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子·泰族训 > 古籍书库 · 西汉·刘安 · 来源：超群学道网。 > 原文依权威通行本整理；白话译文为 AI 辅助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章旨**：上天设置日月，排列星辰，调节阴阳，铺陈四时 ## 原文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县烽未转，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噞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 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应也。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动其本而百枝皆应，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於内，形气动於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 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现，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外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谓之大巧。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楮叶者，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所能及也，至众，非数所能领也。故九州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祷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谓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渊深百仞，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 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荥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虮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内也。夫蛟龙伏寝於渊，而卵割於陵。螣蛇雄鸣於上风，雌鸣於下风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圣人养心，莫善於诚，至诚而能动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内，栖神於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 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国，重译而至，非户辩而家说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内顺而外宁矣。太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饮之美酒，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密子治亶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 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故摅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甯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惯用兵也，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 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 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夫物未尝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於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犞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疲民之力。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奸人在朝，而贤者隐处。 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和，其失在权。 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骖欲驰，服欲步，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睢》兴於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平国弭乱，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 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许由异行而皆圣，伊尹、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矣，而所治者浅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於治，而有益於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而有益於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阴阳无为，故能和；道以优游，故能化。 夫彻於一事，察於一辞，审於一技，可以曲说，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甂瓯有𦳚，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簠簋，列樽俎，设笾豆者，祝也；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钟鼓不解於悬，而四夷服。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於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为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岁不一会也。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甯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 古者设法而不犯，刑错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於化民也，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 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炤炤，动于权而统於善者也。 夫观逐者於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曾子架羊，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蹐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於善者。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於丑者也。 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发，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於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义为准绳也。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节用；节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 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和，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毁鼓，偃五兵，纵牛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讴而乐之，诸侯执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灵王作章华之台，发乾溪之役，外内搔动，百姓疲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饿於乾溪，食莽饮水，枕块而死。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 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汤处亳七十里，文王处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行可夺之道，而非篡弑之行，无益於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炤々乎！从冥冥见炤々，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 且聋者，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闻者，所以通人於己也，喑者不言，聋者不闻，既喑且聋，人道不通。故有喑、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喑、聋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於类也。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浅，而物变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夫物常见则识之，尝为则能之，故因其患则造其备，犯其难则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以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缪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人莫不知学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也，犹喑、聋之比於人也。凡学者能明于天下之分，通於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构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草木之性，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末；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於本则折，尾大於要则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於治也，岂得无终始哉！ 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沼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於词，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 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尝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贵也。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未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故舜深藏黄金於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大息而抚之，所以防淫辟之风也。 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也。巧诈藏於胸中，则纯白不备，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习于行陈之事，而不知庙战之权也。晋献公之伐骊，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苏叹之，见其四世之被祸也。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非不捷也，而子胥忧之，见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鲍叔、咎犯随而辅之，知其可与至於霸也。勾践栖於会稽，修政不殆，谟虑不休，知祸之为福也。襄子再胜而有忧色，畏福之为祸也。 故齐桓公亡汶阳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晋之地而亡。圣人见祸福於重闭之内，而虑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初絻而亲迎，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於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雠之怨。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隟，树一物而生万叶者，所凿不足以为便，而所开足以为败，所树不足以为利，而所生足以为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为其来蛉穷也；狸执鼠，而不可脱於庭者，为捕鸡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棋者或食两而路穷，或予踦而取胜。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讙兜，何迁有苗。」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於乱也。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上天设置日月，排列星辰，调节阴阳，铺陈四时。白天用阳光照耀万物，夜晚让万物休息；用风吹拂使其干燥，用雨露滋润使其生长。上天化育万物，没有人看见它怎样滋养而万物却生长了；上天消亡万物，没有人看见它怎样伤害而万物却灭亡了。这就叫做“神明”（神秘莫测的造化）。圣人效法天道，因此他兴起福泽，人们看不到缘由而福泽自然兴起；他消除灾祸，人们不知道缘由而灾祸自然消除。推远它反而亲近，延续它反而疏离；考察它不可得，审视它却不虚空；每天计算似乎没有增益，一年积累却绰绰有余。湿气到来时，无人见其形状而炭秤已经变重了；风到来时，无人见其迹象而树木已经摇动了。太阳的运行，看不见它移动；良马一日倍道而驰，草木为之倒伏；烽火台还未转向，太阳已经移动到前面。所以天将要起风，草木尚未摇动而鸟儿已经飞翔；天将要下雨，阴云尚未聚集而鱼儿已经浮出水面吸气。这是因为阴阳之气相互感应而动。 所以寒暑燥湿，依据同类相互跟随；声音的响度与节奏，依据音律相互应和。因此《易经》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商王武丁（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言语，四海之内寂静无声；一旦开口发声，便震动天下。这就是天心的开合呼吸。所以一旦触动根本，百枝都会响应，就像春雨灌溉万物，浑然流淌，沛然施与，没有地方不滋润，没有东西不生长。所以圣人怀藏天心，一发声就能感化、驱动天下。因此，内心精诚所感，形气所动上达于天，那么就会有景星出现，黄龙降临，祥凤飞来，甘泉涌出，嘉禾生长，河水不泛滥，大海不起波澜。所以《诗经》说：“怀柔百神，及河峤岳。”如果违背天意，暴虐万物，那么就会日月薄蚀，五星运行失常，四时节令错乱，白天昏暗夜晚明亮，山崩水竭，冬日打雷夏日降霜。《诗经》说：“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与人之间，是相互贯通的。 所以国家危亡则天象变化，世道惑乱则虹霓出现，万物相互关联，精气邪气相互激荡。所以神妙造化的事情，不是凭借智巧能做到的，也不是依靠筋力能达到的。天地所包蕴，阴阳所孕育，雨露所滋润，化生出万物。美玉珍珠，翡翠玳瑁，文彩鲜明，润泽如水洗过，摩挲而不损耗，外显而不变质，奚仲那样的巧匠也无法复制，鲁班那样的能工也不能制造，这就叫做“大巧”。宋国有个人为他的国君用象牙雕刻楮叶，三年才刻成，茎脉叶柄毫毛毕现，颜色光泽恰到好处，混在真楮叶中无法分辨。列子说：“如果天地三年才生成一片叶子，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天地的化育，孕育就生长，吹拂就凋落，哪里像这样费尽心机呢！”所以凡是能计量的，都是小的；能数清的，都是少的。最大的东西，不是度量能达到的；最多的东西，不是数目能统计的。所以九州不能用顷亩来度量，八极不能用道路里程来计算，泰山不能用丈尺来衡量，江海不能用斗斛来测量。 所以与天地同德、与日月同明、与鬼神同灵、与四时同信的人，才能称为大人（圣人）。所以圣人怀藏天气，抱持天心，执守中道，蕴含和气，不离开庙堂而教化遍及四海，改变习俗，百姓感化而向善，就像本性如此，这是因为能以精神来感化。《诗经》说：“神之听之，终和且平。”鬼神，看它没有形状，听它没有声音，然而人们郊祭上天，遥望山川，祈祷祭祀以求福，祈雨求雨，占卜决疑以决断事情。《诗经》说：“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达到它的高度，地达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夜晚，太阳照耀白天，阴阳化育，星辰朗照，遵循其道则万物自然生长。所以阴阳四时，并不是有意生养万物；雨露按时降落，并不是特意滋养草木。只是神妙的造化相互交接，阴阳之气和谐，万物就生长了。所以高山深林，并非为了虎豹而存在；大树茂枝，并非为了飞鸟而生长；河流源远千里，深渊深达百仞，并非为了蛟龙而形成。山成就它的高峻，水成就它的广大，山居的兽类栖息树上，鸟儿筑巢枝头或洞穴藏身，水中潜游陆上行走，各自得到安宁的所在。 大生小，多生少，这是天道。所以小土丘不能生云雨，小水塘不能养鱼鳖，因为它们太小。牛马身上蒸发的气，生出虮虱；虮虱身上蒸发的气，不能生出牛马。所以化生来自外部，并非源于内部。蛟龙潜伏在深渊，却把卵产在陆地上。螣蛇雄的在上风鸣叫，雌的在下风鸣叫，就能化生出形体，这是精气达到极点。所以圣人涵养心性，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至诚就能感化万物。当今有道之人，将精气蕴藏在内，让精神栖息于心，静默恬淡，心中和谐，邪气无法滞留，四肢关节，毛发腠理通畅疏泄，那么身体机枢调和利顺，百脉九窍无不顺通，他所栖居的精神得到安放，哪里需要节制按摩、修整毛发呢！ 圣明的君主在上位，广阔而无形，寂静而无声，官府好像无事可做，朝廷好像无人在位。没有隐士，没有遗民，没有劳役，没有冤案，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君主的德行，效法君主的旨意，远方的夷狄之国，辗转翻译前来归附，这不是靠一家一户去辩说劝导，而是推行他的诚心，施与天下而已。《诗经》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内部顺从则外部安宁。太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人攻打他，他拄着鞭策离开。百姓携老扶幼，背着锅灶，翻越梁山，在岐山周原下安家，这不是政令能够召集来的。秦穆公因为乡下人吃了他的骏马肉而不忍心伤害他们，给他们美酒喝，后来在韩原之战中，这些人拼死作战报恩，这不是契约所能要求的。宓子贱治理单父，巫马期前去观察教化，见到晚上捕鱼的人，捕到小鱼就放掉，这不是刑罚能够禁止的。孔子担任鲁国司寇，道路上没人拾取丢弃的东西，集市上不虚报价格，种田打鱼的人都礼让年长者，头发花白的老人不背负重物，这不是法律能够导致的。 箭之所以能射远射穿坚硬物体，靠的是弩的力量；之所以能射中靶心穿透细微之处，靠的是端正心念；赏善罚暴，靠的是政令；之所以政令能推行，靠的是精诚。所以弩虽强，不能独自射中；政令虽明，不能独自推行；必须依靠内在的精气与之配合，施行大道。所以推行道义来施与百姓，而百姓却不听从，是因为没有施与诚心。天地四时，并不是有意生养万物，是神妙造化交接，阴阳和谐，万物才得以生长。圣人治理天下，不是改变百姓的本性，而是顺着他们固有的天性来引导、涤荡。所以因循则能成就其大，刻意改变则成就其小。禹开凿龙门，劈开伊阙，疏通江河，向东注入大海，是顺应水的流向。后垦草开荒，施肥种谷，使五谷各得其宜，是顺应地势。商汤、周武王用三百辆战车，三千甲兵，讨伐暴乱，制服夏、商，是顺应百姓的意愿。所以能够因循顺应，就能无敌于天下。事物有其自然规律，然后人事的治理才有依据。所以好的工匠不能砍削金属，巧妙的冶炼不能熔化木材，因为金属的特性不可砍削，而木材的本性不可熔化。揉捏陶土制成器皿，挖空木头做成船，熔化铁制成刀刃，铸造金属做成钟，都是顺应它们可塑的特性。驾驭马，役使牛，让鸡报晓，让狗守门，都是顺应它们的自然本性。百姓有好色的本性，所以制定大婚的礼仪；有饮食的本性，所以制定大飨的礼节；有喜乐的本性，所以制作钟鼓管弦的音乐；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丧服哭泣跳踊的礼节。所以先王制定礼法，是根据百姓的喜好来为之设立节制修饰的规范。根据好色而制定婚姻之礼，所以男女有别；根据喜好音乐而订正《雅》、《颂》之声，所以风俗不流荡；根据安居家庭、乐于妻子，教导他们顺从，所以父子有亲情；根据喜好交友而教导他们敬爱兄长，所以长幼有次序。然后制定朝聘之礼以明贵贱，举行飨饮演习射礼以明长幼，按时田猎整军以习惯用兵，进入学校以修习人伦。这些都是人本性中所有，而圣人加以成就的。 所以没有相应的本性，不可教导训化；有相应的本性，没有后天的培养，不能遵循大道。茧的本性是丝，但不是得到工女用热水抽丝，就不能成丝；蛋孵化为雏，不是慈母温暖孵化，历经多日，就不能成为雏；人具有仁义的资质，不是圣人为之设立法度并教导，就无法使其走向正道。所以先王的教化，是根据百姓的喜好来劝勉他们向善，根据百姓的厌恶来禁止奸邪。所以刑罚不用，而威严如流水般通行；政令简约，而教化如神明般显耀。所以顺应其本性，则天下听从；违背其本性，则虽立法律而不能施行。从前五帝三王执政施教，一定采用“参伍”之法。什么叫“参伍”呢？向上取法天象，向下取法地理，中间取法人伦，于是设立明堂之朝，施行明堂之政，用来调和阴阳之气，协和四时之节，以避免疾病灾害。俯察地理，用来制定度量标准，考察山陵、平原、水泽肥沃贫瘠高低适宜，确立事业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的祸患。中间考察人的德行，用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道，以治理人伦、消除暴乱的祸害。于是澄澈分辨金木水火土的特性，确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区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规律，确立君臣之义而成国；考察四时季节的次序，确立长幼之礼而成官。这叫做“参”。制定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叫做“五”。于是划分土地设立州郡，分派职责进行治理，筑城而居，划分住宅使他们分开居住，分配财物衣食，设立大学教育他们，早起晚睡劳作。这是治理的纲领。 然而得到贤人就举用，失去贤人就废弛。尧治理天下，政教平和，恩德润泽，在位七十年，于是寻求能托付天下的人，命令四方诸侯推荐地位低下的人才。四岳举荐舜给尧。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观察他如何处理家内事务；任命他管理各种官职，观察他处理外部事务。舜进入大山林，遇到猛烈风雨也不迷路，于是尧把天下托付给他，把九个儿子托付给他，赠送给他昭华之玉，而传让天下。尧认为即使有法度，儿子朱丹也不能统御天下。事物从来没有只有张开而没有松弛，只有成功而没有毁败的。只有圣人能够兴盛而不衰落，盈满而不亏损。神农最初制作琴，是用来归聚精神；等到他沉溺享乐，就背离了天性。夔最初制作音乐，都符合六律调和五音，用来通达八方之风；等到衰败时，沉湎于放纵享乐，不顾政治，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用来分辨治理百官，统理万事，愚笨的人可以因此不忘事，聪明的人可以因此记录长远之事；等到衰败时，出现奸邪刻薄的伪造文字，用来开脱有罪的人，杀害无辜。汤最初建立苑囿，是用来供给宗庙祭祀的牺牲，检阅士兵，练习射箭驾车，以防备意外；等到衰败时，驰骋打猎，侵占百姓农时，疲敝民力。尧举用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和，奸邪止息，诉讼平息而衣食充足，贤人劝勉向善而不贤的人感怀其恩德；等到末世，朋党勾结，各自推举同伙，废除公事追求私利，内外互相推举，奸邪之人在朝，而贤能之士隐居。 所以《易经》的流弊，是迷信卦象；《尚书》的流弊，是辞藻铺陈；音乐的流弊，是过度放纵；《诗经》的流弊，是怪僻邪说；礼制的流弊，是苛责他人；《春秋》的流弊，是讥刺攻击。天地之道，发展到极端就会反转，盈满就会减损。五色虽然鲜明，有时会变色；茂密的树木丰盛的草，有时会凋落；事物有盛有衰，不能永远保持原状。所以圣人事穷则变革，法弊则改制，并非乐于改变古制、更易常规，而是为了拯救失败扶持衰败，抑制过度纠正错误，以调和天地之气，顺应万物之宜。圣人像天覆盖、地承载，像日月照耀，阴阳调和，四时化育，万物不同，没有旧也没有新，没有疏也没有亲，所以能效法天。天不止一种气候，地不止一种利益，人不止一种事业，所以事业不得不多种多样，趋向行动不得不各有不同。五行气质不同却都调和，六艺科目不同却都同道。温柔和顺，是《诗经》的风教；淳朴敦厚，是《尚书》的教导；清明通达，是《易经》的义理；恭敬节俭尊让，是礼制的要求；宽厚简易，是音乐的感化；讽刺辨别义理，是《春秋》的笔法。所以《易经》的流弊是神秘化，音乐的流弊是淫靡，《诗经》的流弊是愚执，《尚书》的流弊是拘泥，礼制的流弊是刻薄，《春秋》的流弊是诽谤。这六种，圣人兼收并蓄并加以裁制。失去根本就会混乱，得到根本就能治理。美好在于和谐，失误在于权变。 水火金木土谷，是不同的事物但都可以任用；规矩权衡准绳，是不同的形制但都可以施用；丹青胶漆，性质不同但都可以使用，各自有适合的地方，事物各有其宜。车轮要圆，车舆要方，车辕要顺，车衡要横，是趋势运用方便。骖马想快跑，服马想慢行，衣带不厌新，钩环不厌旧，是因为所处环境适宜。《关雎》以鸟起兴，君子赞美它，是因为它的雌雄不乱居；《鹿鸣》以兽起兴，君子推崇它，是取其见食物而相呼共食；泓之战，宋军失败国君被擒，《春秋》推崇它，是取其不击鼓进攻不成列的军礼；宋伯姬因不肯越礼而被烧死，《春秋》推崇它，是取其不逾越礼制行事。成就功业建立事功，哪里值得夸耀呢！只是就其主旨所言而取其一概罢了。王子乔、赤松子，远离尘世纷扰，吸食阴阳和气，吐故纳新，身体轻盈能飞，乘云驾雾，可以说是善于保养性命了，但不能算是孝子。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平定国家消除叛乱，可以说是忠臣了，但不能算是悌弟。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是为了替天下铲除残暴贼人，可以说是仁惠的君主了，但不能算是忠臣。乐羊攻打中山国未能攻克，中山国国君烹杀了他的儿子，送肉给他吃以示威吓，乐羊可以说是良将了，但不能算是慈父。 所以可以认为可以的，而不可以认为不可以；不可以认为不可以的，而可以认为可以的。舜和许由行为不同但都是圣人，伊尹和伯夷道路不同但都是仁人，箕子和比干趋向不同但都是贤人。所以用兵的人，有的轻率有的稳重，有的贪婪有的廉洁，这四种人品性相反，却缺一不可。轻率的想行动，稳重的想停止，贪婪的想获取，廉洁的不取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勇敢的人可以命令他们进攻搏斗，而不能让他们坚守；稳重的人可以命令他们稳固防守，而不能让他们冲击敌人；贪婪的人可以命令他们进取，而不能让他们尽忠职守；廉洁的人可以命令他们安守本分，而不能让他们攻城略地；守信的人可以命令他们信守约定，而不能让他们应对变故。这五种人品性相反，圣人兼收并蓄并加以裁制使用。天地不只包含一种事物，阴阳不只生出一类事物。大海不排斥涓涓细流而成就其大，高山不排斥土石而成就其高。如果固守一隅而遗漏万方，选取一物而抛弃其余，那么得到的就少，治理的就浅薄了。 治理天下，道不可以小；地域广大，制度不可以狭隘；地位崇高，事务不可以烦琐；百姓众多，教化不可以苛刻。事情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繁琐就难以实行，索取过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量，到一丈必然有差错；一铢一铢地称，到一石必然有误差。用石来称，用丈来量，直接而少有失误；挑拣丝缕，数着米粒下锅，繁琐却不明察。所以把握大纲容易发挥智慧，纠结细节难以运用聪明。所以对治理没有益处而只增加烦琐的，圣人不做；对实用没有好处而只增加耗费的，智者不行。所以功业不厌简约，事务不厌精简，需求不厌寡少。功业简约，容易成功；事务精简，容易治理；需求寡少，容易满足。这样就容易行事，委任人才也容易了。孔子说：“小的辩说损害言论，小的利益损害道义，小的技艺损害大道，见识狭小不能通达，必须简约。”河流因为蜿蜒曲折，所以能流得远；山陵因为起伏缓进，所以能升得高；阴阳因为无为，所以能和谐；道因为优游从容，所以能化育万物。 精通一事，明察一辞，审知一技，可以偏解，却不能广泛应对。蓼菜排成行列，瓦罐有棱有角，称着柴薪来烧火，数着米粒来做饭，可以治理小事，却不能治理大事。圆形符合规，方形符合矩，行动能排成兽阵，静止能排成花纹，可以用于愉悦舞蹈，却不能用于列阵作战。洗杯而后进食，洗爵而后饮酒，洗手而后奉食，可以供奉少数人，却不能宴请众人。现在举行祭祀，屠杀切割烹煮牲畜，剥狗烧猪，调和五味的，是厨师；陈列簠簋，排列樽俎，设置笾豆的，是司祭（祝）；整齐明净穿着盛服，深沉静默不言语，作为神灵依附的，是尸（代神受祭的人）。厨师和司祭虽然能力不足，尸也不能越过樽俎来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人，收紧小弦而放松大弦；处理事务的人，地位低的人劳累而地位高的人安逸。舜做天子，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诗，天下就治理好了。周公面前摆着菜肴不撤去，钟鼓悬挂不解下，而四方夷狄就归服了。赵政（秦始皇）白天判决案件夜晚处理文书，御史的车马在郡县间往来频繁，反复审查催促，南戍五岭防备越人，北筑长城防守胡人，然而奸邪之事滋生，盗贼成群结队，事务越繁杂而乱子越多。 所以法律，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本身；就像弓箭，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本身。黄帝说：“广大深远，是遵循上天的威德，与元气同质。”所以与元气同质的可以称帝，与道义同质的可以称王，与力量同质的可以称霸，一样都没有就会灭亡。所以君主有征伐他国的意图，邑里的狗会成群嚎叫，雄鸡夜间打鸣，武器库的兵器会响动，战马会受惊。现在如果解除了怨恨停止战争，家中的老人安然入睡，街巷没有聚众，妖邪灾害不生，这不是法律应验的结果，而是精气感应的体现。所以不用言语就有信用，不用施予就有仁爱，不用发怒就有威严；这是天心感应化育的结果。施予才有仁爱，说话才有信用，发怒才有威严；这是精诚感通的结果。施予却不仁爱，说话却无信用，发怒却无威严；这是仅靠外在表象行事的结果。所以有道来统摄，法律虽少，也足以教化；无道来实行，法律虽多，也足以致乱。 治理自身，最上等的是涵养精神，其次是保养形体；治理国家，最上等的是道德感化，其次是端正法度。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经络安宁，这是养性的根本；使肌肤丰满，肠胃充实，满足嗜好欲望，这是养生的末节。百姓相互谦让，争处卑位，舍弃利益，争受少利，努力做事，争就劳苦，每天受到上位者感化而向善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治国的上策。以利益赏赐来劝勉向善，畏惧刑罚而不做非法之事，法令严明于上而百姓顺服于下，这是治国的末节。上世注重根本（养化），下世从事末节（正法），这是太平盛世不能出现的原因。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世代都有，而可以参与复兴治世的臣子万中无一，用万分之一的可能去寻求不是世代都有的君主，这就是千载难逢的原因。水的本性是柔顺清澈，穷谷中的污秽，会长出青苔，这是因为没有疏导它的本性。挖掘它流经的地方使之加深，堵塞它溃决的地方使之增高，让它顺着地势流动，趁着低洼处流淌，即使有腐烂的草木残渣，也不能污染它。水的本性没有不同，关键在于通塞与否。风俗也是如此。确实能开通他们善良的志向，防范他们邪恶的心念，开启他们向善的道路，堵塞他们奸邪的途径，让他们同走一条正道，那么百姓的本性就可以向善，风俗就可以美好了。所以推崇扁鹊，不是推崇他根据病症调药，而是推崇他诊察血脉，知道病从何生。所以推崇圣人，不是推崇他们根据罪行来施用刑罚，而是推崇他们知道祸乱从何而起。如果不整治风俗，放纵他们走向邪恶，然后跟随用刑罚，用法律来约束，即使残害天下，也不能禁止。 禹凭借夏朝称王，桀使夏朝灭亡；汤凭借殷朝称王，纣使殷朝灭亡。并不是法度不存在，而是纲纪不张，风俗败坏了。三代的法度没有消亡，而天下得不到治理，是因为没有三代君主的智慧；六律都具备，却没有人能欣赏，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律虽在，必须等待圣人而后才能治理；乐律虽备，必须等待知音而后才能听懂。所以国家存在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法律，而是因为有贤人；国家灭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没有贤人。晋献公想攻打虞国，因为宫之奇还在，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不敢出兵。用宝玉骏马贿赂虞公，宫之奇劝谏而不被听从，进言而不被采纳，于是越过国境离开，晋国荀息攻打虞国，兵不血刃，抱着宝牵着马而归。所以防守不必依靠护城河就能坚固，攻击不必依靠冲车就能攻克，在于得到贤人还是失去贤人。所以臧武仲凭借他的智慧保存了鲁国，而天下没有人能灭亡鲁国；蘧伯玉凭借他的仁德安宁了卫国，而天下没有人能危害卫国。《易经》说：“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说的“无人”，不是指没有百姓，而是指没有圣人来统理治理。百姓没有廉耻，就无法治理；不修习礼义，廉耻心就无法树立。百姓不懂礼义，就无法端正行为；不推崇善行摒弃丑恶，就不会趋向礼义。没有法律不能治理，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律。法律能杀死不孝之人，却不能使人做出孔子、曾子那样的行为；法律能惩罚盗贼，却不能使人有伯夷那样的廉洁。孔子有七十弟子，门徒三千，都能在家孝顺在外敬兄，言辞成为文章，行为成为仪表，这是教育所成就的。墨子的服役者有一百八十人，都能让他们赴汤蹈火，死不后退，这是感化所导致的。在肌肤上刻字，在皮革上刺染，创伤流血，这是极其痛苦的；但越人这样做，是为了求取荣耀。圣王在上，彰明好恶以示人，经由诽谤和赞誉来引导，亲近贤人而进用，鄙弃不肖而斥退，没有创伤流血的痛苦，却有高于世人尊贵显赫的名声，百姓怎能不听从！ 古时候设立法律而无人触犯，刑罚搁置而不使用，并非可以刑罚而不刑罚；而是百工都适时劳作，各项事业都兴盛，礼义修明而任用贤德之人。所以推举天下最高尚的人，担任三公；一个诸侯国最高尚的人，担任九卿；一个县最高尚的人，担任二十七大夫；一个乡最高尚的人，担任八十一元士。所以才智超过万人的叫做“英”，超过千人的叫做“俊”，超过百人的叫做“豪”，超过十人的叫做“杰”。明白天道，明察地理，通晓人情。德行足以容纳众人，恩德足以怀柔远方，信义足以统一差异，智慧足以通晓变化的人，是人群中的“英”；德行足以教化，品行隐含道义，仁爱足以得众，明察能够烛照下民的人，是人群中的“俊”；品行足以成为榜样，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分财，诚信可以使人守约，做事可为法则，出言可以称道的人，是人群中的“豪”；坚守职责而不废弃，恪守道义而不勾结，遇到危难不苟且逃避，见到利益不苟且获取的人，是人群中的“杰”。英、俊、豪、杰，各自按其才能大小，处在合适的位置，得到适宜的安置，由根本流向末节，用重的控制轻的，上位者倡导而百姓应和，上位者行动而下位者跟随，四海之内，同心同归，背离贪婪鄙陋而趋向义理，这对于教化百姓，就像风吹草木，没有不随风倒伏的。现在让愚人教导智者，让不肖者领导贤人，即使用严刑重罚，百姓也不会听从。弱小的不能制服强大。 所以圣明的君主举用贤人来建立功业，不肖的君主举用与自己臭味相投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称王天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诸侯，这是举用贤人建立功业。吴王夫差任用太宰嚭而灭亡，秦国任用李斯、赵高而灭亡，这是举用与自己同类的人。所以观察他举用的人，治乱就能显现；考察他的党羽，贤与不肖就能论定。圣人受委屈，是为了求得施展；弯曲，是为了求得伸直；所以即使走出邪僻的道路，行走在幽暗的途径，也是为了走上光明正大的大道，成就大的功业。就像走出森林不可能有笔直的道路，拯救溺水的人不可能不弄湿脚。伊尹担忧天下不太平，调和五味，背着鼎俎而奔走。五次到桀那里，五次到汤那里，是想把浊乱变为清明，把危险变为安宁。周公作为周王室的辅佐，辅佐成王，管叔、蔡叔拥戴公子禄父想要作乱，周公诛杀他们以安定天下，是出于不得已。管子担忧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夷狄侵犯中原，百姓不能安居，所以蒙受耻辱而不死，是想忧虑夷狄的祸患，平定夷狄的乱局。孔子想实行王道，东西南北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主都没有遇到知音，所以借卫夫人、弥子瑕的关系想推行他的道义。这些都是想要平定险阻扫除污秽，从黑暗走向光明，依据权变而统归于善道的。 所以观看追逐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样子，观看走路的人要看他终点的情形。所以舜流放弟弟，周公诛杀兄长，仍然是仁爱的表现；文公种植米饭，曾子架羊（此处典故未详），仍然是智慧的表现。当今之世，丑恶必定假托善来为自己辩解，邪僻必定蒙蔽正来为自己开脱。游说不论国家，做官不择职位，行为不避污秽，说是伊尹的道路；争夺财物，亲戚兄弟结怨，骨肉相互残害，说是周公的道义；行为没有廉耻，受辱而不死，说是管子的趋向；行贿赂，趋附权势之门，立私废公，结党营私以求容身，说是孔子的学说。这使得君子小人，混淆杂乱，无人能辨别是非。所以百川奔流，不注入海洋的不能称为山谷；趋向奔走急行，不归向善的不能称为君子。所以善言归结于可行，善行归结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位俸禄而看重自身，不因欲望伤害生命，不因利益拖累形体；李克竭尽全力，统领百官，安抚万民，使他的君主在生时没有荒废的事业，死后没有遗留的忧虑，这是行为不同但都归向善道。张仪、苏秦家庭没有常住的地方，自身没有固定的君主，合纵连横之事，做倾覆的谋划，搅乱天下，扰乱诸侯，使百姓不得安宁，有时合纵有时连横，有时聚合弱者，有时辅助强者，这是行为不同但都归向丑恶。 所以君子的过错，就像日月的蚀亏，有什么损害于光明呢！小人的行为，就像狗在白天叫，猫头鹰在黑夜看见东西，对善道有什么益处呢！有智慧的人不随意行动，选择善事而去做，计较道义而行之，所以事情能成功功业足以依赖，身死而名声足以称颂。即使有智慧才能，必须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确立。智慧才能急驰奔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贯之地以仁义为准绳，符合的就叫君子，不符合的就叫小人。君子即使死亡，他的名声不会磨灭；小人即使得势，他的罪行不会消除。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而右手自刎喉咙，愚蠢的人也不会做，因为自身比天下更尊贵。为君主亲人的危难赴死，视死如归，是因为道义比自身更重大。天下，是最大的利益，与自身相比就小了；自身，是最重要的，与道义相比就轻了；道义所保全的更大。《诗经》说：“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说的是以信义为准绳。想要成就霸王之业的人，必定得到能取胜的人；能得到能取胜的人，必定是强大的；能强大的，必定是能利用人力的；能利用人力的，必定是能得人心的；能得人心的，必定是能自我修养得当的。 所以心，是自身的根本；自身，是国家的根本。没有自我修养得当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自我修养不当而得到人心的。所以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使百姓安宁；使百姓安宁的根本，在于使他们用度充足；使他们用度充足的根本，在于不侵占农时；不侵占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事务；减少事务的根本，在于节约用度；节约用度的根本，在于回归本性。没有摇动根本却能使末节安静，污染源头却能使水流清澈的。所以了解性命实情的人，不致力于本性所无能为力的事；了解命运实情的人，不忧愁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不高建宫室，不是爱惜木材；不大铸钟鼎，不是爱惜金属。只是率性而行，尽其性命之情，那么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楷模。 现在眼睛喜好五色，口齿咀嚼美味，耳朵沉溺五声，七窍相互争斗来伤害自己的本性，每天引动邪欲来浇灌自身，连自身都调理不好，怎能治理天下呢！所以自身修养得当节制，那么养育百姓就能得其心了。所谓拥有天下，不是指身居权势地位，接受传国玉玺，拥有尊崇的称号，而是指能运用天下的力量，而得到天下的心。商纣王的领土，左边是东海，右边是流沙，前面是交趾，后面是幽都，军队从容关起，到达浦水，士兵有亿万之多，然而都倒转箭头，放下武器投降。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指挥他们，商军就瓦解逃跑，土崩瓦解。商纣王有天子之名，却没有一人的德行，所以失掉了天下。所以夏桀、商纣不能称为王，商汤、周武王不能称为放逐。周朝处在酆镐之地，方圆不过百里，却在牧野誓师讨伐纣王，进入占据殷国，朝拜成汤的宗庙，旌表商容的里巷，封缮比干的坟墓，释放被囚的箕子。于是折断鼓槌，毁坏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放牧牛马，插笏上朝，天下百姓欢歌称颂，诸侯捧着禽鸟来朝见，这是得到了民心。阖闾攻打楚国，五次战斗进入郢都，烧毁高府的粮仓，打破九龙之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住在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逃奔随国，百姓父兄携老扶老跟随他，于是相继成为致勇的战士，都奋臂为他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帅来排列队伍，各自拼死效力，击退吴军，收复楚地。楚灵王建造章华之台，发动乾溪的劳役，内外骚动，百姓疲惫不堪，弃疾乘着百姓的怨恨而拥立公子比。百姓挥臂离开他，灵王在乾溪饿肚子，吃野草喝污水，枕着土块死去。楚国的山川不变，土地不变，百姓的本性没有不同，昭王时人们相继为他牺牲，灵王时人们背叛离开他，这就是得到民心与失去民心的区别。 所以天子得道，守卫在四方夷狄；天子失道，守卫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卫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卫在边境。所以汤处在亳，方圆七十里，文王处在酆，方圆百里，都能号令天下，令行禁止。周朝衰落时，戎人在楚丘俘虏了凡伯。所以得道就能以百里之地号令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受制于冀州。所以说：不能依仗它（指失道后的疆域）不……（原文至此结束，意为不能依仗外在的强势而忽略内在的根本） ##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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