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名篇选)·货殖列传
西汉·司马迁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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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為務,輓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輓能之榮使。
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瑁、珠璣、齒革;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澙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
故歲在金,穰;
水,毀;
木,饑;
火,旱。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
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
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居。
與時逐而不責於人。
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
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
繭出取帛絮,予之食。
太陰在卯,穰;
明歲衰惡。
至午,旱;
明歲美。
至酉,穰;
明歲衰惡。
至子,大旱;
明歲美,有水。
至卯,積著率歲倍。
欲長錢,取下穀;
長石斗,取上種。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
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
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
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
及秦文、(孝)[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
(武)[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南則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饒炧、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
南御滇僰,僰僮。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
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
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
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
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
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
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
故楊、平陽陳掾其閒,得所欲。
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
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
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
南通齊、趙,東北邊胡。
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
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
其中具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
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
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
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昔堯作(游)[於]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
其俗類徐、僮。
朐、繒以北,俗則齊。
浙江南則越。
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
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
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
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
江南卑溼,丈夫早夭。
多竹木。
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
潁川敦願。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
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
宛亦一都會也。
俗雜好事,業多賈。
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
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
齊、趙設智巧,仰機利。
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
歸於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
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
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居之一歲,種之以穀;
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
德者,人物之謂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
命曰「素封」。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
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橘;
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
陳、夏千畝漆;
齊、魯千畝桑麻;
渭川千畝竹;
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
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鐘,薪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炧茜千石,馬蹄蹾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麹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鐘,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
秦破趙,遷卓氏。
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
唯卓氏曰:「此地狹薄。
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
民工於市,易賈。」
乃求遠遷。
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
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
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
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
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
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
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
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
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
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
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馬醫,淺方,張裏擊鐘。
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
非也?
白话译文
老子说:"太平盛世达到极致时,邻国之间可以互相望见,鸡鸣狗吠之声彼此听得见,百姓各自觉得自家的食物甘甜,觉得自家的衣服漂亮,安于本地的习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死也不相互往来。"一定要把这些作为追求的目标,来纠正近世的风气,堵塞百姓的耳目,那几乎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无从知晓。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舜、夏禹以来,人们的耳朵眼睛想要穷尽声色的享受,嘴巴想要吃尽各种牲畜的美味,身体贪图安逸享乐,而内心又夸耀权势才能的荣耀。这种习俗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挨家挨户用精妙的理论去劝说,终究不能感化他们。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应他们的欲望,其次是用利益引导他们,再次是教育规劝他们,又其次是用法度约束他们,最下等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谷物、苎麻、牦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歌舞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产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之内的山中出产,像棋子一样星罗棋布:这是物产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好、民间风俗习惯所用的、赖以生存和送终的物资。所以要依靠农民来耕种获取食物,依靠山泽之人开采物产,依靠工匠来加工制成器物,依靠商人来流通货物。这难道需要政令教化来征发约定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物价低贱时就预示着将要上涨,物价昂贵时就预示着将要下跌,人们各自勤勉于自己的行业,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就像水往低处流,日夜不停,不用召唤自然会来,不用强求百姓自然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大道,而且是自然规律的验证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会缺乏粮食,工匠不生产就会缺乏器物,商人不流通就会使金、玉、贝三宝断绝,山泽之人不开发就会财用匮乏。"财用匮乏则山泽就不能开辟。这四类人,是百姓衣食的根本。来源广大则富足,来源狭小则匮乏。对上可以使国家富裕,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足。贫富的规律,没有人能夺取或赐予,而机智灵巧的人有余,愚笨拙劣的人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那里土地盐碱贫瘠,人口稀少,于是太公鼓励妇女纺织刺绣,极力发展工艺技巧,流通鱼盐贸易,结果各地的人和物产都归向他,像钱串和辐条一样聚集过来。所以齐国制造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遍布天下,东海与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衣袖前往朝拜。后来齐国一度衰落,管仲加以整顿,设立轻重九府来管理财政,齐桓公因此得以称霸,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也拥有三处府邸,地位只是陪臣,却比各国诸侯还要富有。因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时代。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荣辱。"礼节产生于富有,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就喜欢施行仁德;小人富足,就能安分尽其力气。潭水深了,鱼自然会生在里面;山林深了,野兽自然会前往那里;人富裕了,仁义自然会附着于他。富有的人得势就更加显赫,失势则门客无所依附,因而心情不悦。这种情况在夷狄地区更加严重。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市。"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益而来;天下人纷纷扰扰,都是为利益而往。"拥有千辆兵车的国王,享有万户封邑的诸侯,领有百家的封君,尚且还担忧贫穷,何况普通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了范蠡和计然。计然说:"懂得战争就要做好准备,要掌握时用就要了解货物行情。这两者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就可以看明白了。所以岁星在金的位置时,五谷丰登;在水的位置时,会遭毁坏;在木的位置时,会有饥荒;在火的位置时,会有旱灾。旱灾时就要储备舟船,水灾时就要储备车辆,这是事物的常理。六年一次丰收,六年一次旱灾,十二年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二十钱就会损害农民利益,每斗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利益。商人利益受损则财货不流通,农民利益受损则田地得不到开垦。粮价每斗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平抑粮价、稳定物价,关卡集市不匮乏,这是治国之道。积蓄货物的原则,务必使货物完好,不要积压资金。用货物相互交易,容易腐烂变质的食物不要久留,不敢囤积居奇。分析货物的过剩与不足,就能知道价格的贵贱。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转而下跌,物价贱到极点就会转而上涨。当货物贵时,要像抛弃粪土一样卖出;当货物贱时,要像珍惜珠玉一样买进。让钱财货币像流水一样周转流通。"越王采用这些策略治理国家十年,国家富足,用丰厚的赏赐犒劳战士,战士们冲锋陷阵,就像口渴的人得到饮水一样勇猛,于是报复了强大的吴国,兵威震慑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洗刷了会稽的耻辱后,长叹一声说:"计然的计策有七条,越国只用了五条就实现了愿望。既然已经应用于治国,我想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乘着小船漂浮于江湖之上,改名换姓,到了齐国叫鸱夷子皮,到了陶地叫朱公。朱公认为陶地是天下的中心,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是货物交易的枢纽。于是治理产业,囤积货物。善于抓住时机买卖,而不苛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产业的人,能够选择得力的人手并把握时机。十九年之中三次积累到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兄弟。这就是所谓的富有而喜好施行仁德的人。后来他年老体衰,听任子孙经营,子孙们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事业,终于积累了巨万家财。所以天下谈论富豪时,都称道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那里学习之后,回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经商。在孔子的七十多个学生中,子贡是最富有的。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陋巷之中。子贡却乘坐四马并驾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出使各国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没有不以平等的礼节与他相见的。使孔子的名声传扬天下的,是子贡在前后奔走效力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得势而更加显赫吧?
白圭是周地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致力于充分利用地力,而白圭则善于观察时势变化,所以别人抛售时他买进,别人买进时他卖出。丰收年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卖出丝、漆;蚕茧出产时,他买进帛、絮,卖出粮食。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登;第二年会衰败不好。到午位时,会有旱灾;第二年会好些。到酉位时,会丰收;第二年会衰败不好。到子位时,会有大旱;第二年会好些,有雨水。到了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价值大约能翻倍。想要使钱增值,就买进下等的谷物;想要使粮斗量增加,就买进上等的种子。他能忍受简朴的饮食,克制自己的嗜好欲望,节省穿戴,与手下做事的僮仆同甘共苦,捕捉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食一样迅速果断。所以说:"我经营产业,就像伊尹、周公谋划国政,孙子、吴起用兵,商鞅推行法令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当机立断,仁德不足以正确取舍,强毅不足以坚守原则,即使想学习我的方法,我也终究不会告诉他。"所以天下谈论经营产业的人都效法白圭。白圭是经过实践尝试的,能够实践并有所建树,不是随便说说的。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的郭纵靠冶炼铁器成就家业,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从事畜牧,牲畜繁殖众多后,就卖掉它们,求购珍奇的丝织物,暗中献给戎王。戎王用十倍的牲畜偿还给他,他的牲畜多到用山谷来计量马牛。秦始皇帝下令让乌氏倮的地位与封君相当,按时与大臣们一同入朝觐见。而巴地的寡妇清,她的祖先发现丹砂矿,独占其利好几代,家产也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自我防卫,不被侵犯。秦始皇帝认为她是贞洁的妇人而以宾客之礼对待她,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那个乌氏倮不过是边鄙地区的畜牧主,清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天子分庭抗礼,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开放关卡桥梁,解除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可以周游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通畅,他们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朝廷则把豪杰、诸侯和强大的家族迁徙到京师地区。
关中地区从汧水、雍水以东到黄河、华山,沃野千里,从虞舜夏禹时代起就列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到邠地,太王、王季在岐山,文王建造丰邑,武王治理镐京,所以那里的百姓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耕,种植五谷,民风淳朴,害怕作恶。到了秦文公、德公、缪公居住在雍地,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通道而多有商人。献公迁都栎邑,栎邑北面抵御戎翟,东面通往三晋,也有很多大商人。孝公、昭王治理咸阳,后来汉朝在此建都,长安附近的各个陵县,四方人口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汇聚到这里,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所以那里的百姓更加玩弄智巧而从事工商业。南面则是巴蜀。巴蜀也是沃野,地里盛产卮、姜、丹砂、石材、铜、铁、竹木器物。南面抵御滇国、僰国,有僰族僮仆。西面靠近邛都、笮都,有笮地的马、牦牛。然而四面有山阻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只有褒斜道控制着通道的咽喉,用本地多余的产品换取本地缺少的东西。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然而西面有羌中的利益,北面有戎翟的牲畜,畜牧业为天下最富饶。但这些地方地势也艰险,只有京师控制着它的通道。所以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超过十分之三;然而衡量它的财富,却占十分之六。
从前唐尧定都河东,殷商定都河内,东周定都河南。这三河地区位于天下之中,像鼎的三足,是历代帝王更替居住的地方,建立国家各有数百上千年,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都国诸侯聚会的地方,所以那里的风俗是俭省吝啬,熟习世故。杨、平阳等地的人向西与秦、翟做买卖,向北与种、代做买卖。种、代在石邑以北,靠近胡地,经常遭受侵扰。那里的人矜持刚愎,好意气用事,行侠作奸,不从事农耕商业。但因迫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输送的物资时常有赢余。那里的百姓像羯族一样不均一,从晋国全盛时期起就已经担忧他们的剽悍,而赵武灵王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其民俗仍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平阳等地的人在其间经营谋利,都能如愿。温、轵等地的人向西与上党做买卖,向北与赵、中山做买卖。中山地薄人多,还有沙丘殷纣王荒淫之地遗留下来的百姓,民风急躁,靠投机取利为生。男子相聚游戏,慷慨悲歌,起事时就结伙抢劫杀人,没事时就挖坟盗墓,制作伪巧器物和冶铸私钱,多有美好的器物,充当倡优。女子则弹奏鼓瑟,踮着脚跳舞,到处游走献媚于富贵人家,进入后宫,遍及各诸侯国。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会。北面通往燕、涿,南面有郑、卫。郑、卫的风俗与赵国相似,但靠近梁、鲁,稍显庄重而注重气节。濮上地区的居民迁到野王,野王人好意气、行侠义,这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也是勃海、碣石之间的一个都会。南面与齐、赵相通,东北面靠近胡人。上谷到辽东,地方偏远,人口稀少,经常遭受侵扰,风俗大致与赵、代相似,但百姓雕悍少思虑,有鱼、盐、枣、栗的丰饶物产。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控制着秽貉、朝鲜、真番的利益。
洛阳向东与齐、鲁做买卖,向南与梁、楚做买卖。所以泰山的南面是鲁国,北面是齐国。
齐地依山傍海,沃野千里,适宜种植桑麻,百姓多有彩色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会。那里风俗从容豁达,而且足智多谋,喜好议论,民风淳朴,不易动摇,害怕群斗,却勇于持刀行刺,所以多有劫掠之事,这是大国的风范。那里居住着士、农、商、工、贾五方之民。
而邹、鲁位于洙水、泗水之滨,仍有周公的遗风,风俗喜好儒学,礼仪完备,所以那里的百姓小心拘谨。颇有桑麻之业,但没有山林湖泽的富饶。地少人多,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到了衰败时期,喜好经商逐利,比周地人还厉害。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泽,这是梁国、宋国地区。定陶、睢阳也是一个都会。从前尧在成阳兴起,舜在雷泽打鱼,商汤在亳地居住。那里仍有先王的遗风,敦厚多君子,喜好农耕,即使没有山川的富饶,也能节衣缩食,储备积蓄。
越、楚之地则有三种风俗。从淮河以北的沛郡、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那里的风俗剽悍轻浮,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积蓄。江陵是旧时楚国的郢都,西面通往巫郡、巴郡,东面有云梦泽的富饶。陈郡位于楚、夏交界之处,流通鱼盐货物,那里的百姓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则民风清廉刻苦,注重承诺。
彭城以东,东海郡、吴郡、广陵郡,这是东楚。那里的风俗与徐、僮相似。朐、缯以北,风俗则像齐国。浙江以南则是越国。吴地自从阖庐、春申君、吴王刘濞三人招徕天下喜欢游历的子弟,东面有海盐的丰饶,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利益,也是江东的一个都会。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是南楚,那里的风俗大体像西楚。楚国的都城后来迁到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会。而合肥地处南北水运交汇处,是皮革、鲍鱼、木材转运的枢纽。与闽中、干越风俗混杂,所以南楚人好辩辞,巧言少信。江南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多早夭。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锡、铅,然而产量稀少,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到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而杨越人占多数。番禺也是一个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集散地。
颍川、南阳,是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朝人崇尚忠厚朴实,仍有先王的遗风。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把不服管教的人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面通往武关、郧关,东南面接纳汉水、长江、淮河的物资。宛城也是一个都会。风俗混杂好事,从事商业的很多。那里的人行侠仗义,与颍川交往密切,所以至今仍被称为"夏人"。
天下各地物产有多有少,民间风俗也不同,太行山以东吃海盐,太行山以西吃池盐,岭南、沙北本来也往往产盐,大体如此罢了。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有的地方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需买卖就能自给,地势饶利于食物,没有饥荒的忧虑,因此得过且过,没有积蓄而多贫穷。所以江淮以南,没有挨冻受饿的人,也没有千金之家。沂水、泗水以北,适宜种植五谷、桑麻和饲养六畜,地少人多,经常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储藏积蓄,所以秦、夏、梁、鲁等地重视农业和人口。三河、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商贾贸易。齐、赵之地的人运用智巧,靠投机取利。燕、代之地的百姓种田畜牧并从事蚕桑。
由此看来,贤能在朝廷上深谋远虑,在朝廷上议论政事,坚守信义、宁死守节、隐居深山岩穴之士追求高名,最终归宿在哪里呢?归宿在于富贵。所以清廉的官吏能做得长久,久了就更加富有;不贪利的商人也能致富。富有,是人的本性,是不用学习就都想要的。所以壮士在军中,攻城时抢先登攀,冲锋陷阵击退敌人,斩将夺旗,冒着箭矢礌石,赴汤蹈火不避危险,是为重赏所驱使。那些在闾巷中的少年,抢劫杀人,挖坟盗墓,铸造假币,行侠兼并,为朋友报仇,追捕逃犯,不避法禁,为利益奔走如骛,其实都是为了财用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容貌,弹奏鸣琴,挥动长袖,穿着尖头舞鞋,用眼神挑逗、用情意招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老少,是奔着富贵去的。游手好闲的公子,装饰冠帽佩剑,车马相连,也是为了显示富贵。打猎捕鱼的人,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驰于深坑山谷,不顾猛兽的伤害,是为了获得美味。赌博赛马,斗鸡走狗,面红耳赤地自我夸耀,一定要争胜,是看重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费力,是为了丰厚的报酬。官吏文士舞文弄法,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杀头的危险,是陷没在贿赂之中。农工商贾畜牧业主,本来就是追求富有、增加货物。这些人都是绞尽脑汁、竭尽全力,终究不会留有余力而把财富让给别人。
谚语说:"百里之外不贩运柴薪,千里之外不贩运粮食。"在一个地方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百年,就要以德行招徕人心。德,就是指人物归附。如今没有官秩俸禄的供奉,也没有封爵食邑的收入,却生活快乐能与封君相比的人,被称为"素封"。封君靠租税生活,每年每户大约二百钱。千户的封君就有二十万钱,朝觐聘享的费用都从中支出。普通百姓中的农工商贾,每年大约也有万钱可得二千钱利息,百万之家就有二十万钱利息,而更徭租赋都从中支出。他们衣食的欲望,可以尽情享受美好。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中养猪二百五十口,水边有年产千石鱼的鱼塘,山中有千棵成材大树。安邑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棵栗树;蜀、汉、江陵有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以及人口万户的大城市,城郊有亩产一钟(六斛四斗)的良田千亩,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这些人的收入都与千户侯相等。但这些是富裕的资本,不用去市场察看,不用到外地奔走,坐在家里就有收获,自身有处士的名义而收入丰厚。至于家中贫穷、父母年老、妻子儿女体弱、逢年过节没有钱财祭祀聚餐、饮食衣服不足以自给,如果这样还不感到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就要出卖力气,稍有钱财就要斗智,已经富饶就要争逐时机,这是通常的道理。如今经营产业不必冒生命危险就能获得供给,贤人也会努力去做。所以本业(农业)致富为上,末业(工商)致富次之,奸邪致富最下。没有隐居深山奇士的德行,却长期贫贱,空谈仁义,也足以羞耻。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财富相差十倍就会卑下屈服,相差百倍就会畏惧害怕,相差千倍就会被役使,相差万倍就会当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用贫穷去追求富裕,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锦不如倚门卖笑,这里说的是末业,是穷人借以致富的资本。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卖酒一年酿一千瓮,醋酱一千缸,饮料一千坛,屠宰牛羊猪一千皮,贩卖谷物一千钟,柴草一千车,船长千丈,木材千根,竹竿万根,轻便马车百辆,牛车千辆,漆木器皿千件,铜器三万斤,素木铁器和栀子茜草千石(百二十斤),马蹄踠(一说马二百匹)千头,牛千头,羊猪两千只,奴仆百人,筋角丹砂千斤,丝帛棉絮细布三万斤,彩色丝绸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答,鲐鱼鮆鱼千斤,鲰鱼千石,鲍鱼三千斤,枣栗三千石,狐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裘千石,毡席千领,其他果菜千钟,借贷的钱币千贯,撮合买卖的牙商,贪婪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些收入也比得上拥有千辆兵车的封君之家,这是大致的情况。其他杂项行业如果利润达不到十分之二,就不值得我去追求了。
这里姑且叙述当世千里之内,贤能之人所以致富的原因,让后世可以参考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炼铁器致富。秦国攻破赵国,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夫妻二人推着小车,步行到迁徙的地方。其他被迁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争相贿赂官吏,请求迁往近处,被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地里有大芋头,到死不会挨饿。百姓善于经商,容易做买卖。"于是请求迁到远处。被迁到临邛,非常高兴,就在铁矿山下鼓风冶铁,运筹谋划,使滇蜀地区的百姓都归向他,富有到拥有奴仆千人。田池射猎的快乐,可比君王。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来的俘虏,也从事冶铸业,与当地椎髻之民贸易,富有程度与卓氏相当,都居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打魏国时,把孔氏迁到南阳。他大规模鼓风冶铁,规划池塘,车马相连,交游诸侯,借以通商牟利,博得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名声。然而他的赢利超过付出的本金,胜过那些吝啬的商人,家财积累到数千金,所以南阳商人经商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度。
鲁地风俗节俭吝啬,而曹地的邴氏尤其严重,靠冶铁起家,财富达到巨万。然而他家从父兄子孙起就立下规矩,俯身有拾取之物(意为随处积攒),抬头有取用之财(意为处处生利),放债经商遍及各郡国。邹、鲁地区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放弃文学而追逐利益,是受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轻视奴仆,而唯独刀间看重爱护他们。凶悍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只有刀间收留任用,让他们去追逐经营渔盐商贾的利益,有的甚至车马成群,结交郡守丞相,然而刀间更加信任他们。最终得到他们的助力,家财达到数千万。所以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求爵位,也不要离开刀家),是说他能让豪奴自富而为他竭尽全力。
周地人本来就吝啬,而师史尤其厉害,他用于运输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郡国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学习侍奉富家,互相夸耀长期在外经商,多次经过家乡而不进家门,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积累七千万财富。
宣曲任氏的祖先,是督道的粮仓官吏。秦朝败亡时,豪杰们都争相夺取金银珠玉,而唯独任氏窖藏粮食。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时,百姓无法耕种,米价涨到每石万钱,豪杰们手中的金银珠玉最终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起家致富。富人争相奢侈,而任氏却降低身份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人们都争着买便宜的,唯独任氏买价贵质好的。他家富有了好几代。然而任公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田畜出产的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办完则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家富有而受到主上的尊重。
边塞开拓之时,唯独桥姚已经拥有马千匹,牛是马的两倍,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算。吴楚七国叛乱发生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军队出征,需要借贷旅费,放贷的人认为列侯的封邑在关东,关东的胜负未定,没有人肯借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借贷,利息为本金的十分之一。三个月后,吴楚之乱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的利息达到十倍,因此富比关中富豪。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体上都是田家,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也有巨万家财。
这些都是卓然突出、尤其特异的人。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玩弄法律作奸犯科而致富的,都是靠谋划取舍,顺应时势,获得赢利,以末业(工商)发财,用本业(农业)守住财富,用强力获取一切,用文术保持它们,变化有章法,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业、虞人、商贾,靠权势利益致富,大的倾覆一郡,中的倾覆一县,小的倾覆乡里,就不可胜数了。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经营产业的正道,但要想致富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拙的行业,而秦扬以此富盖一州。挖坟盗墓,是奸邪之事,而田叔以此起家。赌博赛马,是恶劣行业,而桓发因此致富。行商贩运,是男子所轻视的职业,而雍地的乐成因此富足。贩卖油脂,是受人耻辱的行当,而雍伯获利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而张氏获利千万。磨刀(洒削),是薄技,而郅氏能列鼎而食。做胃脯(干羊肚),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因此车马成群。当马医,是浅薄的方术,而张里因此击钟佐食。这些都是专心一意所带来的。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财货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财富聚集,无能的人财富散失。千金之家可比一都之君,巨万之富者能与王者同乐。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素封"吗?难道不是吗?
字词精讲
- 甘 (gān):意动用法,“以……为甘美”。指满足于自己简单的饮食。
- 刍豢 (chú huàn):指肉食。刍指喂草的牲畜(如牛羊),豢指喂谷的牲畜(如猪犬)。
- 涂:通“杜”,堵塞。形容阻塞百姓的见闻。
- 眇论 (miǎo lùn):精微玄妙的言论。此处指老子小国寡民的主张。
- 利道之 (dào):道,通“导”,引导。指顺应民情加以引导。
- 枏 (nán):同“楠”,一种优质木材。
- 连 (lián):铅类矿物。
- 三宝:语出《周书》,指粮食、器用(工所成)与财富(商所通)。
- 繦至而辐凑 (qiǎng):繦,穿钱的绳子;辐凑,车轮辐条集中于车毂。形容商贾云集,财物聚集。
- 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的自称,此处指管仲作为齐国卿大夫的身份。
- 澙卤 (xì lǔ):盐碱地。指齐国初封时土地贫瘠。
- 轻重九府:周代掌管货币财货的机构。轻重指物价政策。
- 素封: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是全文核心概念。
- 蹲鸱 (chī):芋头的别称。
- 椎髻 (zhuī jì):梳着椎形发髻,指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
- 桀黠奴 (jié xiá):狡猾强横的奴隶。
- 折节为俭 (zhé jié):改变作风,转而节俭。
- 子钱家 (zǐ qián):放贷取息的人,即高利贷者。
- 率 (shuài):标准,规格。此处指“岁率户二百”。
- 什二:十分之二。古代认为这是商业的合理利润。
- 更傜 (gēng yáo):更,践更(代人服役);傜,徭役。泛指赋役。
- 封:此处指“封君”,即受封的贵族。
- 侯:第二等爵位。文中“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指不同等级的统治者。
- 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
- 纤啬 (xiān sè):节俭吝啬。是司马迁描述的商人特质之一。
- 椎埋 (zhuī mái):杀人埋尸,泛指为盗。
- 辐凑:形容人才或财物聚集一处。
- 瓦解:如瓦片碎裂,比喻崩溃、散失。与“辐凑”相对。
义理赏析
《货殖列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揭示了一个恒常的人间至理:财富的积累与流通,实乃社会运转之自然经纬。司马迁超越简单道德评判,直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将求利视为人性本然,如同水向低流般不可违逆。他更指出,经济活动自有其规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工、商、虞四业并行,如同自然生态,强行以政令干涉或与民争利,反属下策。
文中所载范蠡、白圭、子贡等人,或观天时以转物,或择地利而通商,或因势取予,皆体现了对“道”与“自然”的深刻把握。其智慧在于“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即把握时机、顺应规律。同时,司马迁也揭示了财富与德行、社会秩序的内在联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富者可“好行其德”,经济基础对道德教化实有支撑之功。
《货殖列传》的启示在于,它肯定了经济活动本身具有自组织的“自然”力量,尊重个体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它提醒后人,善治者当顺应此势,疏导而非堵塞,营造公平环境以使人尽其才、货畅其流。这种务实而通达的经济哲学,对于理解社会动力的根源、反思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