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荀子·王霸 > 古籍书库 · 战国·荀况 · 来源：超群学道网。 > 原文依权威通行本整理；白话译文为 AI 辅助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章旨**：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器物，是君主掌握的权势；君主，是天下权势的最高地位 ## 原文 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㧰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所以为布陈於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於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脩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彊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彊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彊固荣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於轻重也，犹绳墨之於曲直也，犹规矩之於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於治国者也；忧患者，生於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於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顇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於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於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1於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於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脩，於天下不见谓脩，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徵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於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脩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闲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於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脩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於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於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彊，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器物，是君主掌握的权势；君主，是天下权势的最高地位。掌握了正确的治国之道来把持它，国家就会非常安定、非常荣耀，成为美好事物的源泉；没有掌握正确的治国之道来把持它，国家就会非常危险、非常受累，拥有它还不如没有它；等到国家极端危亡时，君主想做个普通百姓都不可得，齐湣王、宋献王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君主虽然拥有天下最高的权势，却不能自己使国家安定，能使国家安定的，必定是正确的治国之道。 因此，治理国家的人，确立了“礼义”就能称王天下，确立了“信用”就能称霸诸侯，确立了“权谋”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所谨慎选择的，也是仁德之人所务必要弄清楚的。用“义”来统率国家，而不做任何有害于“义”的事；即使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就能得到天下，仁者也不会去做。要像这样稳固地扶持国家和人心。所任用来一起做事的人，都是义士；所用来在国家颁布的刑法，都是义法；君主所极力率领群臣去追求的，都是“义”的目标。像这样，那么臣民就会仰慕君主的“义”，这就是国家的根基稳定了；根基稳定则国家安定，国家安定则天下太平。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真诚地用“义”来主导自己的思想，用“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通过言语表达出来，当他的学说得以施行时，他的名声不会埋没于天下，而是流传后世。现在即使是天下显赫的诸侯，如果能真诚地用“义”来主导思想，用“义”来加于法律制度，并通过政事来实施，再通过明确的赏罚来反复强调，使“义”自始至终贯穿如一。像这样，那么他的名声就会在天地之间广泛传播，岂不如同日月雷霆一般昭昭！所以说：用国家来统一于“义”，一天之内就能显扬，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商汤以亳为都，周武王以鄗为都，都只是方圆百里的土地，却能统一天下，诸侯臣服，所有能到达的地方，无不顺从归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用“义”成就了功业。这就是所说的“确立了礼义就能称王”。 德行虽然没有达到极致，“义”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天下的道理大致上已经具备，刑罚与赏罚、承诺都已取信于天下，臣下都清楚地知道可以与君主结约为信。政令已经颁布，即使看到执行中有不利之处，也不欺骗百姓；盟约已经缔结，即使看到执行中有不利之处，也不欺骗盟国。像这样，那么军队就会强大，城防就会坚固，敌国就会畏惧；国家统一，法令严明，盟国信任；即使身处偏僻落后的国家，威势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非把政治教化作为根本，并非追求极致的崇高，并非注重繁复的礼文，也并非完全使人心悦诚服，只是注重方针策略，审慎劳逸结合，谨慎积蓄财物，加强战备，使上下之间像牙齿咬合般紧密互信，天下就没有谁敢与之匹敌。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身处偏僻落后的国家，威势震动天下，强大到威胁中原各国，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致上做到了守信。这就是所说的“确立了信用就能称霸”。 用“功利”来统率国家，不致力于伸张“义”，不坚定地守信，只是一味追求利益，对内不惜欺诈自己的百姓来求取小利，对外不惜欺诈自己的盟国来求取大利；对内不整治好自己已经拥有的，却总想占有别人的。像这样，那么臣下百姓没有不用欺诈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诈臣下，臣下欺诈君主，这就是上下离心离德。像这样，那么敌国就会轻视他，盟国就会猜疑他，权谋一天天盛行，国家就免不了危险削弱，到极点就会灭亡，齐湣王、薛公（孟尝君）就是这样。所以，曾经强大的齐国，不是用它来修明礼义，不是用它来端正政治教化，不是用它来统一天下，而是常常以结交外部势力、驰骋外交为要务。因此，它的强大，向南足以打败楚国，向西足以使秦国屈服，向北足以战胜燕国，向中部足以攻取宋国。等到燕国、赵国联合起来攻打它时，它就如同摇落枯叶一般容易被摧毁，最终身死国亡，成为天下共同声讨的罪人，后世说到暴君恶政，必定会以它为例。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遵循礼义，而采用权谋。 这三种情况是英明君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德之人务必弄清楚的。善于选择的人就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就会被别人制服。 国家，是天下最重大的器物，是极其重要的责任，不能不妥善地选择安放的地方然后安置它，安置在危险之处就会有危险；不能不妥善地选择道路然后推行，道路污秽就会堵塞不通；危险又堵塞，国家就会灭亡。那个国家的安放，不是说仅仅分封疆土就行了，而是要采用什么法度，与什么人一起治理。因此，采用王者的法度，与王者之人一起治理，就能称王；采用霸者的法度，与霸者之人一起治理，就能称霸；采用亡国的法度，与亡国之人一起治理，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君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德之人务必弄清楚的。 国家是极重的责任，不依靠长期积累的礼义去扶持它，就无法稳固。国家，是世代相传而不断更新的，这里面有变通，但变通不是彻底改变，而是改变具体的做法。虽然时间不过一天，人事有更替，但为什么会有延续千年的国家呢？回答是：依靠那些千年不变的可靠法度来持守它，并且和那些可靠的人士一起治理它。人没有百岁高寿，却有千年不变的可靠之士，为什么呢？回答是：那些用千年不变的法度来扶持国家的人，就是千年的可靠之士了。所以，与积累礼义的君子一起治理就能称王，与端正诚实、完全可靠的士人一起治理就能称霸，与搞权谋颠覆的人一起治理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君主谨慎选择的，也是仁德之人务必弄清楚的。善于选择就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就会被别人制服。 那些把持国政的人，必定不能独自完成。那么国家的强弱、荣辱就在于选取宰相了。君主自己有能力，宰相也有能力，像这样就能称王；君主自己没能力，但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力的人，像这样就能强大；君主自己没能力，又不知道恐惧去寻求有能力的人，只任用那些身边亲近、讨好自己的人，像这样国家就会危险削弱，到极点就会灭亡。国家，充分运用它就能强大，狭隘地运用它就会弱小；达到极致的强大就能称王，弱小到极致就会灭亡，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折中的就能生存。充分运用它，就是先考虑道义然后才考虑利益，并且不考虑亲疏，不考虑贵贱，只求真诚有能力的人，这就叫充分运用它。狭隘地运用它，就是先考虑利益然后才考虑道义，并且不辨是非，不纠正曲直，只任用那些亲近、讨好自己的人，这就叫狭隘地运用它。充分运用它是像那样的，狭隘运用它是像这样的，在两者之间折中的，有时像那样，有时像这样。所以说：“纯粹地用义就能称王，夹杂用霸术就能称霸，两者都做不到就会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没有礼制就不端正。礼制之所以能使国家端正，好比：秤对于轻重，墨线对于曲直，圆规矩尺对于方圆一样，一旦设立好了，人们就不能再用谎言来欺骗。《诗经》上说：“如同霜雪降临般严酷，如同日月照耀般光明，奉行它国家就生存，废弃它国家就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危亡就没有快乐的君主，国家安定就没有忧虑的百姓。混乱则国家危亡，安定则国家平安。现在统治百姓的人，急切地追求享乐而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岂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就好比喜爱音乐美色，却偏偏没有耳朵眼睛，岂不令人悲哀吗！人的性情是，眼睛想看最美的颜色，耳朵想听最美的音乐，舌头想尝最美的味道，鼻子想闻最好的气味，心里想获得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极致的享受，是人情不可避免的。要满足这五种享受，需要具备条件。没有这些条件，那么这五种享受就不可能得到。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说广阔富厚了，再加上有治理得当、国家强固的方略，像这样就能安逸快乐，没有祸患，然后满足五种享受的条件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产生于治理好的国家；各种忧患，产生于混乱的国家。急切追求享乐而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的人，不是真正懂得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各种快乐自然会到来。昏暗的君主，必定急切追求享乐而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所以忧患多得数不清，必定到身死国亡才会停止，岂不悲哀！本想追求快乐，却得到了忧患；本想追求安定，却得到了危险；本想追求幸福，却得到了死亡，岂不悲哀！唉！统治百姓的人，也应该明察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正道，君主有职责。至于天天处理详细事务，逐一安排布置，那是让各级官吏去做的，不足以因此妨碍君主游玩安逸的享乐。至于选择一位宰相来统率百官，使臣下各级官吏无不坚守正道、趋向正义而努力，这才是君主的职责。像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与尧、禹相配。这样的君主，掌握最简约的原则却能处理繁多事务，做最安逸的事却能建立功业，穿着礼服安坐于上，不必操劳，天下百姓没有谁不愿让他做帝王。这就是所说的最简约，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君主，以任用贤能为能力；普通人，以自己亲自做事为能力。君主可以使别人去做事，普通人则无法把事情推给别人。百亩地由一个人守着耕种，事业有限，无法推给别人。现在君主一个人总管天下，每天时间有余而事务处理不完，是因为让别人去做的原因。大到拥有天下，小到拥有一国，如果所有事都必须自己亲自去做，那么劳苦疲乏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像这样，就是连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和事业。因此，君主能够悬衡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要自己亲自去做呢？自己亲自动手去做，是服役者的做法，是墨子的主张。根据德行任用贤能并授予官职，这是圣王之道，是儒家所严谨遵守的。古书上说：农民分得田地耕种，商人分配货物贩卖，各种工匠分配工作努力，士大夫分配职务听取政事，受封建国的诸侯分得土地守卫，三公总领各方事务进行商议，那么天子只需恭敬地端坐就可以了。朝廷内外像这样处理，天下就没有不平均、不治理得井井有条的，这是历代百王都相同的，也是礼法的大体。 方圆百里的土地，可以夺取天下。这不是空话；它的困难在于君主是否懂得这个道理。夺取天下，不是指别人背着土地来归顺你，而是你的道义足以统一人心。如果人心统一了，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处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它的等级、爵位、服饰，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它的官职、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遵循旧法，选择其中好的明确使用，足以使贪利的人顺服。贤士统一了，能士任职了，贪利的人顺服了，这三者具备，天下就尽在掌握，没有遗漏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足以充分运用其权势。做到忠诚守信，彰明仁义，足以充分获得人心。这两者结合，天下就能夺取，诸侯中后归顺的就会先有危险。《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心悦诚服。”说的就是这个统一人心的道理。 后羿、逢蒙，是善于使人佩服其射术的人；王良、造父，是善于使人佩服其驾车术的人。聪明的君子，是善于使人服从的人。人们服从，权势就随之而来；人们不服从，权势就随之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关键就在于使人服从。君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能射远中微小目标的人，没有比后羿、逢蒙更好的了；想要得到善于驾车、能快速到达远方的人，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得到能统一天下、制服秦楚的人，没有比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运用智慧非常简约，做起事来不费力，而功业名声却极大，非常容易安置而且极其可乐。所以英明的君主把它当作珍宝，而愚昧的人却认为困难。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能制服所有人，而没有人能制服他，这是人情共同的欲望，而王者兼而拥有这一切。穿华美的衣服，吃丰盛的食物，掌握大量的财物，统辖整个天下，饮食丰厚，音乐盛大，楼台高耸，园林广阔，役使诸侯，统一天下，这又是人情共同的欲望，而天子的礼制就是这样。制度已经颁布，政令已经下达，负责的官员失职就会被处死，公侯失礼就会被囚禁，四方诸侯，有放肆背离的德行就必定会灭亡，名声如同日月，功绩如同天地，天下人响应他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这又是人情共同的欲望，而王者兼而拥有这一切。所以人之常情，口喜欢美味，但美味没有比这更好的；耳喜欢音乐，但音乐没有比这更盛大的；眼喜欢美色，但锦绣文采极其繁盛，美女没有比这更多的；身体喜欢安逸，但安详稳重、清闲宁静没有比这更愉快的；心喜欢利益，但俸禄没有比这更优厚的。兼有天下人共同期望的一切，控制天下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只要不是狂妄愚昧笨拙的人，谁能见到这些而不感到快乐呢！想实现这些的君主，肩并肩地存在着；能建立这些功业的贤士，世世代代都有；但千年来君主与贤士却往往不能遇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君主不公正，臣下不忠诚。君主排斥贤才而偏私用人，臣下争夺职位而嫉妒贤能，这是他们不能遇合的原因。君主为什么不广开才路，不考虑亲疏，不偏向贵贱，只真诚地寻求有能力的人呢？像这样，那么臣子就会看轻职位而让给贤者，并安心追随其后。像这样，那么舜、禹那样的圣人还会再来，帝王的事业还会兴起；功业统一天下，名声匹配舜禹，事物哪有比这更令人快乐、如此美好的呢！唉！统治百姓的人，也应该明察这些话了。杨朱在岔路口哭泣，说：“从这里错走半步，就会发现已经偏离千里了啊！”为此悲哀痛哭。这也是国家的荣辱、安危、存亡的岔路口啊，它的可悲，比杨朱哭的那个岔路口更甚。唉！可悲啊！统治百姓的人，千年来却不能觉察到这一点。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好的治国之法，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乱国之法；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贤士，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不肖之士；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善良的百姓，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凶悍的百姓；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美好的风俗，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丑恶的风俗。这两方面同时存在而国家依然存在，偏重好的一方面国家就安定，偏重坏的一方面国家就危险；完全偏重好的一方面就能称王，完全偏重坏的一方面就会灭亡。所以那个国家法制好，辅佐的臣子贤能，百姓善良，风俗美好，这四者齐备，这就叫“完全偏重好的一方面”。像这样，那么不打仗也能胜利，不进攻也能得到，不用劳累军队天下就归服。所以商汤以亳，周文王以鄗，都是方圆百里的土地，却能统一天下，诸侯臣服，所有能到达的地方无不顺从，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四者齐备了。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权势，想做个普通百姓都不可得，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四者都丧失了。所以历代帝王的治国之法不同，但他们所归结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上位的人没有不尽量爱护他的下民，并用礼制来约束他们。君上对待下民，如同保护婴儿一样，政令制度，用来与下面百姓接触，如果有丝毫的不合理，那么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必定不会施加。所以百姓亲近君上，如同亲近父母一样欢快，可以让他们去死，也不会不顺从。君臣上下，贵贱长幼，直到平民百姓，没有不以“礼”作为最高准则的；然后都内心自省，谨慎地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历代百王相同的，也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分得田地耕种，商人分配货物贩卖，各种工匠分配工作努力，士大夫分配职务听取政事，受封建国的诸侯分得土地守卫，三公总领各方事务进行商议，那么天子只需恭敬地端坐就可以了。朝廷内外像这样处理，天下就没有不平均、不治理得井井有条的，这是历代百王相同的，也是礼法的大体。至于天天处理详细事务，权衡物品使其合用，使衣服有制度，宫室有标准，随从有定数，丧葬祭祀器械用具都有合适的等级标准，用这些来处理万事万物，尺寸寻丈，无不遵循制度数量然后执行，那是官吏们的事，不足以在圣明君主面前论列。所以统治百姓的人，在朝廷上确立崇高的原则而且得当，所任用来总管百事的人如果是真诚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安逸而国家得到治理，功业盛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在朝廷上确立崇高的原则而不得当，所任用来总管百事的人如果不是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废弃而名声受辱，国家必定危险，这是君主的关键所在。所以能用对一个人就能取得天下，用错一个人就会危害国家。不能用对一个人，却能用对千百人，这种说法是没有的。既然能用对一个人，那么自身有什么劳苦需要做呢？穿着礼服安坐而天下就能安定。所以商汤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吕尚，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次一等的如春秋五霸，齐桓公在宫门之内，有音乐、奢靡、游乐的修习，在天下看来并不算修养，然而他能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政令统一交给管仲处理，这是统治者的要务。明智的人容易为他振兴国力，功业名声极大。舍弃这些还有什么值得做的呢？所以古代的人，建立大功业大名声的，必定遵循这个道理。丧失国家危害自身的，必定违背这个道理。所以孔子说：“聪明人的智慧，本来就广博，又能掌握要点，能不明察吗？愚笨人的智慧，本来就狭隘，却又要去掌握许多事务，能不狂乱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治理国家的人，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臣下、各级官吏，各自谨慎地做好自己职责内的事，不试图去做职责外的事；各自谨慎地做好自己看到的事，不试图去看职责外看不到的事。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真实地统合一致了。那么即使是幽深、隐僻的地方，百姓也不敢不恪守本分、遵守制度，来教化自己的上级，这是国家治理的征兆。 君主的治理之道是治理近处不治理远处，治理明显的事不治理隐微的事，治理主要的事不治理次要的事。君主能治理近处，那么远处的事情自然会调理；君主能治理明显的事，那么隐微的事自然会教化；君主能掌握主要的事，那么所有的事都会端正。总管天下事务，每天时间有余而事务处理不完，就是这样，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既能治理近处，又致力于治理远处；既能治理明显的事，又致力于观察隐微的事；既能掌握主要的事，又致力于使所有事都端正，这是过分了，过分和达不到是一样的。好比立一根笔直的木头却要求它的影子弯曲。不能治理近处，却致力于治理远处；不能明察明显的事，却致力于观察隐微的事；不能掌握主要的事，却致力于使所有事都端正，这是荒谬的。好比立一根弯曲的木头却要求它的影子笔直。所以英明的君主喜好抓住要点，昏暗的君主喜好处理琐碎；君主喜好抓住要点，那么所有的事都会处理得详细；君主喜好处理琐碎，那么所有的事都会荒废。君主，就是选择一位宰相，颁布一部法律，阐明一个宗旨，来全面覆盖、全面照耀，以此观察国家的兴盛。宰相，就是列举百官之长，总管所有事务的处理，来整顿朝廷臣下各级官吏的名分，考核他们的功劳，评定他们的赏罚，年终把他们的成绩报告给君主。称职就留用，不称职就罢免。所以君主在选取人才时劳苦，在使用人才时就安逸了。 治理国家的人，能得到百姓的劳动力就会富强，能得到百姓拼死效力就会强大，能得到百姓的赞誉就会荣耀。这三者都具备了，天下就会归附；三者都失去了，天下就会背离；天下归附叫做“王”，天下背离叫做“亡”。商汤、周武王，修明自己的道义，实行自己的正义，为天下兴利除害，天下就归附他们。所以他们用深厚的道德声誉来引导百姓，用彰明的礼义来教导百姓，用真诚的忠信来爱护百姓，赏赐贤者任用能人来安排次序，用爵位服饰赏赐来反复强调，适时安排事务，减轻百姓负担，来调和统一他们，普遍地覆盖他们，养育他们，如同保护婴儿一样。对待百姓极其宽厚，役使百姓极有条理，制定各种政令制度，用来与天下百姓接触，如果有丝毫不合理，那么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必定不会施加。所以百姓尊敬他如同尊敬天帝，亲近他如同亲近父母，愿意为他出生入死而毫不犹豫，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道德真诚显明，利益恩泽确实深厚。乱世就不是这样，用污秽、欺凌、盗窃来引导百姓，用权谋颠覆来向百姓示范，用倡优、侏儒、妇人的请托来悖逆正道，让愚者教导智者，让不肖者凌驾贤者之上，对待百姓极其刻薄，役使百姓极其劳苦。所以百姓轻视他如同躲避残疾人，厌恶他如同躲避恶鬼，天天想抓住他的空子一起攻击抛弃他、驱逐他。一旦有外敌入侵的祸难，又希望百姓为他去拼死，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没有办法取得民心。孔子说：“审察我怎样对待别人，就会知道别人将来会怎样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损害国家的是什么呢？回答是：让小人凌驾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从百姓那里不正当获取财物的狡诈手段，这是损害国家的大灾祸。作为大国的君主，却喜好贪图小利，这是损害国家。对于音乐、美色、楼台、园林，越满足越喜欢新的，这是损害国家。不致力于整治好自己已经拥有的，总是贪馋地想占有别人的，这是损害国家。这三种邪念藏在心中，而又喜欢任用那些搞权谋颠覆的人，在外部决断政事，像这样，那么君主的权势就会轻微，名声就会受辱，国家必定危险，这就是损害国家的情况。大国的君主，不推崇根本的德行，不敬畏已有的法制，而喜欢奸诈权变，像这样，那么朝廷的群臣，也会跟着形成不崇尚礼义而喜欢颠覆的风气。朝廷群臣的风气像这样，那么百姓也会跟着形成不崇尚礼义而贪图利益的风气。君臣上下的风气，没有不像这样的，那么土地虽然广阔，权力必定轻微；人口虽然众多，军队必定疲弱；刑罚虽然繁多，政令不能下达。这就叫危险的国家，这就是损害国家的情况。 儒家的做法就不是这样，必定要详细辨别：朝廷必定要推崇礼义而明确贵贱等级，像这样，那么士大夫就没有不敬守节操、为制度效死的了。百官就会整齐划一制度，重视官职俸禄，像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不畏惧法律而遵守准则的了。关卡市场检查而不征税，契约法律禁止偏颇而不偏私，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诚实忠厚而不欺诈的了。各种工匠就会按时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期限，使他们充分发挥技巧，像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没有不忠信而不粗制滥造的了。乡村地区就会减轻农田的赋税，减少货币的征收，少征发劳役，不耽误农时，像这样，那么农民就没有不朴实劳作而少用智巧的了。士大夫致力于节操、为制度效死，那么军队就会强大。各级官吏畏惧法律、遵守准则，那么国家就能经常不混乱。商人诚实忠厚不欺诈，那么商旅安定，货物流通，国家的需求就能满足。各种工匠忠信不粗制滥造，那么器物用具精巧便利而财物不匮乏。农民朴实劳作而少用智巧，那么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那么各种事业就不会荒废。这就叫政令畅行，风俗美好，用来防守就稳固，用来征战就强大，在国内有名望，在国外有功业。这就是儒家所说的详细辨别。 ## 延伸阅读 通读全书见[《荀子》目录](https://shu.cq2.cn/xun-zi.html)，更多典籍上[古籍书库](https://shu.cq2.cn/)；顺道读[诗词歌赋](https://shici.cq2.cn/)与[对联大全](https://dl.cq2.cn/)。更多传统民俗内容尽在[超群学道网](//www.cq2.cn/)。 --- 完整网页：https://shu.cq2.cn/xun-zi/wang-b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