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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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害怕死亡、逃避战争的人，是投降败逃的民众，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贵生之士；学习道术、树立私说、违背法制的人，是脱离法制的…

## 原文
畏死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涌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於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於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於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於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於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於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无爱，令之行於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䇲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於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於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於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於山，而踬於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今学者皆道书䇲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於用力，上治懦则肆於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已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於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 白话译文（AI 辅助整理）
害怕死亡、逃避战争的人，是投降败逃的民众，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贵生之士”；学习道术、树立私说、违背法制的人，是脱离法制的民众，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文学之士”；游手好闲、坐享厚禄的人，是不劳而获的民众，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有能之士”；言辞诡辩、玩弄智巧的人，是虚伪欺诈的民众，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辩智之士”；持剑行刺、攻击杀戮的人，是暴戾凶悍的民众，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廉勇之士”；窝藏罪犯、隐匿奸邪的人，是本该处死的民众，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任誉之士”；这六种民众，是世俗所赞誉的。冒险赴难、献出忠诚的人，是守节而死的民众，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失计之民”；少见闻、顺从命令、恪守法制的人，是维护法制的民众，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朴陋之民”；努力劳作、自食其力、创造财富的人，是生产获利的民众，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寡能之民”；品行敦厚、纯粹质朴的人，是正直诚实的民众，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愚戆之民”；重视命令、敬畏公事、尊崇上级的人，是尊重君主的民众，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怯慑之民”；挫败盗贼、阻止奸邪的人，是使君主明察的民众，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谄谗之民”；这六种民众，是世俗所诋毁的。奸诈虚伪、对国家无益的民众有六种，而世俗却那样赞誉他们；致力于耕战、对国家有益的民众有六种，而世俗却这样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为私利而赞誉前者，君主听信虚名而礼遇他们，受到礼遇的地方，私利必然随之而来。百姓因私利受损而诋毁后者，君主受世俗蒙蔽而轻视他们，受到轻视的地方，祸害必然随之而来。所以，名声和赏赐给了那些因私心作恶而应当治罪的民众，而诋毁和迫害给了那些为公行善而应当奖赏的士人，这样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谚语说：“处理政务，就像洗头一样，虽然会掉头发，但一定要洗。”吝惜掉头发的损失，而忘记洗头能使头发长得更好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如同治疗毒疮会痛，喝药会苦，但因为怕痛苦，不去治疗毒疮、不服药，那么身体就不能痊愈、疾病就不会好了。

如今君主和臣民之间，没有父子般的恩情，却想用道义来禁止臣民，上下之间必然会产生隔阂。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溺杀。他们都出自父母的怀抱，但男孩受祝贺、女孩被溺杀，是因为考虑到以后养老的便利，计较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对待子女，尚且用算计的心理，更何况没有父子般恩情的君主和臣民呢！

如今学者们劝说君主，都要人去掉求利之心，出于相爱之道，这是要求君主的恩情超过父子亲情，这是不明于论说恩情与欺诈的虚妄之言，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会接受。圣人治理天下，要详审法令禁规，法令禁规明确严明，那么官吏就有法可依；坚决执行赏罚，赏罚不偏私，那么民众就会听任驱使。官吏各司其职、治理得当，国家就会富裕；国家富裕，兵力就会强盛，那么称霸天下的大业就建成了。称霸天下，是君主的最大利益。君主挟持最大利益来处理政务，所以他任用官员要求与才能相称，他施行赏罚没有偏私。让士人和民众清楚地知道，努力尽职、拼死效力，那么功绩就可以建立，爵位俸禄就可以获得；爵位俸禄获得，那么富贵的大业就建成了。富贵，是臣子的最大利益。臣子挟持最大利益来从事政务，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命令，竭尽全力而不抱怨。这就叫做君主不施仁爱，臣子不必尽忠，但却能成就称霸天下的大业。

奸邪之事，必须知晓才能防备，必须惩处才能制止；不知晓就会放肆，不惩处就会盛行。把轻便的货物放在隐蔽处，即使是曾参、史鱼这样的贤者也可能被怀疑；把百镒黄金悬挂在闹市，即使是大盗也不会拿取。不知晓，那么贤者在隐蔽处也可能被怀疑；必然知晓，那么大盗在闹市也不敢拿取悬金。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设置多重监察，加重对奸罪的惩罚，使民众靠法制来约束自己，而不是靠个人的廉洁来自觉停止犯罪。母亲爱孩子胜过父亲十倍，但父亲的命令在孩子那里比母亲的命令管用十倍；官吏对民众没有爱心，但官吏的命令在民众那里比父亲的命令管用一万倍。母亲积累爱心，但命令往往行不通；官吏运用威严，民众就会听从。威严与慈爱的利弊也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行动上希望他们安全有利，立身处世希望他们远离罪过；君主对于民众，有危难时要求他们拼死效力，安定太平时要求他们竭尽全力。父母用深厚的爱把子女约束在安全有利之中，但子女却不听从；君主不用慈爱和利益，而要求民众拼死效力，命令就能推行。英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慈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用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大多失败，这是因为滥用爱心；父亲用淡薄的爱教育鞭打，子女大多学好，这是因为运用了威严。

现在普通家庭治理产业，用饥寒来磨炼家人，用劳苦来督促家人，即使遭遇战争的祸难、饥荒的灾患，能够穿暖吃饱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用衣食来怜惜家人，用安逸快乐来施恩家人，一旦天灾年荒，卖妻卖子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所以，法令作为一种治国之道，开始痛苦但长久有利；仁爱作为一种治国之道，苟且偷乐但最终穷困。圣人权衡利弊得失，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采用法令的互相磨炼，而摒弃仁人的互相怜惜。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方术。凡是赏罚必须坚决，是为了鼓励和禁止。奖赏丰厚，那么想得到的东西就能迅速得到；惩罚严厉，那么想禁止的坏事就能迅速被禁止。想获利的人必然厌恶受害，害是利的反面，与所想的相反，怎能不厌恶。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混乱，乱是治的反面。所以，想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人，他的奖赏必然很丰厚；厌恶国家混乱很厉害的人，他的惩罚必然很严厉。如今主张减轻刑罚的人，他们厌恶混乱不厉害，想治理好国家也不厉害，这不仅没有治国之术，而且也没有治国的行动。所以，区分贤与不肖、愚与智的标准，在于赏罚的轻重。而且，重刑并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英明君主的法制，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惩治盗贼，不是只惩治被捉住的这个盗贼；如果只惩治被捉住的，那就等于惩治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指已无法挽回损失）。惩罚犯人，不是只惩罚被抓住的这个人；如果只惩罚这个人，那就等于惩罚一个在劳役的犯人（指对阻止犯罪无益）。所以说，加重一个奸人的罪行，从而制止国内所有的奸邪，这就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重刑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至于厚赏，并不只是奖赏有功的人，又是为了激励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感到利益丰厚，没有受到奖赏的人羡慕这份功业，这就是奖赏一个人的功劳而激励全国的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厚赏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今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轻刑可以制止奸邪，何必用重刑呢？这是没有明察治国之道的人。用重刑能制止奸邪，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所以君主设立重刑而奸邪就会全部被制止，奸邪全部被制止，这又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指奸人所获得的利益很小，而君主所施加的惩罚很大；民众不会为了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然会被制止。所谓轻刑，是指奸人所获得的利益很大，而君主所施加的惩罚很小；民众贪图它的利益而轻视它的惩罚，所以奸邪不能被制止。所以古代圣人有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高大，所以人会小心顺从；土堆微小，所以人会轻视它。如今实行轻刑罚，民众必然轻视它。犯了罪而不惩罚，这是驱使全国民众犯罪；犯了罪就惩罚，这是为民众设下陷阱。所以，轻罪就是民众的小土堆。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方法，不是搞乱国家，就是为民众设下陷阱，这才可以说得上是伤害民众了！

如今学者都称引书本上的颂扬之语，不考察当今的实际情况，说：“君主不爱民众，赋税经常很重，那么用度不足而民众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他们认为使民众财用富足再加上关爱，即使减轻刑罚也可以治理好国家。这话是不对的。凡是君主实行重赏重罚，本来是在使民众富足之后。即使财用充足而给予厚爱，减轻刑罚仍然会导致混乱。那些当家的父母溺爱子女，财货充足够用，财货充足就会滥用，滥用就会奢侈浪费；对子女亲爱就不忍心管教，不忍心就会骄纵放肆；奢侈就会导致家贫，骄纵放肆就会行为暴虐，这就是财用充足而爱心深厚，反而轻视利益的祸患。人的本性，财用充足就会懒于劳作，君主治理软弱就会放肆为非作歹；财用充足而努力劳作的人像神农那样，君主治理软弱而品行修好的人像曾参、史鱼那样；但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鱼，这是很明显的。老子有句话：“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而不追求满足之外的东西，这是老子的境界；如今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这是把民众都看成像老子一样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还不满足于尊贵，富有四海还不满足于财宝。统治民众的人即使使民众富足，也不能使他满足于做君主，天子夏桀未必满足于天子的地位，那么即使使民众富足，又怎么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适应时事来获取财物，评定赋税来均衡贫富，用厚禄来使贤能之士尽心效力，用重刑来禁止奸邪，使民众通过努力获得财富，通过立功获得尊贵，通过犯罪接受惩罚，通过功绩获得赏赐，而不指望慈爱赏赐的恩惠，这才是帝王的政治。

人都睡着，那么盲人也看不出来；都沉默，那么哑巴也听不出来。醒来后让他们看，提问让他们回答，那么哑巴和盲人就无能为力了。不听取他的言论，那么没有学识的人不会被发现；不让他担任职务，那么没有才能的人不会被发现；听取言论而要求它符合实际，担任职务而要求他做出成绩，那么没有学识和没有才能的人就无路可走了。如果想得到力士而只听他自夸，即使是庸人和力士乌获也无法分辨；给他鼎俎让他举，那么疲弱和强健就立刻显现了。所以官职就是鉴别人才的鼎俎，让他担任具体事务，那么愚笨和聪明就区分开了。所以没有学识的人因为不被任用而侥幸得逞，没有才能的人因为不被委任而逍遥法外，言论不被采用却自我文饰作为辩才，自身不被任用却自我粉饰作为高明，君主被他的辩才迷惑，不加考察地认为他高明而尊重他，这是不等看清就认定他眼明，不等回答就认定他口才好，哑巴和盲人就无法被识别了。英明的君主听取言论必定责求它的实际用途，观察行为必定追求它的功绩，那么虚伪陈腐的学说就不会被谈论，夸耀欺诈的行为就不会被掩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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