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君书·画策 > 古籍书库 · 战国·商鞅(卫鞅) · 来源：超群学道网。 > 原文依权威通行本整理；白话译文为 AI 辅助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章旨**：在远古昊英的时代，人们靠砍伐树木和猎杀野兽为生，那时候人口少而树木、野兽多 ## 原文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於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於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走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名尊地广以至於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战罢者也。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於战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於兵也，故举国而责之於兵。入其国，观其治，民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疆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也。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民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涂，亡国。人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食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於内，男事尽於外，则入多矣。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虑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避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麒麟𫘧駬，日行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於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在远古昊英的时代，人们靠砍伐树木和猎杀野兽为生，那时候人口少而树木、野兽多。到了黄帝的时代，人们不捕猎幼鹿，不掏取鸟卵，官员没有专门服侍供养的民众，人死后也不得使用套棺。这些事情的做法不同，但他们都成就了王业，是因为时代不同。神农的时代，男人耕种来获取食物，妇女纺织来制作衣服，不用刑罚政令就能治理好国家，不使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以后，人们凭借强大力量欺凌弱小，凭借人数众多迫害少数。因此黄帝确立了君臣上下的名分大义，制定了父子兄弟的礼节，规定了夫妇配偶的结合规则；对内使用刀锯（指刑罚），对外使用军队，所以这是时代变化的结果。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是比黄帝高明，但他名声尊贵，是因为他的做法适合那个时代。所以，用战争来消除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戮来消除杀戮，即使进行杀戮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来消除刑罚，即使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 从前能够统治天下的人，一定是先能控制自己的民众；能够战胜强大敌人的人，一定是先能战胜自己的民众。所以战胜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金属要依从金的性质，制作陶器要依从土的特性一样。如果这个根本不牢固，那么民众就像飞鸟和走兽一样，谁又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在于法令。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用法令来约束民众，那么名声和土地就会随之确立。名声尊贵、土地广阔以至于称王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战争胜利了。名声卑下、土地削减以至于国家灭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战争失败了。不靠战胜别人而能称王，不因战败而亡国的情况，从古至今，从未有过。民众勇敢，就能打胜仗；民众不勇敢，就会打败仗。能使民众专心于战争的，民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于战争的，民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王明白王业要靠军事力量来成就，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都投身于战争。走进一个国家，观察它的治理状况，如果民众被国家所用（指专心战争），国家就强大。怎么知道民众被国家所用了呢？民众看待战争，就像饿狼看见肉一样急切，那么民众就被国家所用了。大凡战争，都是民众所厌恶的；能使民众乐于作战的君主，就能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别儿子，哥哥送别弟弟，妻子送别丈夫，都说：“不能胜利，就不要回来。”又说：“如果违反了法令，脱离了军队，你死了，我也得死，官府会来惩治我们。”军队行列中没有地方可逃跑，想迁徙也无处可去。军队的治理，用五人为一伍来编连，用标章来辨别，用号令来约束，即使愚笨的人也无处容身，疲惫的人也无法产生懈怠。因此三军的将士，服从命令就像流水一样顺畅，至死也不后退。 国家的混乱，并不是因为它的法令混乱，也不是因为法令没有实行。国家都有法令，却没有使法令必定得到执行的法令。国家都有禁止奸邪、惩处盗贼的法令，却没有使奸邪盗贼必定被捕获的法令。犯了奸邪盗贼罪的人，处以死刑，但奸邪盗贼的行为仍然不止，是因为罪犯不一定被抓获。假如罪犯必定被抓获，却还有奸邪盗贼存在，那是因为刑罚太轻。刑罚轻，就不足以威慑。如果必定能抓获罪犯，那么受刑的人就会很多。所以善于治理的人，只惩罚不善的人，而不去奖赏善的人，这样即使不施加刑罚，民众也会向善。不用刑罚而民众向善，是因为刑罚严厉。刑罚严厉，民众就不敢犯法，因此就等于没有刑罚了。而民众都不敢做坏事，全国的人就都向善了。所以不用奖赏善行，民众自然向善。奖赏善行是不行的，就像不能奖赏不做盗贼的人一样。所以善于治理的人，即使像盗跖（春秋时大盗）那样的人也可以被信任，更何况像伯夷（古代贤人）那样的人呢？不善于治理的人，即使像伯夷那样的人也会被怀疑，更何况像盗跖那样的人呢？如果客观形势（指法令严密）使人无法作恶，即使是盗跖也可以信任；如果客观形势使人能够作恶，即使是伯夷也值得怀疑。 国家有时会走向大治，有时会走向大乱。英明的君主在上位，所举荐任用的必定是贤能之人，那么法令就可以掌握在贤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贤人手中，那么法令就能贯彻到下层，不贤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做“重治”（即治理越来越好）。不英明的君主在上位，所举荐任用的必定是不贤之人；国家没有明确严明的法令，不贤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做“重乱”（即混乱越来越深）。军队有时会变得极强，有时会变得极弱。民众本来就愿意作战，又不得不作战，这就叫做强上加强（重强）。民众本来就不愿意作战，又可以不用作战，这就叫做弱上加弱（重弱）。 英明的君主不会随意用超出法度的赏赐让臣子富贵。所谓的“富”，不是指拥有大量的粮食、珠玉；所谓的“贵”，不是指拥有爵位和官职。如果废弃法度，凭个人好恶来授予爵禄，那才是真正的富贵。大凡君主，德行不一定超过别人，智慧不一定超过别人，勇力不一定超过别人；但民众即使有圣明的智慧也不敢谋算他，有勇武的力量也不敢杀害他；即使人数众多也不敢凌驾于君主之上；即使民众多达亿万之数，君主悬赏重赏，民众也不敢争抢；施行刑罚，民众也不敢怨恨，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法令。国家混乱，是因为民众多有私人的“义”（可能指对抗法令的私人道义）；军队衰弱，是因为民众多有私人的“勇”（指逞匹夫之勇），这样国家就会被削弱。国家之所以获取爵禄的途径太多，是亡国的征兆。人们如果都想轻视爵位、鄙薄俸禄，不劳而获，不战而荣华，没有爵位而尊贵，没有俸禄而富有，没有官职而成为首领，这就叫做奸邪的民众。 所谓治理得好的君主，身边未必有所谓“忠臣”（因为大家都守法，无需特别效忠君主个人）；慈爱的父亲身边未必有“孝子”（因为礼法已使子孝）。君主不追求用“善言”来感化，而是让民众用法令来互相监督，用命令来纠正错误，使人不能独自作恶，也无法与人一起作恶。所谓“富”，是指收入多而支出少。衣食消费有制度，饮食有节制，那么支出就少。妇女在家尽纺织之责，男子在外尽农战之力，那么收入就多。所谓“明察”，是指没有什么看不见的，那么群臣就不敢做奸邪之事，百姓就不敢做坏事。因此君主坐在宽大的床上，听着音乐，天下就治理好了。所谓“明察”，是指能使众人不得不这样做（守法）。所谓“强大”，是指能够战胜天下；能战胜天下，就能凝聚众人的力量。因此，勇猛强健的人不敢施暴，圣明智慧的人不敢欺诈。君主思虑周全，能包容天下民众，民众没有人敢不追求他所喜好（法度）的事，而避开他所厌恶（违法）的事。所谓“强大”，是指能使勇武力量不得不为自己所用。君主的志向足够（法治目标明确），天下人就辅助他；不够，天下人也喜欢他。依靠天下人（个人意志）的，天下人就会抛弃他；依靠自己（指依靠法令）的，就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人，首先是要能掌握自己（指严明法令）；能战胜强大敌人的人，首先是要能战胜自己（指克服私欲，实行法治）。 圣人知道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知道必然的时势；所以实行必定能治理好的政治，指挥必定勇敢的民众，颁布必定会被听从的命令。因此军队出动就天下无敌，法令推行天下就会服从。像黄鹄（天鹅）高飞，一飞就是千里，是因为它具备了必定能远飞的条件。麒麟、𫘧駬（古代良马），日行千里，是因为它具备了必定能奔跑的势态。虎、豹、熊、罴，凶猛无敌，是因为它们具备了必定能取胜的本性。圣人看到治理的根本，知道必然的道理，所以他治理民众，就像根据地势高低来控制水流，根据干燥湿润来控制火势一样。所以说：仁者能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别人仁慈；义者能爱护别人，却不能使别人爱护。由此可知，仁义是不足以治理天下的。圣人有必定守信的品性，又有使天下人不得不守信的法令。所谓“义”，是指做臣子的要忠诚，做儿子的要孝顺，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有分别；如果不合乎这种道义，宁可饿死也不苟且偷生，宁可死也不苟且求生。这是有了法令后的正常现象。圣明的君王，不推崇“义”而推崇“法”；法令必须严明，命令必须执行，这样就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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