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更法

战国·商鞅(卫鞅) 📄 .md 原文

章旨孝公与大臣谋划国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在旁侍奉,一同思考时局变化,探讨变法的根本原则,寻求治理百姓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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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àogōngpínghuàgōngsūnyānggānlóngzhìsānjūnshìshìzhībiàntǎozhèngzhīběnqiú使shǐmínzhīdào
jūnyuēdàiwàngshèjūnzhīdào
cuòmíngzhǔzhǎngchénzhīxíng
jīnbiànzhìgèngjiàobǎixìngkǒngtiānxiàzhī。」
gōngsūnyāngyuēchénwénzhīxíngchéngshìgōng,』jūndìngbiànzhīdàitiānxiàzhīzhī
qiěyǒugāorénzhīxíngzhějiànshì
yǒuzhīzhīzhějiànmín
yuēzhěànchéngshìzhīzhějiànwèiméng
mínshǐérchéng。』
guōyǎnzhīyuēlùnzhìzhě
chénggōngzhěmóuzhòng。』
zhěsuǒàimín
zhěsuǒ便biànshì
shìshèngréngǒuqiángguó
gǒumínxún。」
xiàogōngyuēshàn。」
gānlóngyuērán
chénwénzhīshèngrénmínérjiàozhīzhěbiànérzhì
yīnmínérjiàozhěláoérgōngchéng
érzhìzhěérmínān
jīnruòbiànxúnqínguózhīgèngjiàomínchénkǒngtiānxiàzhījūnyuànshúcházhī。」
gōngsūnyāngyuēzizhīsuǒyánshìzhīyán
chángrénānxuézhěsuǒwén
liǎngzhěsuǒguānshǒufēisuǒlùnzhīwài
sāndàitóngérwángtóngérzhīzhězuòérzhězhìyān
xiánzhěgèngérxiàozhěyān
zhīrényánshì
zhìzhīrénlùnbiàn
jūn。」
zhìyuēchénwénzhībǎibiàn
gōngshí
chénwénguòxúnxié
jūnzhī。」
gōngsūnyāngyuēqiánshìtóngjiàozhī
wángxiāngzhīxún
shénnóngjiàoérzhūhuángyáoshùnzhūérzhìwéndāngshíéryīnshìérzhì
shíérdìngzhìlìngshùnbīngjiǎbèi便biànyòng
chényuēzhìshìdào便biànguó。』
tāngzhīwángxúnérxìng
yīnxiàzhīmièérwáng
ránfǎnzhěwèifēixúnzhěwèiduōshì
jūn。」
xiàogōngyuēshàn
wénqióngxiàngduōguàixuéduōbiàn
zhězhīxiàozhìzhěāiyān
kuángzhīxiánzhěsàngyān
shìguǎrénzhī。」
shìsuìchūkěncǎolìng

白话译文

孝公与大臣谋划国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在旁侍奉,一同思考时局变化,探讨变法的根本原则,寻求治理百姓的良策。

孝公说:“继位后不忘国家,是君主的本分;推行法令以彰明主上的权威,是臣子的职责。如今我想要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化百姓,却又担心天下人议论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犹豫就不会成功,做事犹豫就不会有成效。’请君主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必顾虑天下人的议论。况且,行为高尚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人非议,见识独到的人必然会被百姓诋毁。俗语说:‘愚笨的人对已成之事还看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情萌芽时就能预见。百姓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开创,却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郭偃的法书说:‘谈论最高道德的人,不必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必与众人商议。’法令是为了爱护百姓,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所以圣人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效法旧制;只要能使百姓得利,就不遵循旧礼。”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圣人不改变民情来施行教化,智者不改变法制来治理国家。顺应民情进行教化,不费力气就能成功;依据法制进行治理,官吏熟悉而百姓安定。如今如果变法,不遵循秦国旧制,改革礼制来教化百姓,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君主,请您仔细考虑。”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是世俗的见解。普通人安于旧习惯,学者沉溺于旧知识。这两种人可以居官守法,却不足以和他们讨论法制以外的事情。三代礼制不同却都能称王天下,五霸法制不同却都能称霸诸侯。所以聪明的人创立法制,而愚笨的人被法制制约;贤能的人改革礼制,而无能的人被礼制束缚。受礼制束缚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谈论大事;被法制制约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讨论变法。请君主不要再犹豫了。”

杜挚说:“我听过这样的说法: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我听说效法古代没有错误,遵循礼制不会偏差。请君主慎重考虑。”

公孙鞅说:“古代的教化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帝王的礼制互不重复,遵循哪个礼制?伏羲、神农教化而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暴怒,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各自根据时代来制定法律,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礼制。礼法都是根据时代而制定,政令都顺应实际需要,兵器装备都方便使用。所以我才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天下,是因为他们不遵循古制而兴盛;夏桀、商灭亡,是因为他们不改革礼制而灭亡。这样看来,反对古制的人不一定错,遵循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对。请君主不要再犹豫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巷子里多有怪论,邪僻学说多好诡辩。愚人的嘲笑,让智者悲哀;狂夫的快乐,让贤者痛心。那些被世俗束缚的人来议论,我不会再疑惑了。”

于是颁布了开垦荒地的法令。

字词精讲

  • 平画:谋划、筹划。“平”有平定、处理之意。
  • 御於君:侍奉在君主身边。“御”本指驾车,引申为侍奉。
  • 虑世事之变:考虑时局的变化。“虑”即思虑、考虑。
  • 讨正法之本:探讨确立法制的根本原则。“讨”意为探讨、探究。
  • 求使民之道:寻求治理百姓的方法。“使民”指役使、治理百姓。
  • 代立不忘社稷:“代立”指继位、代替先君立于君位。“社稷”象征国家。
  • 错法务明主长:“错”通“措”,意为施行、推行。“务”指致力于。“主长”指君主的权威。
  •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行动犹豫就不会成功,做事犹豫就不会有成效。强调果断。
  • 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殆”意为大概、恐怕,此处表祈使语气。“顾”即顾虑、考虑。
  • 见负於世:被世人背弃或非议。“负”意为违背、辜负。
  • 见訾於民:被百姓诋毁。“訾”(zī)意为诋毁、非议。
  • 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暗”指不明白、看不清。“萌”指事物萌芽、初始状态。对比愚者与智者的见识差异。
  • 郭偃之法:“郭偃”是春秋时晋国大夫,主持变法,此处指其变法理论或著述。
  • 论至德者,不和於俗:谈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和”意为附和、迎合。
  • 不法其故:“法”作动词,意为效法。“故”指旧制、旧法。
  • 不易民而教:“易”指改变。“易民”即改变民情或百姓。
  • 吏习而民安:“习”指熟悉(旧法)。“安”指安定。
  • 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子”是对对方的尊称。“世俗”指平常人、流俗。
  • 学者溺於所闻:“溺”指沉溺、拘泥。“所闻”指所学到的旧知识。
  • 三代不同礼而王:“三代”指夏、商、周。“王(wàng)”作动词,意为称王。
  • 五霸不同法而霸:“五霸”指春秋五霸。“霸”作动词,意为称霸。
  • 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聪明人创立法制,愚笨的人被法制制约。“制”此处指被制约。
  •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强调变法需有百倍之利、十倍之功。“器”指器具、制度。
  •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前代教化不同,效法哪个古代?“法”作动词。
  • 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各自根据时代来制定法律,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礼制。“因”意为依据。
  •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治理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道”指方法、途径。
  • 穷巷多怪,曲学多辨:“穷巷”指偏僻里巷。“曲学”指邪僻的学说。“辨”通“辩”,指诡辩。
  • 拘世以议:被世俗束缚而来议论。“拘”指拘泥、束缚。
  • 垦草令:开垦荒地的法令。“草”指荒地。

义理赏析

本文记录了战国初期秦国一场著名的变法辩论。商鞅、甘龙、杜挚三方围绕“是否变法”展开论辩,其核心冲突在于“法古”与“变法”、“循礼”与“更制”的抉择。

辩论的层次与焦点

  1. 甘龙之见代表了保守的“因循”思想,主张圣人应顺应民情,智者应遵循旧法,认为变法会招致非议。
  2. 杜挚之论则更进一步,援引“利不百不变法”的传统观念,试图以风险最小化为由阻挠变革。
  3. 商鞅的驳斥层层递进:首先指出甘龙所言乃“世俗之见”,拘泥于旧习旧闻者不足以谋划革新;继而用三代、五霸的历史证明“礼法”本随时代而变;最后彻底否定“法古”的绝对性,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一闪耀着历史理性与务实精神的核心命题。

商鞅的思想锋芒

  • 历史进化论:三代、五霸因时制宜方能成就王霸之业,证明制度必须与时俱进。
  • 功利主义理性:法令的最终目的是“爱民”(强国利民),礼制的本质是“便事”(方便行事),评判标准是实际效果而非古制虚名。
  • 精英主义立场:“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强调民众的短视与保守,变革需要卓越领导者“独知之虑”的决断。

孝公的最终决断: 孝公以“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比喻保守议论的狭隘与荒谬,表明了不受流俗之见困扰的坚定态度,从而为商鞅变法扫清了舆论障碍,直接促成了“垦草令”的颁布——这是秦国富国强兵之路的起点。

对今天的启示: 此篇辩论揭示了任何深刻变革都会面临的困境:既得利益的阻挠、惯性思维的束缚、对未知风险的恐惧。真正的改革者需要如商鞅般,具备洞察时代需求的远见、基于历史规律的理性自信以及“不和於俗”的决断勇气。同时,它也提醒我们,改革的方法论应建立在对国情(“时”与“事”)的精准把握上,而非教条地套用任何既定模式,这正是“治世不一道”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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