠；王道的推行，即使弱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存亡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大小；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大小。《诗经》说：“（上天）回头西看，就在这里居住。”说的是离开殷商而迁居周地。所以混乱国家的君主，致力于扩张土地而不致力于仁义，致力于提高地位而不致力于道德。这是放弃他赖以存在的东西，而制造导致他灭亡的东西。所以夏桀被囚禁在焦门，却不能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后悔没有在夏台杀掉商汤；商纣住在宣室，却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后悔没有在羑里杀掉周文王。这两个君主处在强大的权势地位上，如果修习仁义之道，商汤、武王救自己的罪还来不及，怎敢有什么图谋呢！如果上乱日月星辰之明，下失万民之心，即使没有商汤、武王，谁不能夺取天下呢！如今不审视自身的过失，反而防备他人，天下不止一个商汤、武王，杀掉一个，必定有接替的人。况且商汤、武王之所以处于弱小却能称王，是因为他们有道；夏桀、商纣之所以处于强大却被夺取，是因为他们无道。如今不行使别人称王的方法，反而增加自己被夺取的东西，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周武王打败殷商后，想在五行山建宫殿，周公说：“不行。五行山是坚固险要的地方。假如我的德行能覆盖天下，那么天下向我缴纳贡赋的路途就会迂回；假如我有暴虐的行为，那么天下讨伐我就困难了。”这是周朝能传三十六世而不被夺取的原因。周公可以说是能保持满盈状态的了。从前，《周书》上有这样的话：“在上位的人说的话，在下位的人采用；在下位的人说的话，在上位的人采用。在上位的人说的话是常规；在下位的人说的话是权变。”这是存亡的方法，只有圣人能懂得权变。说话一定守信，约期一定兑现，这是天下人推崇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羊，儿子举报他；尾生和女子约定，女子没来，洪水来了他也不离开，最终淹死。正直到举报父亲，守信到淹死，即使有正直守信，谁能看重他们呢？军队假传命令，是重大的过错。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经过周地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正要向西贩牛，在周、郑之间遇到秦军，就假传郑伯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以宾客之礼对待秦军而使他们撤退，从而保全了郑国。所以事情发展到极致，守信反而成为过错，欺诈反而成为功劳。什么叫失去礼节而有大功？从前楚恭王在阴陵作战，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一起劫持了他。恭王害怕而失态，黄衰微抬脚踢他的身体，恭王才惊醒。恭王对他失态发怒，抖擞精神站起来，四个大夫用车载着他离开。从前苍吾绕娶妻，妻子很漂亮，他让给了兄长，这是所谓的忠诚爱护却行不通。所以圣人判断事情的曲直，根据情况屈伸俯仰，没有固定的模式，随时屈随时伸。柔弱得像蒲苇，并非屈服；刚强勇猛，志向高远，并非本来矜夸，而是借以乘时应变。君臣交往时，屈膝跪拜，互相尊敬礼让；到了危难紧迫时，就踢他的身体，天下人也不会非议。所以忠心所在，礼节不足以非难它。孝子侍奉父母，和颜悦色、卑身下气，捧衣提鞋，到了父母溺水时，就抓住头发来拯救；这不是敢骄横侮辱，而是为了救他们的死。所以溺水时可以抓父亲的头发，祝福时可以直呼君主的名字，形势迫使不得不这样。这就是“权”的设立。所以孔子说：“可以和他一起学习，但未必能一起达到道；可以和他一起达到道，但未必能一起坚守道；可以一起坚守道，未必能和他一起通权达变。”权变，是圣人独有的见解。所以先违逆而后相合的，叫做懂得权变；先相合而后相违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懂权变，好事会变成坏事。所以礼是实质的浮华和虚伪的文饰，在仓促穷迫之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圣人用礼仪与世人交往，却用实质来处理适宜之事，不局限于一条路径，不凝滞而不变通。因此失败的事情少而成功的事情多，号令行于天下，而没有人能够非议。

猩猩知道过去而不知道未来，喜鹊知道未来而不知道过去，这是寿命长短的分别。从前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天文术数的人。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被车裂而死。苏秦，是个平民百姓，穿着草鞋打着伞，周旋于万乘之君，使诸侯服从，然而不能免除车裂的灾祸。徐偃王穿着慈惠的衣服，躬行仁义，陆地来朝拜的有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灭，子孙断绝。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他报仇雪耻，俘获夫差，开地数千里，然而最终伏剑自杀。这些都是通晓治乱关键，却不懂得保全自身的人。所以苌弘懂得天道却不懂人事，苏秦懂得权谋却不懂祸福，徐偃王懂得仁义却不懂时势，大夫文种懂得忠诚却不懂谋略。圣人则不是这样，审视世道而处理事务，权衡事情而进行谋划，所以展开可以覆盖天下而不狭小，纳入寻常之内也不堵塞。假使天下荒乱，礼义断绝，纲纪废弃，强弱相侵，武力征伐，臣主无别，贵贱无序，铠甲长满虮虱，燕雀住在帐幕里，战争不停，这时才开始穿上整齐的衣服，恭行节俭之礼，那就必定会灭亡压抑而不能复兴了。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恭敬和睦，上下相亲，这时才开始意气骄矜，奋发勇力，那就必定免不了刑罚制裁了。所以圣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着时势而动静，凭借条件而建立功业，事物运动知道它的反转，事情萌芽觉察它的变化，变化了就给它描绘形象，运行了就给它做出反应，所以终身没有困窘。

所以事情有可以实行而不能说的，有可以说而不能实行的，有容易做而难成功的，有难成功而容易失败的。所谓可行而不可说的，是个人的取舍选择；可说而不可行的，是虚伪欺诈；易为而难成的，是具体事务；难成而易败的，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自洞见而留意的。屈一寸而伸一尺，圣人这样做；小处受屈而大处正直，君子实行。周公有杀弟的牵累，齐桓公有争国的名声；然而周公用道义弥补缺憾，桓公用功业消除丑闻，所以都是贤人。如今因为人的小过失，掩盖他的大美德，那么天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睛有毛病，不妨碍看东西，不可灼伤它；喉咙有疾病，不妨碍呼吸，不可凿开它。河上的土丘坟冢，数不清，但还算平坦；水波激荡，高下相临，相差哪怕只有一两尺，还算平静。从前，曹沫做鲁国将军，三次作战不胜，丧失土地千里。假使曹沫不顾后果，脚不回转，就在阵前自刎，那么终身都是败军之将了。然而曹沫不以失败为羞，以死而无功为耻。在柯地结盟时，他手持三尺利剑，逼近齐桓公胸口，三次战败丧失的土地，一朝全部收回，勇名闻于天下，功业建立在鲁国。管仲辅佐公子纠不能成功，不能说智慧；逃亡奔走，不为君难尽力，不能说勇敢；被囚受辱，不避讳耻辱，不能说贞节。有这三种行为，平民不和他做朋友，君主不以他为臣子。然而管仲免于囚禁，执掌齐国政权，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假使管仲拼死捐躯，不顾将来图谋，哪里会有这样的霸业功勋呢！如今君主评论他的臣子，不计算他的大功，只概括他的次要品行，而苛求他的小优点，这是失去贤才的方法。

所以人有大德，不必问他的小节；有大的声誉，不必挑剔他的小过。牛蹄印里的小水坑，不能养鳝鱼大鱼；蜂房容不下天鹅蛋；小的形体不足以包含大的内容。人之常情，没有没有短处的。如果他的大节是对的，即使有些小过失，不足以成为牵累；如果他的大节是错的，即使有乡里的善行，也不足以称道。颜喙聚，是梁父的大盗；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是晋国的大经纪人；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孟卯娶了他的嫂子，生了五个孩子；然而他辅佐魏国，安定危局，解除祸患。景阳酗酒，披头散发在女人堆里混；却威服其他诸侯。这四个人，都有短处，然而功名不灭，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可取。季襄、陈仲子，坚守节操，不入污浊君主的朝廷，不吃乱世的食物，最终饿死。为什么不能挽救危亡、延续绝祀呢？因为小节伸张而大节受屈。所以谨小慎微的人没有成功，非议品行的人不被众人容纳，身体大的人节操疏阔，足力强健的人能走远路。从古至今，五帝三王，没有能完全无缺的。所以《易经》说：“小有过失亨通，利于守正。”是说人没有没有过错的，但不希望有过大的过错。尧、舜、汤、武，是当代君主的巅峰；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的豪杰。然而尧有不慈的名声，舜有轻慢父亲的非议，汤武有放逐弑君的事情，五霸有暴乱的图谋。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一个人，方正而不刻板切割，廉直而不尖刻，博学而不非议，文武兼备而不责备。要求别人就发挥他的能力，修养自己就用道德。要求别人用能力，容易实现；修养自己用道德，难以做到。难以做到则品行高尚，容易实现则所求淡薄。夏后氏的美玉不能没有瑕疵，明月之珠不能没有斑点。然而天下人珍宝它，为什么呢？它的小缺点不足以妨碍大美。如今专记别人的短处，而忘记别人的长处，想在天下求得贤才，那就难了。百里奚喂牛，伊尹背鼎，太公操刀屠猪，甯戚在商旅中唱歌，他们身上都有美德存在。众人看到他们地位卑贱，事情污辱，却不知道他们的大节，认为他们不肖。等到他们成为天子三公，立为诸侯贤相，才开始被不同于众人的信任。他们从厨房灶台之间兴起，从屠宰卖酒的店铺中出来，从囚禁中解脱，在牛下巴下兴起，用热水洗濯，用火把祓除不祥，立于朝廷之上，身居三公之位，内对国家不惭愧，对外对诸侯无愧色，符命权势在内相合。

所以没有功劳就知晓其贤能的，是尧对舜的了解；功成事立后才知晓其贤能的，是普通人对舜的了解。因为这个缘故放弃标准而在朝堂、市井、草莽之中寻求，那错失人才一定很多。为什么呢？能效仿他们寻求，却不知道他们用人的标准。事物相类似的，是君主所迷惑的；形貌相似的，是众人所眼花的。所以凶狠的人类似智慧而非智慧，愚昧的人类似仁爱而非仁爱，刚直的人类似勇敢而非勇敢。如果人与人的差别，像玉石和石头，美好和丑恶一样分明，那么评论人就容易了。乱人的东西，像芎䓖和稿本，蛇床和蘼芜，这些都是相似的。所以剑匠被像莫邪的剑迷惑，只有欧冶能辨明它的种类；玉匠被像碧卢的玉迷惑，只有猗顿不失其真；昏暗的君主被奸臣、小人对君子的诬陷迷惑，只有圣人能见微知著。所以蛇抬起头，长短可知；大象露出牙齿，大小可论。薛烛（烛之武）庸俗之人，看到像狐毛一样的剑刃，就能识别利钝；臾儿、易牙，淄水、渑水合流，尝一口水就能知道甘苦。所以圣人评论贤才，看到他的一行就能分辨贤与不肖。孔子辞去廪丘，终究不偷刀钩；许由辞让天子，终究不贪图封侯。所以没有被灼烧过而不敢握火，是因为看到它会烧伤；没有被伤害过而不敢握刀，是因为看到它会伤害人。由此看来，观察到的可以论及未发生的，观察小节可以知道大体。所以评论人的方法：高贵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富裕时看他施舍什么，困窘时看他拒绝什么，贫贱时看他不做什么，贫穷时看他不取什么。观察他处理困难，来知道他的勇敢；用喜乐事来观察他的操守；用钱财货物委托他，来评论他的仁爱；用恐惧惊吓他，来知道他的气节；那么人的情态就完备了。

古代善于赏赐的，花费少而劝勉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刑罚少而奸邪被禁止；善于给予的，用度简约而成为恩德；善于索取的，收入多而没有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人五人，高赫作为受赏的首位，左右的人说：“晋阳之难，赫没有大功，现在作为赏首，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被围时，我的国家危急，群臣无不有骄横轻慢之心，只有赫不失君臣之礼。”所以赏赐一人，而天下想做忠臣的人没有不愿意对君主尽忠的。这是赏赐少而劝善的人多。齐威王在庭中放置大鼎，数落无盐县令说：“你的名声每天传到我耳中，考察你的政绩，田野荒芜，仓库空虚，监狱关满人。你是用奸邪来侍奉我的。”就烹杀了他。齐国因此三十二年路不拾遗。这是刑罚少而奸邪被禁止。秦穆公出游时车坏了，右边的马丢了，被农夫捡到。穆公追到岐山南面，农夫正要杀马吃肉。穆公说：“吃骏马的肉，如果不马上喝酒，会伤身体。我恐怕它伤害你们。”给每个人都喝了酒然后离开。过了一年，与晋惠公在韩原作战，晋军包围穆公的战车，梁由靡抓住了穆公的骖马，要俘获他。三百多个吃过马肉的人，都拼死在车下为穆公战斗，于是打败了晋国，俘虏了惠公而归。这是用度简约而成为恩德。齐桓公将要征伐，兵甲不足，命令犯重罪的出犀牛皮做的铠甲和一支戟，犯轻罪的用黄金赎罪，诉讼失败的交一束箭。百姓都很高兴，于是矫正箭杆为箭，熔铸金属为刃，去征伐不义无道的国家，于是称霸天下。这是收入多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根据百姓所喜欢的来劝勉善行，根据百姓所厌恶的来禁止奸邪。所以赏赐一人而天下赞誉，惩罚一人而天下畏惧。所以最好的赏赐不耗费，最好的刑罚不滥用。孔子诛杀少正卯而鲁国的邪气被堵塞；子产诛杀邓析而郑国的奸邪被禁止。用近事喻远事，以小知大。所以圣人掌握简约之道而治理广大之事，说的就是这个。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也没有比做不善事更难的了。所谓做善事，是清静无为；所谓做不善事，是急躁多欲。满足性情，辞去多余，不被诱惑，遵循本性，保存真我，不改变自己，所以说做善事容易。翻越城郭，逾越险关，伪造符节，盗取锁钥，篡权弑君，诬陷欺诈，这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做不善事难。如今人们之所以犯下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祸，是因为嗜欲无厌，不遵循法度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官府法令说：“挖墓的诛杀，偷窃的处刑。”这是执政者掌管的。法令是网罗奸邪，追踪他们的踪迹。即使是愚夫蠢妇，都知道做奸邪之事不能逃脱，触犯禁令不能免除。然而不成器的人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蒙受死罪，遭受刑戮的羞辱。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一类的执法者接踵于门，而被处死在闹市的人血流满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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