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五蠹 > 古籍书库 · 战国·韩非 · 来源：超群学道网。 > 原文依权威通行本整理；白话译文为 AI 辅助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如有疏漏敬请指正。 **章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人类抵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扰 ##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搆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搆木钻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於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於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𦝼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饟；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备适於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於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势，寡能怀於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於爱、听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於君而曲於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脩行义而习文学。行义脩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闲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於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於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乱；行身者竞於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於法，动作者归之於功，为勇者尽之於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於内，言谈者为势於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於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於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於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於其听说也，於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於内，而事智於外，则不至於治强矣。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於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於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於从，卫亡於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於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於内而政乱於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於敌，退则死於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於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於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上古时代，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人类抵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扰。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架木为巢来躲避各种伤害，民众很高兴，便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们生吃瓜果、蚌、蛤等，腥臊难闻且伤害肠胃，百姓多生疾病。又有圣人出现，钻木取火来烧熟食物去除腥臊，民众很高兴，便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先后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有人还在架木筑巢，一定会被鲧、禹嘲笑；在商周时代有人还在疏通河道，一定会被汤、武王嘲笑。那么，在当今之世如果有人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治国之道，也一定会被当代的圣人嘲笑。因此，圣人不期望遵循古代，不效法固定常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据此制定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个耕田的人，田中有个树桩，一只兔子跑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希望再得到兔子。兔子没能再得到，他自己却成了宋国的笑柄。如今想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来治理当今的民众，都是守株待兔之类的做法。 古代男子不耕种，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皮毛足够穿。不费力劳作而给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民众不争。因此不需要厚重的赏赐，也不需要严厉的刑罚，民众自然安定。如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就已经有了二十五个孙子。所以人口众多而财物匮乏，劳作辛苦而给养微薄，所以民众争夺，即使加倍奖赏、屡次刑罚也难免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屋顶不修剪，椽子不砍削，吃糙米饭，喝野菜汤，冬天穿小鹿皮袄，夏天穿粗麻衣，即使是现在看门人的衣食条件，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干活走在民众前面，大腿没有胈肉，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重。由此说来，古代把天子之位让出去，是摆脱看门人的给养和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子孙世代还能坐车出行，所以人们看重这个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辞让，能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之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真实差异。住在山上要到溪边打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水边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挖渠排水。所以饥荒之年的春天，即使是亲弟弟也不给饭吃；丰收之年的秋天，即使是远客也一定招待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而偏爱过客，而是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看轻财物，不是因为他们仁义，而是因为财物多；今天人们争夺，不是因为他们卑鄙，而是因为财物少；古人轻易辞去天子之位，不是因为他们高尚，而是因为天子权势微薄；今天人们争夺官位，不是因为他们卑下，而是因为官位权势重大。所以圣人根据财物多少、权势大小来制定政策。因此刑罚轻不算仁慈，诛杀严不算暴虐，都是适应社会情况而推行的。所以政事要随着时代变化，措施要适应现实需要。 古时候周文王处在丰、镐之间，方圆百里，施行仁义而感化了西戎，于是称王天下。徐偃王处在汉水以东，方圆五百里，施行仁义，割让土地来朝拜他的有三十六个国家，楚文王担心他危害自己，发兵攻打徐国，于是灭掉了它。所以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丧失了国家，这说明仁义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就不同。舜的时候，有苗族不服从，禹将要讨伐它，舜说：“不行。德行不够而动用武力，不是正道。”于是修行教化三年，拿着干戚起舞，有苗族才归服。共工打仗时，铁制的兵器锋利的才能伤到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就会伤到身体，这说明干戚用于古代而不用于今天。所以说：事情不同，措施就要改变。上古时代在道德上竞争，中古时代在智谋上角逐，当今时代在武力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不善辩，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那些。”于是发兵攻打鲁国，在距鲁国都门十里处划定国界。所以偃王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善辩智而鲁国削弱。由此说来，仁义辩智，不是用来保有国家的东西。放弃偃王的仁爱，停止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实力去对抗万乘之国，那么齐国、楚国的侵略意图在两国就无法得逞了。 古代和当今风俗不同，新旧时代的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缓的政策来治理急剧变化的世道民众，就像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的祸患。如今儒家、墨家都称颂先王兼爱天下，把民众视为父母。怎样证明他们是这样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罚时，国君为此停止音乐；听到死刑的报告，国君为此流泪。”这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像父子关系那样就一定太平，推论起来，那就不会有不和睦的父子了。人的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深厚的，父母都爱护子女却未必能管教好，即使爱护得很深，为何就一定不乱呢？如今先王爱护民众，不会超过父母爱护子女，子女未必不叛乱，那么民众又怎能治理好呢？况且按照法律执行刑罚而国君为之流泪，这是为了表现仁爱，不是为了治理国家。流泪不想用刑是仁爱，然而不能不用刑是法律，先王遵从法律而不听从哭泣，那么仁爱不能用来治国也就很明显了。况且民众本来就是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阐明道义周游天下，天下人喜欢他的仁爱，赞美他的义行，但追随他做事的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爱的人少，能实行义行的人太难。所以天下那么大，能追随他做事的只有七十人，而真正仁义的只有一个人。鲁哀公是个平庸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国家，国内的民众没有敢不服从的。民众本来就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确实容易让人服从，所以孔子反而成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不是被鲁哀公的仁义感化，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按照仁义，孔子不会臣服于鲁哀公；凭借权势，鲁哀公却能使孔子臣服。如今学者劝说君主，不凭借必定能取胜的权势，却致力于推行仁义就可以称王，这是要求君主都达到孔子的境界，而把世上的普通民众都当作孔子的弟子，这是必然做不到的。 如今有个不成器的儿子，父亲发怒他不改，同乡人斥责他不动摇，老师教育他不改变。用父母的慈爱、同乡人的品行、老师的智慧，这三种美德加在他身上，最终连他腿上的毫毛都触动不了，依然不改；地方官吏拿着官兵、执行公法追查奸人，然后他才害怕，改变品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儿子，必须依靠官府的严刑，因为民众本来就是骄纵于慈爱，服从于威势。所以十仞高的城墙，连善于跳跃的楼季也爬不上去，因为陡峭；千仞高的山，瘸腿的母羊也容易上去放牧，因为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使法律严峻、刑罚严厉。一丈左右的布帛，普通人不会放手；百镒黄金，盗跖也不会去拿。如果不是一定会受害，普通人不会放弃布帛；如果一定会烫手，盗跖就不会去拿百镒黄金，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严格执行刑罚。因此奖赏不如丰厚而守信，让民众觉得有利；刑罚不如严厉而必行，让民众畏惧；法律不如统一而稳定，让民众知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改变，执行刑罚不赦免。用赞誉辅助奖赏，用诋毁伴随刑罚，那么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之人都会竭尽全力了。 如今却不是这样。因为有功劳就封爵，却又鄙视做官的人；因为努力耕作就奖赏，却又看轻经营家业；因为不接受俸禄就排斥他，却又推崇轻视世俗；因为触犯法律就惩罚他，却又赞美他勇敢。毁誉、赏罚所加的对象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败坏，民众更加混乱。如今兄弟被人侵犯就一定反击，这是正直；朋友被人侮辱就随之报仇，这是忠贞。正直忠贞的品行形成了，却触犯了君主的法律。君主尊重正直忠贞的行为，却忘记了触犯禁令的罪过，所以民众在勇力上竞争而官吏无法制止。不从事体力劳动却有衣食，就说他有才能；没有战功却获得尊荣，就说他贤能。贤能的行为形成了，却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喜欢贤能的行为，却忘记了兵力衰弱土地荒芜的祸患，那么私人行为得逞而公共利益就消失了。 儒家学者用文章扰乱法制，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而君主都以礼相待，这就是混乱的原因。触犯法律的应治罪，而那些先生们却因文学被录用；违反禁令的应诛杀，而那些侠客却因私斗被供养。所以法律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取用的；官吏所诛杀的，正是君主所供养的。法律和君主的取向、官吏和君主的供养四个方向互相矛盾，没有固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所以推行仁义的人不应受赞誉，赞誉了就会损害功业；文学之士不应被任用，任用了就会扰乱法制。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父亲偷羊，他报告了官吏，令尹说：“杀了他！”认为他对君主忠诚却对父亲大逆不道，结果判了他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作战，三次作战三次败逃，孔子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年老的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孝顺，提拔了他。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奸邪之事就没人上报了；孔子奖赏了逃兵，鲁国的民众就轻易投降败逃了。君主和父亲的利益如此不同，而君主却同时推崇个人的品行，却想求得国家的福运，那是不可能的。古时候仓颉造字，自环的称为“私”，背弃“私”的称为“公”，公和私的相背，仓颉本来就知道了。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一致，是不明察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不如修养品行、学习文学。品行修养好就能被信任，被信任就能获得官职；学习文学就能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能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的好处。那么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政治如果如此，国家必然混乱，君主必然危险。所以不相容的事物，不能同时存在。斩杀敌人的人受奖赏，却又推崇慈惠的品行；攻城略地的人获得爵禄，却又相信兼爱的学说；加强军备防备战乱，却又赞美儒者的服饰；使国家富裕靠农业，抵抗敌人靠士兵，却又尊重文学之士；废弃敬畏君主遵守法律的民众，却供养游侠刺客之类。行为如此，想要国家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侠客，危难时却使用甲士，所利用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不是所利用的。所以从事劳役的人荒废本业，游学的人日益众多，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如今世人所说的贤者，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者，是精微玄妙的言论。精微玄妙的言论，是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理解的。现在用普通人的法则，却采用上等智慧者都难以理解的言论，那么民众就无从知晓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不整的人不会期望锦绣衣裳。治理世事，紧急的事情都办不到，次要的事情就更不用做了。如今所治理的政事，民间的日常事务，夫妻之间都能明白的事情都不用，却仰慕上等智慧者的言论，这就背离了治国之道。所以精微玄妙的言论不是民众所需要的。至于贤良忠贞的行为，一定会推崇不欺骗的君子。不欺骗的君子，也没有不欺骗的方法。平民之间交往，没有雄厚的财富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威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要寻找不欺骗的君子。如今君主掌握控制别人的权势，拥有一国的雄厚财富，凭借厚重的赏赐和严厉的刑罚，掌握了权力，运用明确的法术来洞察一切，即使有田常、子罕那样的奸臣，也不敢欺骗，何必等待不欺骗的君子呢？如今忠贞诚信的士人不足十个，而国内的官职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士人，那么人才就不够填补官职，人才不够填补官职，那么能治理的人就少而扰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统一法律而不追求个人智慧，坚定权术而不仰慕个人诚信，这样法制不会败坏，群官也不会奸诈了。 如今君主对于言论，喜欢它的巧妙而不考察是否恰当；对于行为，赞美它的名声而不追究实际功效。所以天下众多的人，那些谈论事情的人追求巧妙却不考虑是否适用，因此满朝廷都是称颂先王、谈论仁义的人，而政事不免混乱；修身立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而不符合实际功业，所以贤智之士隐居山林、辞谢俸禄，而兵力不免衰弱，政事不免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民众所赞誉的，君主所推崇的，是使国家混乱的方法。如今国内的民众都在谈论治国，每家都藏有商鞅、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贫穷，因为谈论农耕的人多，实际耕种的人少；国内都在谈论军事，每家都藏有孙子、吴起的兵书，兵力却越来越弱，因为谈论打仗的人多，实际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民众的劳力，不听信他们的言论；奖赏他们的功绩，禁止无用的事情；这样民众就会竭尽死力来追随君主。耕种是辛苦的劳作，但民众愿意做，因为可以因此富裕；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但民众愿意做，因为可以因此尊贵。如今学习文学、练习言谈，没有耕种的辛苦却有富裕的实惠，没有作战的危险却有尊贵的荣耀，那么谁不愿意做呢？所以一百人从事智巧活动而只有一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智巧活动的人多，法制就败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少，国家就贫穷，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没有文献典籍，以法律为教育内容；没有先王的言论，以官吏为老师；没有私斗的勇武，以斩杀敌首为勇敢。这样国内的民众，谈论事情必须符合法律，行动都归结为功绩，勇敢的人都用到战场上。因此无事时国家富裕，有事时兵力强大，这就叫做王者的资本。积累了王者的资本，再利用敌国的过失，就能超越五帝，匹敌三王，必定靠这种法治。 如今却不是这样，士人百姓在国内放纵妄为，言谈者在国外借势谋利，内外勾结作恶来对付强敌，不是很危险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属于合纵连横的派系，就是有私仇想借国家力量报答。合纵，是联合众多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连横，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国；这都不是保有国家的办法。如今主张连横的大臣都说：“不侍奉大国，就会在敌国进攻时遭殃。”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好处，就要献出地图、交出印玺来乞求救兵。献出地图就会削减土地，交出印玺就会名声低落，土地削减国家就削弱，名声低落政事就混乱。侍奉大国实行连横，没见到好处，却失地乱政了。主张合纵的大臣都说：“不救援小国而去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人的支持，失去天下人支持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君主地位就低落。”救援小国未必有实际好处，就要出兵对抗大国。救援小国未必能保住它，而与大国交往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强国控制。出兵就会军队失败，退守就会城池失守，救援小国实行合纵，没见到好处，却损兵失地了。因此侍奉大国就会让外国势力在国内做官，救援小国就会让国内权臣在国外谋利，国家的利益还没建立，封地和高官厚禄已经到手了；君主的地位虽然低落，臣子却尊贵了；国家的土地虽然削减，私人却富裕了。事情成功就凭借权势长期受重用，事情失败就凭借财富退隐安居。君主听信他们的游说，对臣子，事情还没成功爵禄就已经尊贵了；事情失败而不惩罚，那么游说之士谁不用虚浮空谈来侥幸求利呢？所以国家破败君主被杀，是因为听信了言谈者的浮夸之辞，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不明白公私利益的不同，不分辨言论的对错，而且对失败者没有惩罚。那些人都说“侍奉大国可以称王，侍奉小国可以安定。”称王，是能够攻打别国的人；安定，是不可被攻打的人。强大，是能够攻打别国的人；治理得好，是不可被攻打的人。 ## 延伸阅读 通读全书见[《韩非子》目录](https://shu.cq2.cn/han-fei-zi.html)，更多典籍上[古籍书库](https://shu.cq2.cn/)；顺道读[诗词歌赋](https://shici.cq2.cn/)与[对联大全](https://dl.cq2.cn/)。更多传统民俗内容尽在[超群学道网](//www.cq2.cn/)。 --- 完整网页：https://shu.cq2.cn/han-fei-zi/wu-d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