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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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君主的过错，在于自己任用了臣子，却又一定要回头用自己并未任用的人去防备他

## 原文
人主之过，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雠，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於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惛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於事者困於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於后，后言不复於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於民心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赣窳墯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𨌑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於乱而容於治，故郑人不能归。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君主的过错，在于自己任用了臣子，却又一定要回头用自己并未任用的人去防备他。这种做法，其理由必然是与所任用的臣子为敌，而君主反而会受制于那个未被任用的人。现在用来防备别人的人，正是从前被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度来制服大臣的威势，就没办法取得小人的信任。君主如果放弃法度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那么关系亲密的就会结党相互吹捧，互相憎恨的就会结党相互诋毁；诋毁与吹捧交相争斗，君主就会迷惑混乱了。做臣子的，不靠吹捧请托就无法晋升，不违背法制、独断专行就无法树立威势，不借助忠信的名义就无法不受约束；这三点，都是迷惑君主、败坏法度的凭借。君主要使臣子即便有智慧才能也不能违背法制而专断独行，即便有贤德品行也不能超越功劳而抢先受赏，即便有忠信之心也不能脱离法制而不受约束；这就叫做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所诱惑的，有被言论所蒙蔽的，这两种情况不能不明察。臣子轻率地谈论事情，少要求费用，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受到诱惑而不明察，因此就多称赞他，这样就是臣子反而用事情来控制君主；像这种情况就叫做“被事所诱”，被事所诱的君主会困于祸患。臣子进言时要求少，但事后花费大，即使有功，他进言的内容也不真实；不真实的人有罪，事情办成有功一定要奖赏，那么群臣就不敢用花言巧语来迷惑君主。为君之道，是使臣子前后言行不一致，即使事情办成，也一定要追究他的罪责，这叫做“任下”。臣子为君主谋划事情，唯恐事情被否定，就先放出话说：“议论这件事的人，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如果听到这话就不再听取其他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这话也不敢再议论，这两种情势一被利用，忠臣的建议就听不进去，而只会说好话的臣子就独自被任用；像这种情况就叫做“被言所蒙蔽”，被言所蒙蔽的君主就会受制于臣子。为君之道，是让臣子说话必须承担说话的责任，不说话也必须承担不说话的责任。说话没有头绪、辩解无法验证的，这是说话的责任。用沉默来逃避责任、占据高位而不作为的，这是不说话的责任。君主要让臣子，说话的必须知道事情的原委并考察他的实际效果，不说话的必须询问他的立场来追究责任，这样臣子就不敢胡乱说话，也不敢沉默不语，无论说与不说都会受到追究。君主想要做事，不通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来表明自己的意图，那么去做事的人，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必定会招来祸害；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会依据事理而抛弃私欲。办事情有原则，计算收益多、耗费少的，才可以做。糊涂的君主不是这样，计算收益不计算耗费，即使耗费是收益的几倍，也不知道它的危害，这样就是名义上得到而实质上丧失，像这样就是功绩小而危害大。凡是功绩，必须是收益多、耗费少才可以称为功绩。现在耗费巨大而没有罪过，却得到很少就成为功绩，那么臣子就会耗费巨大而只成就小功，小功虽然成就了，君主却受到了损害。

不懂得治理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代，不要变更常规。”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不会听从，只以正确治理为准。既然如此，那么古代的规则不变、常规不改，就在于这些规则和常规是否还适用。伊尹不改变殷商的法度，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法度，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管仲不改变齐国的制度，郭偃不改变晋国的制度，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不能称霸。一般人之所以难以改变古法，是害怕变更会使民众不安。不改变古法，是沿袭导致混乱的旧制；顺从民心，有时会放纵奸邪的行为。民众愚昧而不知道祸乱，君主懦弱而不能改革，这是治理的失误。作为君主，有明察的智慧来懂得治理之道，又有威严的决断力来贯彻执行，所以即使违背民心也要确立正确的治理。比如商鞅在朝内朝外都立法令，手持重盾预先戒备。所以郭偃开始治理时，晋文公身边有护卫；管仲开始治理时，齐桓公身边有武车；这都是为了防备民众。因此，那些愚昧、迟钝、懒惰的民众，会因吝啬小的耗费而忘记大的利益，所以像樊於期（这里“夤虎”应为樊於期或类似人物之误，暂作“樊於期”解）那样被诽谤。对小的变动而失去长久的便利进行非议，所以邹贾反对军队的运载。习惯了乱世而对治理感到不安，所以郑国的人不能回归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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