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孤愤
战国·韩非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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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智術之士,
必遠見而明察,
不明察不能燭私;
能法之士,
必強毅而勁直,
不勁直不能矯姦。
人臣循令而從事,
案法而治官,
非謂重人也。
重人也者,
無令而擅為,
虧法以利私,
耗國以便家,
力能得其君,
此所為重人也。
智術之士,
明察聽用,
且燭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
勁直聽用,
且矯重人之姦行。
故智術能法之士用,
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
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不可兩存之仇也。
當塗之人擅事要,
則外內為之用矣。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
故敵國為之訟。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
故群臣為之用。
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
故左右為之匿。
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
故學士為之談也。
此四助者,
邪臣之所以自飾也。
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
故人主愈弊,
而大臣愈重。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
希不信愛也,
又且習故。
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
固其所自進也。
官爵貴重,
朋黨又眾,
而一國為之訟。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
非有所信愛之親,
習故之澤也;
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
是與人主相反也。
處勢卑賤,
無黨孤特。
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其數不勝也;
以新旅與習故爭,
其數不勝也;
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其數不勝也;
以輕賤與貴重爭,
其數不勝也;
以一口與一國爭,
其數不勝也。
法術之士,
操五不勝之勢,
以歲數而又不得見;
當塗之人,
乘五勝之資,
而旦暮獨說於前;
故法術之士,
奚道得進,
而人主奚時得悟乎?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
法術之士焉得不危?
其可以罪過誣者,
以公法而誅之;
其不可被以罪過者,
以私劍而窮之。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不僇於吏誅,
必死於私劍矣。
朋黨比周以弊主,
言曲以便私者,
必信於重人矣。
故其可以功伐借者,
以官爵貴之;
其不可借以美名者,
以外權重之。
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
不顯於官爵,
必重於外權矣。
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
不待見功而爵祿,
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
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
故主上愈卑,
私門益尊。
夫越雖國富兵彊,
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
曰:「非吾所得制也。」
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
然而人主壅蔽,
大臣專權,
是國為越也。
智不類越,
而不智不類其國,
不察其類者也。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
非地與城亡也,
呂氏弗制,
而田氏用之。
所以謂晉亡者,
亦非地與城亡也,
姬氏不制,
而六卿專之也。
今大臣執柄獨斷,
而上弗知收,
是人主不明也。
與死人同病者,
不可生也;
與亡國同事者,
不可存也。
今襲跡於齊、
晉,
欲國安存,
不可得也。
凡法術之難行也,
不獨萬乘,
千乘亦然。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
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
因與左右論其言,
是與愚人論智也。
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
因與左右論其行,
是與不肖論賢也。
智者決策於愚人,
賢士程行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
人臣之欲得官者,
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
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
恃其精潔,
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
則修智之士,
不事左右,
不聽請謁矣。
人主之左右,
行非伯夷也,
求索不得,
貨賂不至,
則精辯之功息,
而毀誣之言起矣。
治辯之功制於近習,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
則修智之吏廢,
則人主之明塞矣。
不以功伐決智行,
不以參伍審罪過,
而聽左右近習之言,
則無能之士在廷,
而愚污之吏處官矣。
萬乘之患,
大臣太重;
千乘之患,
左右太信;
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且人臣有大罪,
人主有大失,
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
何以明之哉?
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
臣利在無能而得事;
主利在有勞而爵祿,
臣利在無功而富貴;
主利在豪傑使能,
臣利在朋黨用私。
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
主上卑而大臣重。
故主失勢而臣得國,
主更稱蕃臣,
而相室剖符,
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
故當世之重臣,
主變勢而得固寵者,
十無二三。
是其故何也?
人臣之罪大也。
臣有大罪者,
其行欺主也,
其罪當死亡也。
智士者遠見,
而畏於死亡,
必不從重人矣。
賢士者修廉,
而羞與姦臣欺其主,
必不從重人矣。
是當塗者之徒屬,
非愚而不知患者,
必污而不避姦者也。
大臣挾愚污之人,
上與之欺主,
下與之收利侵漁,
朋黨比周,
相與一口,
惑主敗法,
以亂士民,
使國家危削,
主上勞辱,
此大罪也。
臣有大罪而主弗禁,
此大失也。
使其主有大失於上,
臣有大罪於下,
索國之不亡者,
不可得也。
白话译文
有智慧掌握法治策略的人,必定有远见且明察秋毫,不明察就不能洞察隐秘的私情;有才能推行法治的人,必定刚毅而正直,不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臣子遵循法令办事,依据法律治理官职,这不是说那些权重的大臣。所谓权重的大臣,是没有命令就擅自行动,损害法律来谋取私利,损耗国家来便利家族,势力能够控制君主,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重人的原因。有智慧掌握策略的人,明察秋毫并被任用,且能洞察重人的隐秘实情;有才能推行法治的人,正直刚毅并被任用,且能矫正重人的奸邪行为。所以,智术之士和能法之士被任用,那么尊贵权重的大臣就必然在法律准绳之外了。因此,智术之士与当权之人,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当权之人独揽要职,那么内外的人都会为他所用。因此,诸侯不依附他,事情就办不成,所以敌国也会为他歌功颂德。百官不依附他,事业就不能进步,所以群臣都会为他效力。侍从官不依附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君主身边的人会为他隐瞒。学者不依附他,俸禄就微薄、礼遇就卑下,所以学者会为他游说吹捧。这四种帮助的人,正是奸臣用来粉饰自己的工具。重人不能忠诚于君主而推荐他的仇敌,君主不能越过这四种帮助的人去明察他的臣子,所以君主更加受蒙蔽,而大臣更加权重。凡是当权的人对于君主,很少不被信任宠爱,而且又是君主亲近熟悉的人。至于迎合君主的心意,与君主的好恶一致,这本就是他们晋升的途径。官爵高贵权重,朋党又众多,全国都为他歌功颂德。那么,法术之士想要向君主进言,既没有被信任宠爱的亲密关系,也没有亲近熟悉的恩泽;还要用法治策略的言论来矫正君主偏袒的心意,这与君主的心意是相反的。他们地位低贱,没有朋党,孤立无援。用疏远的人与亲近、受信任的人争夺,那取胜的几率很小;用新来的人与旧识老臣争夺,那取胜的几率很小;用违背君主心意的人与迎合君主好恶的人争夺,那取胜的几率很小;用轻贱的人与尊贵权重的人争夺,那取胜的几率很小;用一个人与全国的人争夺,那取胜的几率很小。法术之士,操持这五种不能取胜的形势,而且常年不能见到君主;当权之人,凭借五种能取胜的资本,而且早晚在君主面前独自进言。那么,法术之士,有什么途径能够晋升?而君主又什么时候能够醒悟呢?所以,凭借的条件必然不能取胜,形势又势不两存,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呢?他们可以用罪过的名义诬陷,就用法律来诛杀;不能用罪过诬陷的,就用私人的刺客来刺杀。这样,阐明法治策略而违背君主心意的人,不是死在官吏的诛杀下,就一定会死在私人的刺客手中。
结党营私来蒙蔽君主,说话不正直来谋取私利的人,必定会被重人信任。所以,那些可以借功劳来提拔的,就用官爵来尊崇他们;不能借美名来标榜的,就用外来的权势来抬高他们。因此,蒙蔽君主而投靠私门的人,不是在官爵上显赫,就是在外部权势上重要。现在君主不综合比较验证就进行诛杀,不等到看见功劳就授予爵禄,那么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死亡的风险来进献他们的主张?奸邪之臣怎么能乘着利益而不退出自身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来越卑微,私门的地位越来越尊贵。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对自己没有好处,说:“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现在拥有国家的人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但是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这就等于国家变成了越国。智慧上知道不像越国,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也不像原来的样子了,这是不明察类比的例子。君主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不是因为土地和城池丢失了,而是吕氏不能控制,而田氏用它。之所以说晋国灭亡,也不是因为土地和城池丢失了,而是姬氏不能控制,而六卿专擅了它。现在大臣执掌权柄独断专行,而君主不知道收回权力,这是君主不明智。与死人有同样病症的人,不可能生存;与亡国同样行事的人,不可能保全。现在承袭齐国、晋国的覆辙,想要国家安宁保存,是不可能的。
凡是法治策略难以实行,不只在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也是如此。君主身边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君主对某人有智慧而听取他的意见,又和身边的人议论他的言论,这是和愚人议论智者。君主身边的人不一定贤能,君主对某人贤能而礼遇他,又和身边的人议论他的品行,这是和不肖之人议论贤人。智者的决策由愚人评判,贤士的品行由不肖之人衡量,那么贤能智慧的人士会感到羞耻,而君主的评判就会谬误。臣子中想要得到官位的人,那些修身之士会用清廉来约束自己,那些智慧之士会用治辩来推进事业。那些修身之士不能用财货贿赂来侍奉人,依靠自己的清廉,更不能枉法来治理,那么修身智慧的士人,就不会侍奉君主身边的人,不听从私下请托。君主身边的人,品行不像伯夷那样清廉,求取不到贿赂,财货不到手,那么清廉智慧的功业就会停息,而毁谤诬陷的言论就会兴起。治辩的功业被近臣控制,清廉的品行由毁誉决定,那么修身智慧的官吏就会被废弃,而君主的明智就会被堵塞。不根据功劳来判断智慧品行,不根据比较验证来审查罪过,而听信身边近臣的话,那么无能的人在朝廷,而愚昧污浊的官吏就居官任职了。
万乘之国的祸患,是大臣太权重;千乘之国的祸患,是左右近臣太受信任;这是君主共同的忧患。而且臣子有大罪,君主有大失,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不同的。怎么知道呢?说: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臣子的利益在于无能的人得到职务;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的人获得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无功的人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施展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朋党任用私情。因此,国家的土地被削损而私家富裕,君主的地位卑微而大臣权重。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臣子得到国家,君主改称藩臣,而相国剖符分封,这就是臣子用来欺诈君主谋取私利的手段。所以,当今的重臣,君主改变权势后还能保持宠信的,十个中没有两三个。这是什么缘故呢?臣子的罪过太大了。有大罪的臣子,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君主的,他们的罪行是应当处死的。智慧之士有远见,而畏惧死亡,一定不会跟随重人。贤能之士修身廉洁,而羞于与奸臣一起欺骗君主,一定不会跟随重人。那么,当权之人的徒众,不是愚昧而不知道祸患的人,就是污浊而不避开奸邪的人。大臣挟持愚昧污浊的人,对上与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与他们一起牟取利益侵夺百姓,结党营私,统一口径,迷惑君主败坏法律,扰乱士民,使国家危险削弱,君主辛劳受辱,这是大罪。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禁止,这是大失。如果君主在上有大失,臣子在下有大罪,想要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字词精讲
- 智术(zhì shù):指掌握法治策略的智慧和能力,韩非子强调“法”与“术”结合。
- 能法(néng fǎ):指有才能推行法治,强调执法的刚正。
- 烛私(zhú sī):洞察隐秘的私情。“烛”如烛照,比喻明察。
- 矫奸(jiǎo jiān):矫正奸邪的行为。“矫”意为纠正。
- 重人(zhòng rén):指权重的大臣,专权擅政的人物。
- 当涂(dāng tú):当权、掌权。“涂”通“途”,指仕途要道。
- 擅为(shàn wéi):擅自行动,独断专行。
- 亏法(kuī fǎ):损害法律。“亏”意为减损、破坏。
- 耗国以便家(hào guó yǐ biàn jiā):损耗国家来便利家族。指大臣以公肥私。
- 朋党(péng dǎng):指为私利而结成的集团,贬义。
- 参伍(cān wǔ):比较验证、综合考察。出自《韩非子》中“参伍之术”。
- 比周(bǐ zhōu):结党营私。“比”指勾结,“周”指团结,合指拉帮结派。
- 不肖(bú xiào):不贤、不才的人。
- 伯夷(bó yí):古代贤人,以清廉高洁著称,此处比喻品行端正。
- 精絜(jīng jié):清廉自守。“絜”同“洁”,意为清洁。
- 千乘(qiān shèng):千辆兵车,指中等诸侯国;万乘指大国。
- 蕃臣(fān chén):藩臣,指诸侯或臣属,表示臣服。
- 剖符(pōu fú):古代君主分封诸侯时,剖分符信作为凭证,表示授权。
- 谲主(jué zhǔ):欺诈君主。“谲”意为诡诈。
- 齐亡、晋亡:指历史上齐国被田氏篡权、晋国被六卿瓜分的典故,韩非子以此警示君权旁落。
- 六卿专之:指晋国的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韩、赵、魏)专权,最终瓜分晋国。
- 万乘(wàn shèng):万辆兵车,指大国。
义理赏析
这段文字深刻揭示了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核心矛盾:法治与人治的冲突。韩非子指出,法术之士(主张法治的士人)与当权重臣(依赖个人关系专权的大臣)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法术之士依靠明察和刚直来维护法律公正,但往往因君主亲近旧臣、朋党排挤而难以施展,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而重臣则通过结党营私、蒙蔽君主来巩固权力,导致国家衰弱。
从义理上看,韩非子强调君主必须“烛察”奸私,亲自掌握权势,避免被近臣操纵。他警示君主,若不能综合验证、信任法术之士,反而依赖愚昧不肖的身边人,就会造成“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的局面,使国家陷入危机。历史典故如齐、晋之亡,都说明了君主失势、大臣专权的后果。
现实启示在于,任何组织或国家都需要建立公正的制度和法治精神,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管理者应当注重实际功劳和能力,而非个人关系;同时要警惕“朋党比周”的危害,保持决策的透明和独立。韩非子的思想提醒我们,只有强化法治、抑制私利,才能确保稳定和长远发展。这种对权力制衡和制度建设的思考,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