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子·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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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编写书籍论文，是为了给道德确立纲纪法则，为人间事务规划经纬条理，上考察天象，下度量地理，中间贯通各种事理

## 原文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𢿱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坠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治五藏，瀸濇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鉴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於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紧守虚无之宅者也。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樽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像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氾论》者，所以箴缕縩繺之间，攕揳唲齵之郤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於势利，不诱惑於事态，有符曮晲，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窍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扃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於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孳孳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澈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於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於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繈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於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朝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於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编写书籍论文，是为了给道德确立纲纪法则，为人间事务规划经纬条理，上考察天象，下度量地理，中间贯通各种事理。虽然未必能完全抽绎出那幽深玄妙的大道本源，但丰富的内容足以让人观察事物的始终本末。概括要旨，举出大纲，如果言辞不剖析清楚道的纯朴本质，不阐明道的宏大根本，担心人们会愚昧不明无法理解；所以要多用言辞，广加论说，又担心人们偏离根本而追求末节。因此只谈道而不谈具体事务，就无法与世事相适应浮沉变化；只谈具体事务而不谈道，就无法与自然造化共游息。所以写了二十篇文章，包括《原道》、《俶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

《原道》篇，概括包容天地四方，将万物视作混沌一体，描绘“太一”（宇宙本源）的样貌，探测深奥幽冥的深度，以遨游于虚无之境；依托微小来包容宏大，持守简约来治理广博，使人知道先后祸福、动静利害。真能通晓其主旨，浩然之气足以获得宏大的观照。想要一句话就醒悟，那就尊崇自然天道、保全真性；想要两句话就通达，那就轻视外物、看重自身；想要三句话就探究到底，那就超脱外物、回归本心。把握其主旨，用它来调养五脏六腑，滋润肌肤，终身实践这些法则，以此来应对万事万物，鉴照百般变化。就像在手掌中转动弹丸一样自如，足以自得其乐。

《俶真》篇，穷尽追溯事物产生与终结的变化过程，概括有无相生的精华，区别万物的千变万化，合同死生的不同形态。使人抛弃外物、回归自身，审察仁义之间的分寸，贯通相同与差异的道理，观察至高德行的统绪，了解变化的纲纪，在玄妙之中解说符应，通达造化的根源。

《天文》篇，用它来调和阴阳二气，理顺日月的光明，调节时节的开合，排列星辰的运行，知道逆顺的变化，避免禁忌带来的灾殃，顺应时运的感应，效法五方之神（一说五星）的恒常规律，使人有办法仰承天意、顺从而不扰乱常规。

《地形》篇，用它来穷尽南北的长度，极尽东西的广度，经过山陵的形貌，区分川谷的位置，明白万物的主宰，了解物类的众多，列出山泽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周全，不因外物而动摇，不因怪异而惊慌。

《时则》篇，用它来向上依据天时，向下尽用地力，据守法度、施行得当，合乎人事准则，划分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作为法则范式，终而复始，循环不止；遵循效法，以此知道祸福，把握时机、开合有度，各有禁忌，发布号令，按时进行教化。使君主知道如何施政。

《览冥》篇，用它来说明最精微的气可以通达九天，最细微的气可以沦入无形，纯粹之气能进入至清之境，明亮之光能通向幽冥。于是开始援引物类，观察选取，反复思索想象，凡是能用来比喻意义、描摹形状的，就用它们来疏通滞碍，开掘壅塞，引导人们的意念，联结无穷无尽，以此说明物类的感应、同气的共鸣、阴阳的契合、形迹的征兆，使人能远观博见。

《精神》篇，用它来探求人产生的本源，明了人的形体九窍的来源取法于天，使血气与天相合，将喜怒与雷霆风雨相比拟，将昼夜寒暑并列阐明，审察生死的分际，区分同异的迹象，调节动静的关键，以回归性命的根本，使人能爱惜养护精神，安定魂魄，不因外物而改变自我，紧紧持守虚无的境界。

《本经》篇，用它来彰明大圣人的德行，通达上古初始的道理，比较概略古今盛衰的变化，以褒扬先世的隆盛，贬斥末世的偏颇政治。使人能摒弃耳目的小聪明、精神的躁动，节制放纵的欲望，涵养中和之性，分清帝王操守的高下、事功的大小差别。

《主术》篇，是关于君主统治的事务。用它来根据能力、职责进行督责，使群臣各自竭尽才能。明确执掌权力、把握权柄，以此控制臣下，提出名目、责求实效，用参验比较的方法考核，使人主掌握关键要领，不随意表露喜怒。其方法在于：施政要公正、纠正邪谬，排除私心、树立公道，使百官如树枝条达、如车辐聚毂，各安其业，人人尽力。这就是君主统御之术的高明之处。

《缪称》篇，分解剖析道德的论述，品评仁义的次序，约略杂糅人间之事，总括同于神明的德性，假借形象、取得配合，用来互相譬喻，截取片段，以适应具体需要。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能曲折论述、深入剖析，应对感应而不穷尽。

《齐俗》篇，用它来统一众多百姓的长短差异，融合不同地域（如九夷）的风俗，贯通古今的理论，囊括万物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方案，谋划人事的始终过程。

《道应》篇，搜罗已成之事的踪迹，追溯往古的遗迹，考察祸福利害的相互转化，以老子、庄子的学说来检验，用以契合或失或得的时势。

《氾论》篇，用它来缝缀连缀各种细微之处，填补各种缝隙缺口。直接引申施为，以推究事物的本来质朴状态，并预示得失的变化、利害的转化，使人不迷失于势利，不被事态诱惑，有符合天道时运的洞察，同时考察时势的变化，与造化一同推移。

《诠言》篇，用它来譬喻类比人事的主旨，解析阐明治乱的体要。选择那些精微言论的微妙之处，用至理名言来诠释，用来弥补言行的过失和缺失。

《兵略》篇，用它来阐明战胜攻取的策略，形势机变的态势，诡诈权变的方法，体察因循之道，掌握后发制人的理论。使人知道争战攻伐若无正道则不能成功，攻取坚守若无德行则不能强固。真能明白此意，那么进退左右都不会失误，驾驭危险，凭借形势作为资本，清静无为作为常规，避实就虚，就像驱赶一群羊那样容易。这就是谈论兵法要义。

《说山》《说林》篇，用它来凿通穿破各种事务的壅塞，贯通连接万物的阻滞。借用比喻、选取形象，涉及不同种类、殊异的形态，以引领梳理人的意念，解除纠结，开解纷乱，用以说明事理、比较事类。

《人间》篇，用它来观察祸福的变化，审察利害的转化，探究得失的痕迹，标示始终的过程。区分各种事务的精微之处，铺陈存亡的关键，使人知道祸可以转为福，失可以转为得，成可以转为败，利可以转为害。真能明白其深意，就有办法在世俗中俯仰自如，而不会被谗言奸邪所伤害。

《修务》篇，用它来针对那些对“道”未深浸润、品味未深的人，他们见了文章言辞，反而以清静无为为常态，以恬淡寡欲为根本，因而懈怠懒散，放弃学习，放纵欲望、顺从私情，想以此苟且自娱，从而堵塞了通达大道的途径。现在狂人无忧虑，圣人也无忧虑。圣人无忧，是因与德相和；狂人无忧，是因不知祸福。所以通达无为与阻塞无为在表面上相同；它们的结果（无为）相同，但导致无为的原因不同。因此要为此广泛称引、流布解说其所以能使人听从的原因，使学者勤勉努力以求上进。

《泰族》篇，横跨八方极远之地，达到最高境界，上明三光（日月星），下调水土，贯通古今之道，治理伦理的秩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归于统一的根本，以此来规划治理之道，纪纲帝王事业，追溯心术的本源，理顺性情，来安置清静平和的心灵，澄清神明的精华，以此与天和之气相互交融，所以能观览五帝三王的功业，怀藏天气，秉持天心，执守中和，德行内蕴于心，从而凝聚天地，发动阴阳，排序四时，端正方向，安抚则安宁，推行则通达，于是能陶冶万物，教化众生，倡导则有人应和，行动则有人跟随，四海之内，同心归附。所以吉祥的星宿出现，和祥的风到来，黄龙降临，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来到郊外。如果德行不显现在内心，而只依靠法令制度，那么神灵不会感应，福祥不会到来，四方不会归服，百姓不会教化。所以德行内蕴于心，是治理的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篇。

凡是著作书籍，都是为了窥探道的通畅与阻塞，希望后世的人知道举措取舍的适宜得当，对外与万物交接而不迷乱，对内有办法安处精神、保养元气，安享和气，使自己安乐于所受于天地的本性。所以只谈道而不阐明始终过程，就不知道效法依循；只谈始终过程而不明天地四时规律，就不知道该避忌什么；只谈天地四时而不援引譬喻类比，就不知道精微之理；只谈精微之理而不追溯人的神气根源，就不知道养生的关键；追溯人情而不谈大圣人的德行，就不知道五行（或各种要素）的差异；谈帝王之道而不谈君主具体事务，就不知道大小事功的衰减；谈君主具体事务而不做比喻称引，就不知道动静的适宜；做比喻称引而不谈风俗变化，就不知道统合主旨；已经谈了风俗变化而不谈往事，就不知道道德的感应；知道道德感应而不知世间的曲折，就无法应合万事万物；知道广泛议论而不知诠释精义，就无法从容应对；通晓书本文辞而不知用兵主旨，就无法应对仓促事变；知道大概方略而不知譬喻，就无法推断阐明具体事务；知道公理正道而不知人间复杂，就无法应对祸福变化；知道人间复杂而不知修习勤勉，就无法鼓励学者努力。想要极力精简文辞，概括总括要点，如果不曲折委婉、分门别类地阐述，就不足以穷尽道德的深意。所以写了二十篇文章，那么天地的道理就探究明白了，人间的事务就接触全面了，帝王的治道就完备了！

文章的言辞有大有小，有精微有粗略，主旨趋向各卷不同，各有说法。现在专门谈道，似乎无处不在，然而能够把握根本、知晓末节的，恐怕只有圣人吧。现在的学者没有圣人的才能，如果不为他们详细解说，那么终身都会困顿于混沌冥暗之中，而不能从昭明的境界中觉醒。现在《周易》的《乾》《坤》二卦，足以穷尽道、贯通义，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然而伏羲为之推演出六十四卦的变化，周室又增加了六爻，这是为了追溯探测清明之道，追摹万物的根源。五音的数目不过是宫、商、角、徵、羽，但是只有五根弦的琴是无法弹奏的。必须有大小不同的弦互相配合，然后才能形成乐曲。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画出完整的形状，就不会有疑惑了。现在把这书称为“道”则内容太多，称为“物”则内容太少，称为“术”则范围太广，称为“事”则又嫌浅近，推论起来，似乎无可言说，但写书的目的，本就是希望达到不必言说的境界。道的讨论极其深奥，所以要多用言辞，以抒发其情理；万物极其众多，所以要广加论说，以通达其意蕴。文辞虽然曲折连绵、繁复悠远，但这是为了洗涤荡涤那至深的情意，使之没有凝滞阻塞，能够卷握而不散失。江河中腐烂的尸体，多得数不清，然而祭祀者仍从中取水，因为水是主体；一杯清酒，苍蝇掉进去，普通人就不会喝它，因为它变得细微了。如果真能通晓这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纲要旨，就能贯通九方天野，穿过十道天门，超脱天地，开阖山川，那么在世间逍遥自在，主宰万物的形态，也就能悠然自得了。如果能做到这样，即使挟带日月也不会被灼伤，滋润万物也不会耗尽。浩荡啊，荡涤啊，足以观览了；渺远啊，浩大啊，空旷啊，可以遨游了。

文王时代，商纣做天子，征税没有节制，杀戮没有停止，沉溺享乐，宫中拥挤如市，制造炮烙之刑，剖开劝谏者的心，剔取孕妇的胎儿，天下人同心怨恨。文王四代积累善行，修德行义，处在岐山周原一带，土地方圆不过百里，天下有三分之二归附了他。文王想要以卑弱制服强暴，为天下铲除残暴、消灭贼寇，成就王道，所以太公望的谋略产生了。

文王的事业未竟而终，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采用太公的计谋，尽力减轻赋税，亲自穿上铠甲，讨伐无道、征伐不义，在牧野誓师，登上天子之位。天下尚未安定，海内尚未和睦，武王想要昭示文王美好的德行，让远方的夷狄各自带着贡品来进献，因为路途遥远不能立即到达，所以制定了三年之丧，将文王停灵在两柱之间，等待远方来人。武王即位三年就去世了，成王还在襁褓之中，无法主政，蔡叔、管叔辅佐纣王的儿子禄父想要作乱，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执掌天子的政令，作为周室的股肱，辅佐成王，担心争斗的道路无法堵塞、臣下危害君主，所以放马于华山，放牛于桃林，毁坏战鼓、折断鼓槌，插笏板于腰带而上朝，以此使王室安宁，镇抚诸侯。成王成年后，能够处理政事，周公受封于鲁国，以此移风易俗。孔子研修成王、康王之道，传述周公的训导，用来教导七十二贤弟子，让他们穿戴那些礼服礼帽，研习那些典籍文献，于是儒家学说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事业，接受孔子的学说，但认为儒家礼仪繁琐扰人、不能使人愉悦，厚葬浪费财物、导致民众贫穷，服丧伤害生命、妨碍事务，所以背弃周代的制度而实行夏代的政令。禹的时代，天下发生大洪水，禹亲自拿着箕畚和锹，走在民众前面，疏导黄河、开通九条支流，凿通长江、沟通九条水道，开辟五湖、安定东海。在这种情况下，火烧来不及扑灭，水浸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的就葬在山陵，死在沼泽的就葬在沼泽，所以节俭财物、薄葬、短丧的学说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代，天子势力衰微，诸侯武力征伐，南方的夷、北方的狄，交替侵犯中原，中原的延续如一线般微弱。齐国的土地，东面临海、北面靠河，地域狭小、田地少，但人民多智谋技巧。桓公忧虑中原的祸患，苦于夷狄的侵扰，想要保存将亡之国、延续已绝之世，尊崇天子的地位，光大文王、武王的功业，所以《管子》一书产生了。齐景公在内沉溺声色，在外爱好狗马，打猎射箭流连忘返，好女色而不辨忠奸。建造楼台，聚众铸造大钟，在庭院中敲响，郊野的野鸡都惊叫起来，一个早上用三千钟粮食赏赐臣子，梁丘据、子家哙在左右引导，所以晏子的谏诤之言产生了。

战国晚期，六国诸侯，各居一地，被山水隔绝，在各自的境内自治，守卫各自的分地，掌握各自的权柄，擅行各自的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方伯），上面没有天子，凭借武力争夺权力，胜利者为尊，依仗联盟国家，订立重要盟约，剖分信符，结交远方的援助，来守卫他们的国家，维持他们的社稷，所以纵横家的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不害，是辅佐韩昭厘王的人。韩国是从晋国分出的国家。土地贫瘠、人民险阻，且处于大国之间，晋国的旧制度尚未完全废除，韩国的新法令又多次颁布，前代君主的政令未收回，后代君主的政令又下达，新旧相反，前后矛盾，百官混乱，不知该遵循什么。所以刑名（形名）之学产生了。

秦国的风俗，贪婪凶猛、强悍有力，缺少道义而追求利益。可以用刑罚威慑，却难以用善行教化；可以用奖赏劝勉，却难以用名节激励。凭借险要的地形、黄河环绕，四面关塞作为稳固屏障，地理优势明显，积蓄丰足。秦孝公想要凭借如虎似狼的气势吞并诸侯，所以商鞅的变法之术产生了。

至于我们刘氏（指淮南王刘安家族）的这本书，观察天地的征象，通晓古今的事务，权衡事务来确立制度，根据形势来施行适宜的措施，推究道的根本心法，融合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遗风，用来蓄积和弘扬光大（或：与天地宇宙一同积蓄发展）。在深奥幽玄之中，精心探究而无所不览，抛弃那些狭隘固执的见解，斟酌选取那美好宁静的部分，以此来统驭天下，治理万物，应对变化，贯通殊异的事类，不遵循单一的道路，不固守一隅的见解，不拘泥牵累于外物，而是与时代一同变化。所以把它放在寻常之处不会显得堵塞，推广到天下也不会显得空虚狭小。

##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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