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开塞
战国·商鞅(卫鞅) 📄 .md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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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天地設，而民生之。
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
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
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
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
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
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
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
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
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
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
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
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
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
上賢者，以贏相出也；
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
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
故曰：「王道有繩。」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一端；
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
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
世知，則力可以王。」
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
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
民之性，不知則學，力盡而服。
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
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
夫民愚，不懷知而問；
世知，無餘力而服。
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
力征諸侯者，退德。
聖人不法古，不修今。
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
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
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
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
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之道。
湯武之道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開也，故三代不四。
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
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
效於今者，前刑而法；
此世之所惑也。
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
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
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
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
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
樂則淫，淫則生佚。
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
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
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
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
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
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治國刑多而賞少，亂國賞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
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
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
此二者，世之常用也。
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
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
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
一國行之，境內獨治；
二國行之，兵則少寢；
天下行之，至德復立。
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
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
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
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
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
而治莫康於立君；
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
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
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
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
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白话译文
天地形成，人类在其中诞生。在那个时代，人们只知自己的母亲而不知父亲，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亲近亲人和偏爱私利。亲近亲人就会产生区分（亲疏），偏爱私利就会导致险恶。人口众多却都以区分亲疏和算计私利为要务，那么社会就会混乱。在那个时代，人们都致力于压服对方而用武力相互征伐。致力于压服就会争斗，用武力征伐就会产生诉讼，诉讼而没有公正的裁决，人们就无法安顺地生活。所以贤人确立中正的准则，倡导无私的原则，人们就乐于接受仁爱。在那个时代，亲近亲人的风气被废除，尊重贤人的风气确立了。
大凡仁爱的人都把关爱他人、为他人谋利作为要务，而贤人都把相互推举作为处世之道。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久以相互推举为道，就会产生混乱。所以圣人顺应这种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物、男女的名分。名分确定了但没有制度约束，不行，因此设立禁令。禁令设立了却没有人掌管执行，不行，因此设立官吏。官吏设立了却没有统一管理，不行，因此设立君主。君主设立之后，尊重贤人的风气就被废除，尊重权贵和官吏的风气确立了。这样看来，上古时代亲近亲人、偏爱私利；中古时代尊重贤人、崇尚仁爱；近世则尊重权贵、尊崇官吏。尊重贤人，是让贤能的人相互超越（竞争）；而设立君主，是让贤能（的竞争）变得没有用武之地。亲近亲人，是以私利为准则；而确立中正的原则，就是让私利行不通。这三种情况，并不是做事故意要相反，而是因为社会风气败坏，人们所看重的东西就改变了；世事变迁，人们行事的准则也就不同了。所以说：「王者之道有其准则。」
王者之道是一个方面，臣道是另一个方面；虽然他们所遵循的道不同，但所依据的准则是统一的。所以说：「百姓愚昧，那么智慧就可以称王天下；世人明智，那么力量就可以称王天下。」百姓愚昧，那么体力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人明智，那么技巧有余而体力不足。人的天性是，不懂就要学习，体力用尽就会服从。所以神农教民耕种而称王天下，是人们效法他的智慧；商汤、周武王拥有强大实力而征服诸侯，是诸侯臣服于他们的武力。百姓愚昧，没有学识就会去请教；世人明智，没有多余的体力就会服从。所以用仁爱来称王天下的人，会合并使用刑罚；靠武力征服诸侯的人，则会排斥德教。
圣人既不效法古代，也不拘泥于现在。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拘泥于现在就会阻塞于形势。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三代形势不同，但都可以称王天下。所以开创王业有正确的方法，而守成却有不同的道理。周武王以悖逆（武力）的方式取得天下，却推崇顺应天意；他争夺天下，却崇尚谦让；他用武力夺取天下，却用道义来守持它。当今的强国致力于兼并，弱国则尽力自守；向上不及虞舜、夏禹的时代，向下又不学习商汤、周武王的方法。商汤、周武王的方法行不通了，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征战的，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这种方法的阻塞已经很久了，而当世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它，所以三代的盛世没有延续到第四代。除非是英明的君主，否则没有人能听懂这些道理，今天我愿意用效果来开启它。古代的百姓淳朴厚道，现在的百姓巧诈虚伪。
所以，效法古代，要以德治为先；效法现在，要把刑法放在前面、以法治国；这是世人感到迷惑的地方。当今世人所说的「义」，是要确立百姓所喜欢的东西，废除他们所厌恶的；他们所说的「不义」，是要确立百姓所厌恶的东西，废除他们所快乐的。这两者的名称交换了，实质也颠倒了，不能不仔细考察。确立百姓所喜欢的，百姓就会被他们所厌恶的东西伤害；确立百姓所厌恶的，百姓就能安享他们所喜欢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百姓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规范；快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懒惰。所以用刑法治国百姓就会敬畏，百姓敬畏就没有奸邪，没有奸邪百姓就能安享他们所喜欢的。用义来教化百姓，百姓就会放纵，百姓放纵就会混乱，混乱百姓就会被他们所厌恶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利」，是仁义的根本；而世人所说的「义」，是暴政的途径。治理百姓的人：用他们所厌恶的东西（刑法），必定能成全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安定）；用他们所喜欢的东西（空泛的仁义教导），必定会败坏他们所厌恶的东西（导致混乱）。
治理得好的国家刑法多而赏赐少，治理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法少。所以称王天下的国家用九分刑法、一分赏赐，而削弱的国家用九分赏赐、一分刑法。罪过有大小，刑罚就有轻重；功劳有大小，赏赐就有多少。这两者是世间的常用方法。刑罚用在犯罪行为的终结（事后惩罚），就不能除去奸邪；赏赐用在百姓认为的「义举」（事后奖赏），就不能制止过错。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制止过错，国家必乱。所以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用在罪行将要发生的时候（事前预防），那么大的奸邪就不会产生；赏赐用在告发奸邪上，那么小的过失就不会漏掉。治理百姓能使大奸邪不产生，小过失不遗漏，那么国家就治理得好，国家治理得好必定强大。一个国家实行，境内独自安定；两个国家实行，战争就会稍微止息；天下都实行，最高的德政就会恢复建立。这就是我用刑罚可以返归于德政，而所谓的义理实际上合乎暴政的道理来证明的。
古代百姓群居在一起产生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既然天下乐于有首领，是为了求得安定。现在有君主却没有法度，它的害处和没有君主是一样的；有法度却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度是一样的。天下人不能没有君主，却又乐于让法度失败，这是普天下都感到迷惑的。对天下百姓有利的事，没有比国家安定更大的了；而安定没有比设立君主更好的；设立君主的道理，没有比使法度胜利更广泛的；使法度胜利的要务，没有比除去奸邪更急切的；除去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刑更深刻的。所以称王天下的国家用赏赐来禁止（恶行），用刑罚来劝勉（善行）；追求（惩罚）过错而不追求（空泛的）善举，凭借刑罚来达到不用刑罚的目的。
字词精讲
- 亲亲：第一个“亲”作动词，意为亲近；第二个“亲”作名词，指亲人。意为“亲近自己的亲人”。
- 爱私：偏爱私利。“私”指个人私利、小团体利益。
- 别：区分，差别。这里指因亲疏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对待。
- 险：险恶，不公。指偏私会导致行为的不公与险恶。
- 务胜：致力于压服、战胜对方。
- 力征：用武力征伐、较量。
- 讼：诉讼，争辩。
- 说（yuè）：通“悦”，乐于接受。
- 相出：相互推举，相互超越（才能）。
- 分（fèn）：名分，职分。指社会角色与资源的分配。
- 禁：禁令，法律。
- 司：掌管，执行。
- 贵贵：第一个“贵”为动词，意为尊重、推崇；第二个“贵”为名词，指权贵、有地位的人。
- 绳：木工用的墨线，引申为准则、标准。
- 王道有绳：王者之道是有客观准则的。
- 赢：有余，宽裕。这里“以赢相出”意为让贤能之人凭借其有余的才能相互竞争、超越。
- 修：通“修”，修习，引申为拘泥、局限于。
- 塞（sè）：阻塞，行不通。
- 万乘（shèng）：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泛指大国。乘，兵车。
- 藂（cóng）：同“丛”，聚集。
- 胜法：使法度胜利，即实行法治。
- 藉刑以去刑：凭借刑罚（的威慑）来最终达到废除刑罚（的目的）。体现了以刑止刑的重刑思想。
义理赏析
《开塞》篇系统阐述了商鞅的历史进化论和法治思想，其核心在于“世事变而行道异”。他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亲亲而爱私”的上古时代，“上贤而说仁”的中古时代，以及“贵贵而尊官”的当世。这并非简单的厚古薄今，而是一种基于社会矛盾发展的客观判断：人口增长导致资源争夺，旧的基于血缘亲情的道德规范失效，必须依靠君主、官吏和法律（“禁”）来建立新秩序。
商鞅认为，历史阶段的更替带来了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变。上古民风淳朴，可用德教；中世贤人尚在，可倡仁义；而近世民巧以伪，唯有依靠“严刑”和“胜法”才能有效治理。他犀利地指出，世人颠倒了“义”与“利”的关系：空谈仁义（“立民之所乐”）反而会纵容私欲导致混乱，而看似严酷的法治（“立民之所恶”）实则是保全民众根本利益（“安其所乐”）的“义之本”。这种“刑九赏一”、“刑用于将过”的主张，旨在通过明确且严厉的规则（尤其是事前预防）来最大限度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国治必强”的目标。
其思想的现实启示在于：任何有效的治理模式都必须与所处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相适应。在复杂且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中，仅仅依靠道德呼吁或对古制的空洞模仿是远远不够的。建立健全的法治体系，确保规则的权威性、确定性和执行力（即“胜法”），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引导行为、预防风险（“去奸之本，在于严刑”），是维持秩序、促进发展的理性选择。当然，商鞅过分强调“利”而贬低道德自觉的内在价值，其重刑主义倾向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这需要我们在吸收其理性精神时加以审慎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